第一章　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研究的概述

第一节　安全共同体研究概述

一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界对“安全”的研究概述

“安全”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国际政治学科的学科发展谱系中，各流派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安全”和实现安全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在较长时间内，由于武力争斗和围绕武力争斗而进行的权谋博弈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现象，现实主义成为统治国际政治意识领域的主流观念。如国内国际政治权威专家秦亚青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实主义一直是重要的理论流派。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名著，马基雅维利的利益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尼布尔的原罪思想等都对国际关系学产生重大的影响。”[1]学界公认的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显学肇始于汉斯•摩根索发表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列强冲突带来的阴影过于强大，直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现实主义都主宰着国际政治的主流思维方式。现实主义者普遍接受了源自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对人性持有的悲观的假设，在他们看来，人性目的是为了追求自利，这种追求私利的动机驱使人类不断使用武力，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世界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与国内社会所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类似政府一样的权威，因此国际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如现实主义者约翰•赫兹所提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囚徒的困境”之中，担心他国对自身造成的安全威胁，在这种“安全困境”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身的实力以应对来自他国的武力挑衅，从而获得安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假设被现实主义者普遍接受而成为现实主义范式理论的重要核心假设之一。例如，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人性的“恶”，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争夺更多的权力。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实力分配结构，这种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作为国际结构单元的对外行为发生变化。由于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是在科学行为主义影响下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抽象化、实证化的一种尝试，新现实主义理论很快跃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均围绕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的继承和批判展开。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现实主义开始分化，向“最小现实主义”，即偏离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和“最大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两种类型转化。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最大现实主义提出了较以往现实主义更为悲观的假设，认为大国的实力分配将使得无政府状态加剧和国际政治结构的不稳定。而最小现实主义者则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被以往新现实主义所忽略的国内因素，并开始与其他的流派合流，例如约瑟夫•格里科为代表的最小现实主义者开始探讨国际制度合作问题。普特曼提出双层次博弈，考虑国内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等等。总之，人性悲观假设，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实力追求成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共同的理论关键词。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的利己性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使得国家之间的真正的信任与合作不可能实现，对于“相对收益”的追求使得国家之间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而仅仅暂时能够形成一种脆弱的合作格局。

相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结构未来发展的研究和结论明显更加乐观。自由主义者吸收了源自康德、格劳修斯、亚当•斯密的合作交换假设和法律制度研究框架，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人类的市场交换特性一样是可能的。尽管国际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机制能够起到节约国家之间交易成本的功能而促使国家之间在包括安全等各个方面进行合作，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目的是为了追求“绝对收益”因此是可能的。建构主义者则批评现实主义过分强调物质权力，忽视了作为主体间性的国际政治结构的作用。尽管物质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但是物质的意义必须由观念所赋予。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建构，而并非实在存在，国家间的主体间性会不断演化，从相互争斗的“霍布斯状态”进化到普遍和谐的“康德状态”。

简言之，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追求安全来进行防御，甚至国家还会贪得无厌用权力压制他人。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机制能够通过促进合作带来安全。建构主义者则相信“智子疑邻”的身份逻辑，认为人类的主体间性必然会演化到世界大同的状态，因此全面的安全的到来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对“安全”及其取得过程的因果关系高度关注的普遍理论取向的影响下，一些与传统现实主义不符的国际关系现象引起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关注，即，一些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现象何以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尽管存在实力大小的差异，却能够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实现“相安无事”，尽管存在各种利益争议，这些国家往往并不选择通过武力解决彼此争端？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推进了安全共同体理论在发展，安全共同体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又与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相互融合，体现了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

二　安全共同体理论

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尽管最早由理查德•凡•瓦根所提出，但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对安全共同体进行系统的论述。真正将安全共同体理论系统化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1957年出版的《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区域》一书中，多伊奇考察了历史上德国、哈布斯堡王朝、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实践并系统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理论”。他对“安全共同体”的定义是，“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integration）’的集团，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以武力相互损害，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2]在该书中，多伊奇将安全共同体分为两个类型，“混合的安全共同体”（amalgamated）和“多元的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前者以美国为例，许多的政治单元最后形成了一个政府，成为一个国家。后者则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相互之间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多伊奇看来，这些国家之间之所以能够放弃武力解决争端是因为它们之间共享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我们”身份认同。“一种相互的同情和忠诚，也是一种‘我们感’（we－feeling）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我形象和利益的认同以及对于彼此行为的预期。”[3]

在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下，多伊奇的理论主要采用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具体采用了一体化理论、沟通理论和博弈理论。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理论的核心就是沟通交往。上述“共同体”感和“我们的认同”来源于交流，“交流能够使一个群体的思想一致，观点一致同时行为也可以保持一致。”[4]尽管在一个地区中的许多国家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包括移民、商贸、跨文化交际等活动后，在彼此相互了解的情况下一种安全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获得实现。

冷战结束后，多种形式的“合作安全”的兴起突破了主流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的“安全困境”，这种新的现象的出现使得多伊奇所提出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得到了学界更多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规范”、“主体间性”的建构主义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审视“安全公共体”理论，赋予其新的理论意义和营养。以多伊奇的学生伊曼纽尔•阿德勒、巴奈特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开始关注当时并未取得较大影响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并采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为框架，对安全共同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阿德勒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当一个国家集团，秉承一种消除争端的目的，集体放弃了暴力作为解决它们差异的手段的时候，安全共同体就出现了。”[5]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对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的看法相比他们的前辈更具体系性。在他们看来，安全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过程。放弃暴力解决彼此争端的惯例主要来自互动、社会化、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建构。相比现实主义所强调物质实力，建构主义者则更加重视观念、文化和认同在对外决策和安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

阿德勒和巴奈特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在该地区内的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他们提出，安全共同体具有三个特征：“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现出来的互惠性。”[6]同时，作为建构主义者，他们批判了现实主义基于利益和偏好选择均势策略以获得安全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看来，安全的预期同样来源于共同体对于利益的共同理解和相互之间的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存在导致了对于同样实力的不同态度而使得新现实主义的实力规则并不那么奏效，这样，安全共同体理论被纳入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和争鸣过程之中。

在建构主义者的安全共同体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安全共同体演化变迁规律的探索：在《安全共同体》一书中，阿德勒论述了安全共同体产生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现实的需要和国家间的相互沟通促成了共同的利益。第二阶段，国家之间的集体认同观念产生，国家之间实现了对和平变革的预期。第三阶段，安全共同体成熟，国家之间形成了高度的信任。

作为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阿米塔•阿查亚在阿德勒后继续使用建构主义方法论发展了安全共同体理论。在他看来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是将国际关系看做是一个交易、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化驱使下进行社会学习和形成认同的过程”。[7]阿查亚对于安全共同体理论的贡献就是将安全共同体从成熟的民主发达国家扩大和转移到较为贫穷弱小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东南亚国家同样可以通过社会化的互动而建构一个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共同体。

从上述对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安全共同体意味着许多国家之间通过各种类型的互动而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基于共同的身份关系的信任和利他关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之间尽管存在争端，但是均放弃武力解决争端并相信共同体内的其他国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政策，最终所有国家都不会使用武力而都能够获得安全。在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中，阿米塔•阿查亚的研究由于关注了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特殊性和使用了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建构主义研究方法而值得我们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