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帝王与民间的态度

一　仁宗宽宥“奸党”亲属

一个再有权势的人，也不可能抗拒时间巨人的脚步将他送入历史。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去世，他的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此时，朱棣一系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不用再担心建文势力的复辟问题，并且，永乐时穷治“奸党”，持续时间长，打击面宽，直至朱棣晚年，依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皇帝继位，需要营造出一种新气象，推行几项得人心的政策。所以，仁宗登基后不久，着手解决广受株连的“奸臣”亲属问题：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札付礼部尚书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1]

次月，又下令兵部，对于全家发配戍所的建文诸臣的外亲，“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2]。这是在“靖难之役”二十二年后，终于第一次有条件地开释获罪的诸臣亲属。但这仅仅是有限度的宽宥，不是平反，忠于建文的诸臣仍被视为“奸党”。

不过，仁宗是自相矛盾的。他在私下里与大臣的谈话，又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3]。忠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伦理准则，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燕王集团与建文集团属于对立的双方，凡忠于建文者，无疑会被燕王集团视为奸臣，但是如从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建文诸忠的大义行为，无疑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值得肯定。所以，仁宗在不同的场合，会说出互相矛盾的话来。

仁宗发布宽宥“奸臣”亲属的命令，指明两种情况：一是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的亲属，如有幸存者可宥为民，给还田土；二是被发配戍边的外亲，除留一人戍边外，余可迁回。据现存资料来看，命令发布后，几乎没有直系亲属宥奴为民这方面的记载。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与被收为奴的诸臣家属生活条件恶劣，受尽凌辱，几乎无有幸存者有关。宽宥令得到执行的主要对象，是遭发配的部分亲属。如黄子澄“一子逃难，易姓为田经，宥赦，乃复姓，家湖广之咸宁”[4]。陈迪被处死后，宗党姻亲戍边，“洪熙初，诏释宗姻在戍者还乡，给复产业”[5]。“洪熙改元，诏昺戚属戍边，家籍一人，余纵之还里。”[6]洪熙年间采取的这种措施，尽管不是为建文忠臣平反，但对于缓和社会的紧张气氛是有利的。可惜仁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其宽松政策未能得到延续。

二　《大明神功圣德碑》的书法

建文帝在位四年，朱棣即位后采取不承认政策，这改变不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仁宗即位后，他不想否定历史，但又必须维护明成祖的权威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他的这些矛盾想法都展现在他撰写的《大明神功圣德碑》中。碑文曰：

……会懿文太子薨，术者言燕地有天子气。高皇上宾天，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气之言，屡进削夺之计。时诸王多以罪削，于是奸臣造诬饰，诈言皇考之过，责过之书数下，王府群臣惴憟。皇考谕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白，奸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党于北平三司，继调八府兵围王城，护卫群臣言：“事急矣，宁当俯伏作机子上肉乎？”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为耳。”众曰：“朝有奸臣，亲王请诛之，此祖训也，奈何不率而坐受生执？”既而围城兵增三匝，众忿欲出斗，皇考不能止也。遄闻赴斗者咸奋死力，一以当百，围城兵稍却。皇考泣曰：“汝辈成吾罪矣。”犹上章自白，冀朝廷开悟也，又为奸臣所格不达，而京师数十万兵奄薄城下，于是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负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请诛之，将坏及朝廷。”遂以护卫将士亲至京师，冀见陛下谢罪，且面陈奸臣之罪，请诛之，既归奉藩。时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皇考抚而散遣之，而多愿留侍卫不去。既临大江，护江之师其舟迎济，守城亲王开门豫待。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具陈所以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仓皇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意竟蔽于奸回不寤？”遂备天子礼敛葬。释亲王囚，执奸臣，数其罪，斩于市。告谢祖宗，将北归，京师诸王及文武群臣合辞上请：“今国家无主，愿留以主宗社臣民。”皇考固让亲贤。众曰：“今日嫡长与德咸属殿下，愿早正大位。”恳辞弗获，乃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诸王封爵，所变乱洪武制度，所废黜洪武臣僚，非其罪者，咸复之，中外文武之臣无改，大赦天下，改明年永乐元年。[7]

在这篇碑文中，仁宗对成祖起兵原因的解释与以往的说辞无异，整体态度仍然是为成祖辩护。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关注的是碑文中一些新的历史笔法的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建文帝不再直呼允炆，而称“建文君”，这是一个含糊的称呼，表明尚未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但比直呼允炆要好。文中引用朱棣当年的话语，也恢复历史的本貌，自称“臣”，称建文帝为“陛下”、“朝廷”，这与以前官书的回避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辅佐建文的大臣仍被视为“奸臣”，说明对事件性质的评价仍没有改变。由此可见，仁宗的这篇碑文，主要目的是为朱棣夺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对待建文帝的态度只是稍有改变。后来史家谓：“洪熙元年，仁皇帝撰《长陵碑文》，建文君虽已追废，犹称曰‘君’，书其没犹曰‘崩’，当其在位时，犹尊之曰‘朝廷’。”[8]话虽属实，但主观上无疑是未看到碑文意旨的主要面而故意夸大其效果的。

三　民间的悼念

朱棣从藩王登上皇帝的宝座，为遮掩自己的篡位行为，他把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忠于建文帝的大臣都归为“奸臣”。仁宗即位后，尽管私下里曾说过“若方孝孺辈皆忠臣”的话，但他撰写的太宗《神功圣德碑》与颁发的宽宥令，仍将彼等称为“奸党”。

不管朝廷是怎样的态度，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后，民间就开始了对建文忠臣的纪念，参与者不乏官员。宣德间，户部侍郎卓敬门人黄朝光子养正“赉敬小像并真书至京师，求编修刘球作传。球私谥敬曰‘忠贞’”[9]。议谥是朝廷的“专利”，作为编修的刘球无此权力，私谥卓敬曰“忠贞”，表达出来的是个人的感情和民间的愿望。

对于歪曲建文史负有责任的《明太宗实录》总裁杨士奇，也写诗悼念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平生金石见临危，就义从容子亦随。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孝史官知。故乡住近文丞相，先德传从鲁太师。欲酹丘坟何处是，离离芳草泪空垂。”[10]此悼念诗寄托了重写建文史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