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
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发展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通过改革开放，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使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迈过4000美元的门槛。据统计，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相继超越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4.4%升至去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20%。[1]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也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私人产品短缺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几乎所有人的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另外，亿万的中国农民，通过进城打工，一方面在有意与无意之中蹚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推动了中国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自己过去相比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宏观上，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阱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社会大局大体保持稳定。[2]
迅速的社会变迁，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利益诉求多元、矛盾冲突频发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急剧的变迁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成果没有惠及大多数人，从而使剧烈变迁的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紧张状况变得愈来愈突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权利”与“权力”、“维权”与“维稳”、“上网”与“上访”相互博弈的现象日益增多，老龄化加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利益冲突频发、利益格局固化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宏观上，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以增长替代发展的方式，避免陷入成长的“中国式陷阱”，国家的社会发展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滞后的状态，避免陷入发展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境地。“带着问题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已经难以适应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形势。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变迁要求我们能够把握这种发展的形势，因势利导，不断和正确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如何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如何分析和看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事实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在把握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能够判断:“欣欣向荣”与“严峻挑战”并存的状况构成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国情;目前存在的这些严峻挑战与问题，都是一个发展中社会在转型和变迁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既不能轻心，也不应夸大;应该实事求是地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逻辑出发来处理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挑战。那么，我们就能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反之，如果未能把握社会发展基本形势，我们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一个直观清晰的判断，对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动态的监测，不仅对学术研究，而且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我们国家对经济形势的现状监测和未来预测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每月都发布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景气指数。[3]与之相比，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监测还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监测难度大、涉及面广、主客观数据资料收集较难;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观念有关。我们在十多年前曾提出要对“社会景气”进行研究的设想，后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最近，我们了解到，从2009年开始，欧盟许多成员国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问卷与题器，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了研究者与政策分析及制定者的重要“社会事实”基础。[4]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经过多年的理论与方法准备，从今年开始，我们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开展“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研究。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目前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而且可以与经济景气指数“相得益彰”，更为全面地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使我们的政策制定有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上述的这些思考，构成了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宏观背景。为了做好这项研究，我们同时还需要深入地理解近年来尤其是2012年即我们调查时点时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背景与状况。
2012年注定会成为在中国发展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2012年召开党的十八大，如何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来确定新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举世瞩目。
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与2005年相比增加近10倍，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仅中央财政负担的资金就远超出2005年中央地方两级财政支出之和。[5]在经济发展上，国家出台了新“非公36条”细则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加快投资项目审批以及推动执行节能家电补贴计划等稳增长系列举措，努力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另外，一场新的“保增长”竞赛，也正在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7、8两个月中，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超过十万亿元。在已公布1—6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28个主要城市中，增速超过全国增速(20.4%)的达到21个，其中贵阳高达57.9%，兰州、海口超过40%，东部沿海的宁波、福州，亦在30%以上[6]。这种地方政府组织的投资行为取向一方面刺激着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种投资融资在未来的还款风险。
另外，在2012年发布的两个报告即《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即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从城镇化的角度说明，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50%，实现历史性突破。[7]而《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则从流动人口总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社会事实出发，即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试图来说明，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牵动着中国的城镇化。[8]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中国早已形成快速增长之势的城镇人口，将在2030年时再增加超过3亿——增量相当于当前美国总人口。每年平均将有1500万—2000万人从农村走入城市，今天的所谓鬼城，将很快变成明天的繁荣大都市。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到2025年将至少有22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2010年只有125 个) ;更有23个人口至少500万的大城市。[9]
大家知道，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发展到目前的6.9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史无前例，世所罕见，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0];城镇化一方面牵动着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给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城镇化拉动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巨大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宏观背景下，这种城镇化的过程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比如流动人口如何进城安家落户、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结构，如何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等等。这些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城镇化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内需就不可能真正被激发和拉动。这么巨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之中，在其付出等于或大于城市居民的同时，每天感受到的却是低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待遇，这种直接体验到的相对剥夺与绝对剥夺及这种直接感受到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对人们社会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对人们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2012年，我们同时也能够深刻感受到社会发展滞后所带来的结构性紧张。“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已经成为了这个时期主要特征。[11]急剧的社会变迁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他们对发展与变迁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共资源分享的诉求日益强烈，利益冲突有时变得更加尖锐，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利益的实现有时也变得更加极端，利益的综合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结构紧张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形式之一，同时又是“冲突与混乱”的根源。[12]
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具体现实出发，结构紧张越来越表现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一是急剧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内生性的结构矛盾，二是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直接衍生出晚期现代性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结构矛盾。[13]造成“结构紧张”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张力，也有社会心态引起的弥散性不满，还有不同社会群体相互比较过程中所产生的被绝对或相对剥夺的感受。这种结构性的紧张，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组织、角色、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位置上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来。社会与制度变迁的无数案例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与制度变迁愈剧烈，这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组合就越复杂，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其相互比较与互动的过程中使其关系紧张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这个变迁的行动者，比如政府，如果协调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愈充分，就会比较充分地调整这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使社会矛盾趋于和缓，并逐步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形成平衡;反之，如果不是这样，这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发展的阶段，如果处理不当，都会陷入一种具有阶段特征的恶性循环，使之处于其中而不能自拔。[14]经过30年来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迈过了4000美元的门槛，但是结构性的矛盾和紧张也愈来愈突出，社会发展滞后变得愈来愈严重。据报道，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2011年的统计表明，我国“农民”工人总数已达2.42亿人，由于城乡刚性的二元结构，使得他们长期以来不能成为事实上的工人，排斥在城市化的进程以外。[15]一些地区群体行为事件频发，给社会的总体稳定造成威胁。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发展，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该看到，中国在发展的初期，强调效益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引入市场机制，造成原来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失调以后，经过逐步的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协调，实现了发展的突破与超越。这样一种发展的理念，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了值得中国不断总结的发展经验。但是，“带着问题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中国发展的要求。不转变发展的方式，不强调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能陷入发展的陷阱。[16]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超过大众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17]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有发展;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努力缩小贫富的差距;当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时候，努力调整其利益分配政策。
从社会学理论上说，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是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的。只有在以下三种条件逐步递进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不稳定。[18]这三个条件简单地说就是:(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地位的不一致性和不满意度变得愈来愈高; (2)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发生动摇和混乱; (3)政府不作为。具体地说，不平等和不公正首先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后果是利益分配不当、激励机制扭曲和贫富差距过大。先富起来的群体以及一些腐败分子的炫耀性消费的示范效应，人们在经济制度中行为的激励结构扭曲以及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行为规范与取向混乱，使人们的羡慕与妒忌、攀比与模仿、失落与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了一起。如果再加上媒体不适当的炒作与推动，就会使得其他社会群体心理上的那种相对剥夺感与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变得愈来愈强烈，由此引发的不满意度就会变得愈来愈高。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政府的政策没有作适当的调整，在结构上没有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那么，人们就会对一个社会的诸如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等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对我们的政府以及政府的行为愈来愈不信任。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会必然引起这个社会大规模的动荡和全面的不稳定，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就可能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在这里，被剥夺的感受在这样一个结构紧张与冲突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宏观背景下，我们实施了2012年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研究与调查。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制作出一种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的“量表”。这种量表对于分析者和使用者而言，能够满足三个基本的标准:首先是简单(simple)，其次是敏感(sensitive)，最后是便于操作(easy to use)。[19]我们期望，用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作为量表来观察社会的变化，通过对人们在这方面感受的测量，能够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很清晰地了解到一个社会在实践公平正义方面的状况，为研究者下一步的深入分析提供基础，为政府调整相应的政策提供依据。
[1]《中国迎来“关键时刻”》，新华网2012年9月29日。
[2]参见《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3]郑桂环:《经济景气分析方法》，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永军:《经济景气计量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4]European Commission (Ed.)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9.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5]http://weibo.com/u/2507912842#! /u/2507912842? page = 2＆pre _ page = 1＆end_ id =3475276632003068＆end_ msign =－1。
[6]《地方竞相刺激，谁来提供“粮草”》，南方周末2012年9月5日。
[7]《中国城镇化率首超50%》，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5月10日。
[8]http://www.gov.cn/jrzg/2012－08/07/content_ 2199409.htm。
[9]史蒂文·罗奇:《中国没问题》，《联合早报》2012年9月3日。
[10]http://www.enorth.com.cn，2012－01－19。
[11]《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4]在经济学理论上，有人把发展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高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以后，在高福利、低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积累而难以克服，从而使发展陷入困境。参看于晓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联合早报网2011年7月13日;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1年7月7日。
[15]丛亚平、李长久:《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已超0.5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白天亮:《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收入五年增长近一倍》，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
[16]在分析“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形成的原因时，一般的看法是:当一国经济开始起飞后，首先都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刚开始时，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所以工资非常低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使得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从学术上讲，即一旦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工资开始上涨。工资上涨如果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原因造成，而不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这样的工资上涨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资本可以找到另外更便宜的劳动力与它结合。随着资本的离去，如果劳动者技能不思进取，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停顿。这时候如果国家采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资本的离去，就业机会的丧失，失业率就会上升，这些失业工人很多会去从事犯罪活动;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也会趁乱浑水摸鱼，腐败横行。(参见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1年7月7日。)
[17]Gurr，T.R.，1971，Why Men Reb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Li，Atteslander，Tanur and Wang，1998，Searching for Hidden Reality:Anomie and Social Change.SAD; Merton，R.K.＆A.S.Rossi，1968，“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 Behavior.”R.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Free Press.; Nee，V.，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pp.663－681.
[19]Li，Atteslander，Tanur and Wang，Searching for Hidden Reality:Anomie and Social Change.SAD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