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起因——日本企图控制中国——中国朝着团结迈进——因是否该向美国让步而产生矛盾——日本发生共产党动乱，情况复杂化——为解决国内困境，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开战
1914年6月，萨拉热窝的一发子弹，点燃了欧洲火药桶，引发一场震撼整个世界的“爆炸”。同样地，在1931年1月5日，东京的一颗炸弹，也预示了美国和日本的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直到最近才渐渐冷却。得益于现存的记录，我们才能一点点地拼凑出日本首相河村皇子（Prince Kawamura）的生平和后来引发太平洋战争的事件之间的关联。为此，我们首先要回顾开战前的十年里日本和其他远东地区发生了什么。
对于大多数参与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的国家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诅咒，但至少有一个国家从中获得了财富和繁荣，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众多交战国中，只有日本一跃成为债权国。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它的工业体系就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大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到原来的四倍，黄金储备更是增加十倍之多。由于日本只是象征性地参战，其损失微乎其微，战后却接管了德国在赤道以北太平洋海域的所有岛屿，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此外，在其他国家忙于战争之时，日本却在中国牟取了大部分的利益。它以所有者的姿态控制着这个古老国家最富有的一些省份，而中国却因内部矛盾分崩离析，中央政府沦为傀儡，国库也因为贪官污吏常年亏空，根本无力抵抗强大邻国的侵略。日本于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就体现了它想将中国最为富饶的土地据为己有的野心。日本的帝国主义行为并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阻碍，直到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友好地劝说日方，想让其相信适当修改对中国的策略其实对日本有益。于是各方商讨了一些条约，旨在维持中国国门的“敞开”，让任何想与中国进行贸易或帮助中国开发经济资源的国家，都能享受平等的机会。但不久之后人们就意识到，日本无意与其他国家共享它在这一亚洲大国所获得的特权。它同过去一样“挤压着”他国在它所掌控的中国区域的利益，只是所用的方法更加隐晦而已。
由于中国时常发生内战，日本便有借口在中国的战略据点驻扎军队。日本资本家和商人在满洲南部享受着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还控制着内蒙古东部的矿藏、铁路和工业。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福建省，就连长江流域的煤矿和铁矿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日本人在开发。因此，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从“和平渗透”转变为永久占领，变成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运的最高决定者。但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一直分裂、羸弱下去。一旦中国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全国资源维护国家利益，那它将不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日本明白这一点，所以不遗余力地阻止着中国的团结。通过激化中国内部的不合来分裂这个国家，这对日本有益，因此日本为不同的军阀秘密提供武器和钱财，这些军阀的私人斗争令中国长期处于动乱之中，阻碍了国家的团结。
于是，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之中，直到1919年，中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时中国升起了一颗新星：将军王祖（Wang Tsu）。他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军人，同时还是一名爱国主义者。他将作为祖国的重建者而流芳百世。
王祖毕业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他的聪慧已为他赢得了些许名声。回到中国后，他在汉口做了一名律师，一直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1929年，山西军阀涂士宽（Tu-Shih-kuan）进军北平并自立为独裁者，引发内战。同年3月，王祖以志愿军的身份加入北方军队（Northern Army），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和领导才能。凭借优秀的品性，他很快就被提拔到了指挥层，几个月后就成为敏上将的右翼军队的领军，并在河间（Ho-kian）对涂士宽的军队造成了粉碎性的打击。这场战役之后不久，敏上将就因病致残，于是北平政府屈从于军队的要求，任命王祖为敏上将的继任者，成为新一任总司令。新官上任三把火，在第一次击败涂士宽后，他又乘胜追击，击垮了涂士宽的军队，涂士宽本人也被杀了。之后，王祖以东方战场上少见的速度，带领军队在12天里跨越了200英里的距离，对涂士宽的支持者——满洲的统治者李平辉（Li Ping-hui）发动袭击，令其损失惨重。有意思的一点是，早在当时王祖就开始破坏日本的利益，因为李平辉与日本有联系。
之后这位常胜将军回到了北平，听从政府的安排，但也要求自己能有处理任何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统治者的自由。主席黄森（Huang Sen）是一名为国着想的政治家，他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统一国家的梦想终于有望实现，便邀请各省的军事都督前往北平讨论新的联合计划，并暗示如果有人拒绝，所向披靡的王祖和他的常胜军队将拜访他们的省份。各省都督也都领会了这一暗示。到1930年，所有省份的都督都已抵达首都。显然，一份团结的协议即将签订。即便是爱国情怀最为微弱的省份的都督也受到鼓舞，想要结束他们一直忍受的外国压迫。在中国经历革命之后，各方团体终于首次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将日本势力从每一块中国领土上彻底驱逐出去。这便是1930年年初的局势。
旁观的日本越发忧心，它也有理由忧心，因为它坚信（且不管这种想法是对是错），自己的未来甚至存亡，都维系于它对中国的剥削。它认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本就应该归它所有。没有中国的矿藏，没有来自山西、山东和满洲的煤炭、铁矿、铜矿和锌矿，日本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有中国的粮食，日本人民就只能忍饥挨饿，因为日本的粮食产量已无法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日本进口粮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大部分进口的粮食都来自中国。1926年，山西还勘探出了丰富的油田，日本同样将其占为己有。日本的工业和通讯行业经过重组后，都依赖着石油燃料，一旦石油供应停止或受到干扰，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出于以上原因，日本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持对中国的控制，任何了解这一局势的人都明白，日本绝不会松手，只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不过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让日本必须控制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补给，日本一旦对强国开战，物资根本支撑不了一个月。而且经历多年暴政的中国在面对他国战争时，必然会选择中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日本只有控制中国才能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源源不断的食物和原料供应。所以，日本战略家不遗余力地想要控制邻国最为富饶的省份，因为一旦失去这些省份，日本在面对海上强敌时，便只能任人宰割了。但日本这种以奴役中国为目标的政策，必然会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事实上，多年以来，由于日本毫不掩饰自己的军国主义倾向，他国一直将其视为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存在。它对其他国家在东亚的利益视若无睹，已多次引发西方国家的抗议。不过此时，所有人都很清楚，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让其死心，但日本又过于强大，与之对抗势必要付出代价。顶尖分析师认为，日本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的地位固若金汤，因为它的舰队拥有太平洋西部的绝对控制权，如果敌国舰队在那里没有基地，那就无法威胁日本海岸。而且，日本拥有25万的现役军人，还有200万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军人，足以抵抗来自临近大陆的任何进攻。因此，截止到本书故事开始之时，日本虽然排斥着他国在亚洲大陆的利益，但其在这一区域的优势地位并未受到严重威胁。
1930年秋，一件事情的发生似乎将事态推到了关键地步。10月，北平政府授予美国一家辛迪加
开发江西绿山（Green Mountain）铁矿和煤矿的特权。该组织以纽约知名金融家沃尔多·塞耶斯（Waldo Sayers）先生为首。美国的勘探者已在这个位于扬子江上游的省份发现了异常丰富的矿藏。日本立刻向北平发出抗议，认为日本在这片区域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各国公认的事实，所以日本无法认可中国将其开发特权授予他国国民的行为。北平政府回复说，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或条约都未规定江西是日本的飞地，所以政府有权将特许权授予美国辛迪加。对于这一回应，日本的反应非常无礼，甚至带着威胁的意思，但北平政府毫不让步，这件事便暂时告一段落，塞耶斯先生继续为行使特许权做着准备，而日本媒体却嚣张地表示，日本不会允许包括他在内的任何外国人从江西拿走一吨煤矿或铁矿。
而日本自身的现状也使它的统治者们产生了危险的想法。即便严苛的法律接连出台，也无法抑制早在20年前就在日本民众心里扎根的激进思想的扩散。许多民众都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工人组织强烈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显然，旧的秩序正在发生改变，而该秩序的代表者们并不想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坚信，民主政府只会带来国家的毁灭，所以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要阻止这一新兴体制在日本建立。
确实，在自由党派成效甚微的努力下，日本于1925年确定了男公民选举权，但不出所料，这并没有对政府体系带来多大的改变，日本政府本质上还和以前一样，是一个独裁政府。日本议会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与辩论俱乐部并无多大差别。帮助日本步入强国之列的老一辈政治家们也已去世，取代他们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依然是军事领袖，这些人自然不会坐视革命的阴影覆盖这片土地，侵蚀他和他们的阶层所代表的一切。
多年以前，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作家曾预言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做出的决定。“日本的统治理念里有一条基本原则，”他评论说，“那就是，被国外问题所扰的人不会计较、也没时间计较国内的不满。所以，这些披着西方文明外衣、骨子里却依旧封建的人，在看到自己的权力和最为神圣的传统受到威胁时，是绝对不会消极应对的。相反，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不断高涨的反叛和无政府主义浪潮。举一个早期的例子，当国内情势还没有这么严峻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和中国开战了。面对目前的紧急局势，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同样的权宜之计。在日本，爱国仍是一种美德，所以如果日本人相信不开战就会引发社会动乱，那毫无疑问他们会举全国之力支持战争。”
目前，日本的社会局势比该作者写下这一预言时更加严峻，共产主义者在各大工业中心不遗余力地抗议着，鼓吹暴动的大型集会也毫不遮掩地举行着，人们还公开反抗警察。
1930年11月，政府试图逮捕两名主要共产党人——渡边（Watanabe）和恩图（Onzu），当时这两人正在大阪的一场劳工大会上演讲。这场逮捕行动引发了暴乱，造成数名警官和十多名平民死亡。人民情绪太过激动，政府只好调来军队进行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渡边在东京被捕，日本当局宣布将对其进行严厉处罚。
工人组织立即做出应对，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愤怒的集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同时解除内政大臣佐佐木（Sasaki）的职务，因为是他下发的逮捕令。工人组织发言人威胁称，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将举行大范围的罢工。
日本内阁中有成员力促首相河村皇子释放渡边以缓和民众的冲动情绪，但皇子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他说，他不会和暴民进行任何谈判。政府的责任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所以为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首相的回应引发了工人的暴怒。1931年1月2日，一场大规模罢工拉开序幕，不到24个小时，日本的工业体系便全部瘫痪。与此同时，东京多处和其他行政区还爆发了暴乱，警察也无能为力。军队被赶派到了主要城市，任务是以铁血手段镇压所有的动乱。1月4日夜里，首相和内政大臣的宅邸受到大批民众的袭击，袭击者突破了军队的包围，在宅邸里进行大肆破坏，直到军队开枪才将人群驱散。受枪击身亡的人被人用担架抬着，在《革命赞歌》（Hymn of Revolution）的哀伤曲调中穿过街道。
第二天早晨是召开议会的时间，十万多名群众清晨就聚集在议会大楼的附近。大臣和副大臣们在警察和军队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开会地点，但大楼外的巨大噪音让他们难以进行当天的事务。面对两院的质疑，政府声明情况全在掌握之中，如果罢工继续，政府将通过征兵来维持主要的公共服务。而对于那些企图颠覆宪法的恶意人士，军队将毫不留情。当首相穿过贵族院的大厅时，一名身穿接待员制服的男子朝他丢了一枚炸弹。虽然爆炸很严重，但河村皇子只是受了些轻伤。然而两名和他走在一起的副大臣却当场死亡，当时大厅里的人也伤亡严重。刺杀者事后遭到逮捕，是一名年轻的学生。他穿着一名大臣的接待员的制服混进了大楼。当天傍晚，一场会议在河村皇子的别墅里召开，与会者除了内阁的高级官员，还包括总参谋长尾下大将（General Oka）。
对于这场重大的会议到底商讨了什么，民间流传着相互矛盾的版本。但结合后来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确定：首相定下了激进的计划，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人民恢复清醒”。会议上，首相的同僚们应该也认定这一计划需要立即执行。日本历史学家池田博士（Dr. Ikeda）也赞同这一观点。在他最近出版的著述《美国战争的政治原因》（Political Antecedents of the American War）中，就包含了一份对这一紧急内阁会议流程的总结。他自称这份总结准确无误。该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配有插图。以下是节选：
河村皇子接待了客人后，宣布要等总参谋长到达后再开始讨论，因为会议涉及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外务大臣福原男爵（Baron Fukuhara）、海军大臣大岛大将（Admiral Oshima）、战务大臣大藤大将（General Ofuji）和其他内阁成员都已到场。
当尾下大将抵达时，首相立即宣布会议开始并发表了演讲。“国家正面临着危机，”他说道，“如你们所知，反叛的蔓延速度已超出我们的控制，祸首们明白他们的优势，变得越发猖狂。有人建议我与他们进行谈判，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致命的，因为这会让对方认为他们的恐吓战略成功了，之后就会变本加厉地提出我们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根除这一威胁，我们需要采用最为无情的措施，或许会血流成河。当一切结束，虽然人们暂时被恫吓住了，但他们以后会更有可能受到煽动。
“这还不是结束。在决定放开束缚地动用军队镇压这场叛变之前，我们必须保证军队不会受到革命者的蛊惑，而我担心，我们并没有这种保证。战务大臣对我说，名古屋的第85步兵团有两个营拒绝登上前往东京的火车，宣称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同胞开火。虽然叛变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师长报告说，这种违抗命令的行为在其他团里也有发生。就在今天晚上，从金泽传来了一份报告称当地的师里也发生了叛变。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度考验军队的忠诚。
“先生们，在我看来，为了不引发内战，我们只能将战火引到国外，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点燃民众日渐低迷的爱国情怀，让他们可以思考一些别的事情，而不是抱怨他们凭空捏造的冤情。毫无疑问，当外国侵略成为首要威胁，各个社会部门都会忘记他们的不同，团结起来支持政府。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而且，事实上，这种威胁已经存在了。最近出现在中国的军国主义尚未消去，反而越发猖獗，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要拿起武器，保卫我们在那个国家的重要利益。
“已经有证据证明，美国的资金、武器和装备正在涌入中国，使其能对我们发动进攻。现在又发生了塞耶斯的特许权事件，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正在秘密行动，以破坏我们在中国土地上的特权地位。而我们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才将那些中国土地纳入我们的经济影响下啊。如果我们坐以待毙，等美国和它的中国盟友做好进攻准备，我们就会被赶出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大陆。如此一来，日本将失去强国之位，国际地位将不值一提。
“因此，我提议，我们应该立即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外国势力影响我们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动战争，但如果战争发生了，我们也要冷静面对。陆军和海军完全同意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军力与中国相比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随着中国陆军的重组进程不断推进，情况将对我们越发不利。在海军方面，与美国对战的胜算也很大。至于其他方面，专家认为我们的黄金储备足够我们应对这一变故。我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通航也将保持畅通，所以重要物资也不会出现短缺，我们的工业目前运行得很有条理，也足够发达，能为我们生产所有必要的材料，支持一段时间的战事。最后，我们也不可能要面对除中美之外的其他敌人。我们与其他列强的关系还没有差到让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我们，除非我们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场保卫国家存亡的战斗如果成功，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益处。首先，就算不能铲除，我们至少也能扼制正在我国抬头的无政府主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我们的人民将拒绝外国反动者们宣传的毒害思想，重拾他们的忠诚。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国都不会受到革命的荼毒。第二，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将坚不可摧。从此之后，我们就能一直开发它的资源，不用担心被人阻碍。第三，我们将建起抵抗西方势力渗透的坚实屏障，不论是思想上的屏障和现实中的屏障。西方势力已经对亚洲人民造成了太多伤害，如果任其继续扩张，那整个亚洲大陆都将被白人统治。第四，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开拓新的领土，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土地丰饶，蕴藏有丰富的资源，能为我们过剩的人口提供最佳的安居地。
“现在，我已经很清楚地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摆在了你们的眼前，请问诸位，在两条道路之间，我们该如何抉择才没有违背我们的责任？在做出决定之前，请大家先听一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报告。”
之后海军上将大岛、大藤大将和尾下大将轮流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从陆军和海军的角度证实了首相所提出的愿景的益处。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讨论会后，除内政大臣佐佐木之外的所有大臣都认为强硬的对外政策是团结国家、解决当前严峻的国内问题的最佳方式。佐佐木提出异议，但也表示如果他的观点与其他内阁成员相左，他随时可以辞职。会议结束时，河村皇子向同僚们道别，并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先生们，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行我们共同的决定。”下午6点，日本发出密令，实行《战时经济计划》（War Emergency Plan）的第1、2和4A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池田博士因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招致了一些日本人的憎恨，但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正直却从未受到质疑。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相信他对1931年1月5日这场决定性的内阁会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