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丑诋建文君臣：《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事迹》

仁宗即位后，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为总裁，纂修《明太宗实录》，未几仁宗卒。宣宗即位后命继续修纂，修史人员无大的变动，宣德五年（1430）修成。卷一至卷九称《奉天靖难事迹》（以下简称《实录》），记载朱棣起兵与称帝事迹。

一　与《奉天靖难记》书法比较

该书历史书法兼采《奉天靖难记》（以下简称《靖难记》）与《大明神功圣德碑》，因此，与《靖难记》的书法相比有同有异。相同处有：称燕王起兵为“靖难”，称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这是最关键的两条，决定了对整个事件是非对错根本性质的评价。

两书书法同中有异处较多，大约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建文年号问题。《靖难记》不用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实录》则只在诬毁建文帝时用过一次“建文元年”字样：“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11]，其他地方则称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明显是指称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但却用其年而舍其号。想不承认又否认不了，想不用又没别的好办法，欲拒还休，从又不甘，真是尴尬、勉强得很！

（2）关于建文帝的称谓问题。《靖难记》直呼“允炆”，所记朱棣的言谈与上书均不称“陛下”；《实录》称建文君，书朱棣上疏曰“陛下”，略示尊重之意。这只能视为当时官方“对建文帝的敌对情绪有了一些缓和”[12]，并非真正承认了建文帝的历史地位。

（3）官军的称谓问题。《靖难记》诬官军为“贼”，《实录》称为“敌”。“贼”是带有价值否定性评价的字眼，而双方交战，均视对方为敌，“敌”只是表述双方对立的事实。这表明《实录》的建文历史叙述比《靖难记》稍显客观一些。

二　与《奉天靖难记》内容比较

《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事迹》以《奉天靖难记》为蓝本而写成，两书的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有关以朱棣为嫡子、太祖欲传位于燕王、建文帝的结局、方孝孺祈哀等关键部分，两书的文字描写几乎相同。只是关于建文结局的部分，《实录》虽承袭“焚死”说，但在表现朱棣对此的态度上，两书文字稍有区别，可见后来之文饰。《靖难记》作“上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13]而《实录》作“上哭曰：‘果然如是痴矣？即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遂至此乎！’”[14]明显地，经过修饰的《实录》，朱棣对建文之死表现得要悲伤、有感情一些，这其实是想表白朱棣忠爱、无叛逆之心罢了。

《实录》继续坚持攻击懿文太子与建文帝的立场，编造事实，罗织罪名，但与《靖难记》比较起来，删除了一些造假痕迹太过暴露的内容，其他部分用词也要温和一点。

先谈两书对懿文皇太子的态度。

《靖难记》记太子诸多恶行，悖道失德，忤太祖意，几欲兴兵作乱。《实录》只谓“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又闻其宫中过失”[15]，删去不少内容，语意轻淡许多。

描写太子与燕王之间的矛盾，用语也比以前要温和。如记太祖与高后议论对懿文太子的不满，欲改立燕王为太子，《靖难记》谓“有潜以告太子者，太子乃日夜伺察太祖”，《实录》无此语。蓝玉私交太子，《靖难记》称“玉出，太子语玉曰：‘卿为多方采察，有所闻，即以告我。’玉应之。由是太子渐至猜疑于上矣。乃日夜构衅，求所以倾上”，《实录》未记此事。《靖难记》谓晋王私有储位之望，僭储法物，“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自此性益猜忌，荒淫无度，丑声日闻于外，又好弄兵，擅杀人。一日无事，以军马围村落，屠无罪二百余家，其惨酷尤甚。常饲恶犬，以啮人为乐，犬不啮，即杀其犬，小儿为犬所啮，死者甚众，臣下无敢谏者，谏即挞杀之”。又称晋王的恶劣行径遭太祖谴责后，太子诬为燕王告发，“由是太子与晋王深相结交，构媒孽”，遂诬陷燕王“尝见龙，自言当有天下”[16]，《实录》删减了大段文字，太子挑拨离间和晋王诬告的事也没有了，仅剩下面内容：“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后晋王与上俱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得。”

《实录》仍然继续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建文帝，用大段文字描绘建文帝的荒淫。

自是朝廷日益娇纵，简宗庙之礼，兴土木之役。遣宦者四出，选女子充后宫，媚悦妇人，嬖幸者恣其所好，穷奢极侈，亵衣皆饰珠绣，荒淫酒色，昼夜无度，临朝之际，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而敬礼桑门，出公主与尼为徒。倚信阉竖，与决大事，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凌辱衣冠，虐害良善，纪纲坏乱，嗟怨盈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新宫初成，妖怪数出，起而索之，寂无所有，亦不介意。于是太阳无光，星辰紊度，慧扫军门，荧惑守心，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文华门、承天门及武库相继灾，君臣之间恬嬉自如。[17]

上述文字，仍是罔顾事实，大肆诬陷，但比起《靖难记》中的描绘来说，还是文明了点。如《实录》虽继续诬建文帝媚悦妇人，荒淫酒色，但如“御老妇人”、“缚牝羊母猪与之交”等污秽内容被删去。

《实录》所做的这些修改，是因《靖难记》“对懿文父子过分诬毁，虽足称快于一时，实难征信于后世”[18]，不过，就诬毁建文父子来说，《实录》与《靖难记》没有本质不同。后来野史同情建文帝，不满官书的诬毁，此实一重要原因。

两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对遭削废的五王是否有罪的看法不同。《靖难记》引朱棣谕将吏军民，曰：“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芟夷五王”；朱棣第一次上书，谓奸臣用事，跳梁左右，“乃构陷诸王，以撤藩屏……且以诸王观之，事无毫发之由，先造无根之衅，扫灭之者，如薙草菅，曾何有衋然感动于心者”[19]。后又谕众人曰：“比我皇考宾天，太孙嗣位，年幼昏惑，奸臣齐泰、黄子澄在侧用事，邪谗慝，交构祸机，废弃典章，渎乱人纪，谋害亲王，摇撼宗社。诸王守分，无隙可乘，加以大罪，削除其国，伤绝伦理，行道咨嗟”[20]。三十四年（1401）上书：“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诛灭亲王为心，父皇太祖高皇帝宾天未及一月，听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灭其国。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无罪，令其阖宫焚死。齐王无罪，将为庶人，拘囚京师。岷王削爵，流于漳州。至于二十五弟病不与药，死即焚之，弃骸于江。”[21]可见，《靖难记》丝毫不承认诸王有什么过错，即有，亦为奸臣的欲加之罪。

《实录》则承认诸王的不法之事。如齐、黄商议削藩时，黄子澄谓：“周、齐、岷、代在先帝时尚多不法之事，何况今日？”[22]燕王第一次上书称：“、榑、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虽其皆有愆过，未闻不轨之图……”[23]“皇考宾天，少主不明，奸臣齐泰、黄子澄在侧用事，擅权怙势，变更成法，邪谗慝，构祸宗藩，撼摇宗社，以微过削夺五王。”[24]。“有爋……周王第二子，建文中尝告其父不轨。”[25]两书的记载不同，应该说是《实录》的记载符合实际情况一些。《靖难记》撰写在永乐初期，那时，朱棣是以父皇子孙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和诸王的“蜜月期”还没结束，骄横的藩王还未受到惩戒，故为诸王讳。而《实录》修于宣德时，明成祖朱棣因各种原因惩戒诸王，用不着再为诸王讳，不然，反而显得朱棣的处罚是师出无名了。

两书对汉王高煦的记载也不相同。汉王是朱棣的第二子，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永乐初修《靖难记》对此不予避讳。如记白沟河之战，“汉王率都指挥张玉、朱能、丘福等马步齐进，人自为战，勇气百倍”，官军从背后袭击燕军，被朱棣发现，情急之中，率数骑突入官军中力战，力将不支，危急时，“汉王率精骑千余至，上曰：‘诸将正鏖战，尔何故来？’汉王曰：‘吾闻至尊以数骑当贼众，故来。’上曰：‘吾战疲矣，尔进击贼。’汉王率众接战，彼此相持”[26]。朱棣从内心里是喜欢勇武如己并立有战功的二儿子的。后来，他做皇帝后，长时间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高煦也一直觊觎储君的位置，长子朱高炽的皇太子身份是在许多大臣的护翼下才艰难地保住的。宣德时，高煦竟起兵反叛，宣宗亲率大军讨平，不久高煦被处死。此时所修的《实录》，汉王的战功就不见了，还增记了汉王之恶事数端。一件事是高煦擅笞驿官，《靖难记》无片语言及，《实录》于朱棣上书中揭出此事，“谓臣第二子高煦过涿州，擅笞驿官，此实臣失于教训，然笞一驿官，遂指臣为不轨之迹，冤滥之过，何以服天下后世？”[27]致李景隆书再次提及：“权奸所指予罪凡八……其一谓第二子高煦擅笞驿吏，固是过矣，而遂指为父子不轨，其亦可以服人乎？”[28]另一件事是方孝孺施离间计，《靖难记》只简单地记此事之经过，《实录》则增加了高煦、高燧构陷仁宗之由，称方孝孺谓：“燕世子谨孝仁厚，得国人之心，燕王最爱重之。而其弟高煦狡谲，素忌其宠，屡谗之于父，不信。今但用其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29]

一般说来，愈后修的官书对史事修饰得愈圆满，其失真就愈多，不过，也有例外，上面所举就是几个实例。王崇武谓：“《实录》之修正愈多，则史事之失真愈甚，然亦有因政治上之升沉变化，《实录》之文转可泄露真相者。”[30]诸王及高煦之过错的揭露，就是因政治变化而转露出真相者。

两书都对朱棣尽力美化与回护，然《实录》后出，手法更圆融、高明。如燕王上书劝谏削藩，《靖难记》记朱棣料事虽明，言语却有伤忠爱：“上以书稿示群臣，群臣见者咸曰：‘辞旨恳切，必能感动，早得休兵息士，诚为至愿。’上曰：‘孝悌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视予之言，岂得不恻怆于怀也？陈道晓切，冀其开悟，彼能感动，在移转之间耳！然予度之，彼忍如此，又况日迩小人，闻见昧于大道，必欲逞其狠毒，纵有百口哀诉，亦难回也。卿等试观之。”[31]《实录》记朱棣于此事，则是以善心度人，显得温厚善良：“上以书稿示群臣，见者咸言辞旨恳切，必能感动，早得休兵，诚为至愿。上曰：‘孝悌者，人心所同。苟有人心，一观斯言，岂得不感动？彼能感动，在转移之间耳。’”[32]此类不同，还有很多，我们研究采用时应予以注意。

三　《明太宗实录》别卷与建文史相关的内容

由于建文史原始资料的极端匮乏，《奉天靖难记》与《明太宗实录》两书尽管存在大量的歪曲、粉饰现象，却仍然是研究建文史不得不小心地借鉴的参考资料。《实录》前九卷系删改《靖难记》而得，而第九卷后半部分与其后几卷的内容，却是《靖难记》所没有的，其中，有一些材料与建文史有关，只要小心地剔伪存真，对于建文史研究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1.从明成祖恢复洪武旧制的行为中管窥建文改制

改洪武旧制，是朱棣攻击建文君臣的主要理由。而在《靖难记》中，除对废藩稍有介绍外，其他内容很少涉及，《实录》第九卷后半部分与其后几卷，记朱棣恢复洪武旧制的情况，间接涉及建文改制的内容。在此，谨作如下梳理。

朱棣攻进南京、尚未正式登基前，即下令恢复旧制：

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复诸殿门旧名，盖建文中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正前门为辂门。至是首命撤之，悉复其旧云。[33]

甲戌，上谕群臣曰：“我皇考肇造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比者建文君信任奸回，悉更旧制，使天下臣民无所遵法。予荷天地考妣之佑，继承天位，凡皇考法制为所更改者，悉复其旧。”[34]

即帝位后，于七月壬午朔告祀天地，御奉天殿，下诏，重申：

所有合行庶政，并宜兼举……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35]

他还多次批评建文改制纷扰，乃“败亡”之道：

上曰：“如切系军民利害者，可因时损益，既于军民利害无关涉，何用更改？况前人创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无弊辄改，何为？此其所以败亡也。俱速改复旧制。”[36]

上视朝罢，以建文多改旧制，顾左右侍臣，叹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袭，行之已久，何关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干，何忍纷纷为此？”于是，天颜怆然变色，既又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戒！’警后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37]

《实录》卷十记载了不少朱棣恢复洪武旧制的实例，如使用逆读法，可以了解不少建文改制的内容，以弥补原始资料的不足。下面这段材料，就较集中地反映了建文改制的情况：

吏部言建文中改旧官制，如六部尚书旧正二品，升正一品，又增设侍中二员，正二品，所属诸司旧有清吏二字，皆除去。户、刑二部属旧十二司改为四司，工部增设照磨所，兵部旧设典牧所，户部设赃罚库，皆革罢。都察院改为御史府，旧设十二道改为左右两院，御史止设二十八员。改通政使司为通政寺，旧设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改为卿、少卿、丞。翰林院官旧设学士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其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侍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孔目为首领官。中书舍人旧在内府，别有印信，于翰林非统属，建文于翰林增设正官学士承旨一员，在学士之上又改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以居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侍诏，其侍书升正七品；文史馆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簿，创置典簿厅条记，而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以隶翰林。又增设文渊阁待诏及拾遗、补阙，增设五军断事、五军制禄仓，革罢大理寺左右寺、寺正寺副，增置本寺首领官典簿及太常寺赞礼郎二员、太祝一员。光禄寺少卿旧五品，升四品，寺丞旧六品，升五品，又增设监事及司圃所，改司牲司为孳牲所，升其品级。太仆寺寺丞旧六品，升五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而升其品级，又增设录事及典厩、典牧二署，骕等十八群，滁阳等八牧监，龙山等九十二群官。鸿胪寺少卿旧从五品，升正五品，寺丞旧从六品，升正六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亦升品级；革罢司仪、司宾二署，而升其鸣赞序班品级。行人司旧别有衙门印信，于鸿胪寺非统属，革罢行人司，而以行人隶鸿胪寺。升国子监丞为堂上官，革罢学正、学录。增设钦天监五官监候，增设选士院及应天府知候所，改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升各卫经历品级；又增设知事，增设旗手等四十四卫武学及置锦衣卫带管，优给武学所教授；增置各王府宾辅、伴讲、伴书，各布政司布政使旧从二品升正二品，参政旧从三品升正三品，参议旧从四品升正四品，改各处提刑按察司为肃政按察司。[38]

该段资料，包括了建文朝改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建文改制并非只是对官职、衙门的名称有一些改变，其主旨是要提高文臣的品级地位，这与乃祖朱元璋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朱元璋压低百官的品级，其目的在于突出皇权，而建文帝重用文臣，彰显儒道，试图建立一个君臣共治、天下雍熙的理想社会。

另外，建文帝还对官员的职责、考核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体现了建文施政重德的总体倾向，如按察司官、监察御史、各处巡检等，其职责旧以刑名、捕盗等为主，改为建明政事、宣扬教化为主。而考核制度的变化，也体现出宽和简便的原则：

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甲午，革建文中所设河北都司、湖广行都司。吏部言建文中所改旧制，如在外文职官，旧制考满，俱亲赴京给由，建文中止令进缴牌册。各处闸坝、驿丞、递运、司狱等官，旧俱三年一考，建文以其非钱谷衙门，徒劳往复，止令申报事迹，九年通考。在外府州县官旧考满，填写纸牌，攒造功绩、功业、须知文册三本，亲赉给由，建文止令造进功业文册一本、纸牌一面。按察司官并监察御史旧考满，将任内历问刑名、追过、赃罚录为事迹，建文以建明政事、纠击奸贪、荐举循良、宣扬教化为风宪政绩。各处巡检，旧三年为满，以所获盗贼军囚多寡为黜陟，建文改为九年，仍验其地方冲要僻静、才力优劣为考核。教官旧九年为满，俱从合于上司考核，要见所考词语送部覆考，又以科举多寡为黜陟，建文革去考核词语，止论科举多寡。今悉宜复旧，从之。[39]

建文时期还对地方机构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其中除少量的增加外，省并州县、裁撤卫所的数目不小。朱棣即位后，打着“尊祖制”的旗号，全盘否定建文改革，全面恢复洪武旧制，“凡中外大小衙门，有创革升降，官员额数有增减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并合遵复旧制”[40]，“兵部奏复旧制，遂命天下军卫所改革者，悉复其旧”。但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具体记载很少，只有寥寥几条，如“复沈阳左右二卫，初建文中改沈阳左卫为衡山护卫，右卫为临安护卫”[41]，“复设牧马千户所”[42]，“复设建阳卫杭州前卫”[43]等。

2.朱棣亲自上阵攻击建文帝

在“靖难”战争期间，朱棣对建文帝的批评还算克制，因为他不想扮演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口口声声称要“周公辅成王”。而在他即位以后，不再需要周公这个借口了，反过来要为自己的篡位找理由，所以，他一面宣扬自己是高后亲子、太祖属意的皇位继承人选；一面亲自上阵，攻击建文帝，以建文帝的无德无能说明他不适合作为人君，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

朱棣进入南京，尤其是即位以后所发表的诏书及敕谕，对建文帝的攻击大大升级。如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壬午朔告祀天地于南郊，其祝文曰：“允炆嗣登大位，崇信奸回，委政近侍，改更祖宪，戕害诸王，祸机之发，将及于臣。臣不得已举兵清君侧之恶，以为万姓请命。允炆自弃于天，阖宫自焚。”祭毕还奉天殿，下诏曰：“少主以幼冲之姿，嗣守大业，秉心不顺，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放黜师保，委政宦竖，淫佚无度，天变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惧，灾延承天而文其过，蝗飞蔽天而不修德，祸机四发，将及于朕……庶几周公辅成王之谊，而乃不究朕怀，阖宫自焚，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蔽，鬼神所不容。”[44]这些文字，令人想起明初《奉天靖难记》等官修史书对建文帝的肆意侮辱，原来都是秉承朱棣之意，他才是改纂历史的总导演，史官不得已承其旨意罢了。

仔细研读《实录》，还可以找出不少于建文史研究有用的史料。如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属州县官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皇上举兵靖难之际，俱弃职远避，宜置诸法，命入粟赎罪，毕发兴州屯戍”[45]。这条史料，使我们知道，燕王举兵之际，在自己的封国内就遭遇到强烈的抵制，遑论其他地区了。这粉碎了燕王多么正义、受民拥戴的假宣传，间接证明建文帝是得人拥护的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