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根据我们的考察，现代汉语中表示短时义的动词重叠和先秦两汉时期表持续义的VV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短时义动词重叠的最终出现应该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一V”式，另一个是动量词的出现。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是和动作的量有关。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是由动作的量的表现形式的演变，逐步发展到动词重叠这种表现特定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的。本节我们主要讨论动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计量动作的表现形式的变化。

一 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动量词的产生时间，各家观点不一。

王力认为是“在唐代以后”，他在《汉语史稿》动量词部分说：“表示行为单位的单位词（次、回、趟，等）的产生，要比表示事物单位的单位词晚得多。”^[3]

刘世儒否定了王力的观点，认为“这种意见，和汉语动量词的发展历史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并断言：“汉语动量词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产生，并且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刘世儒的主要论据就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专用动量词，还出现了借用动量词，借用的动量词“这种内部小范畴的存在就说明动量词在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得不很简单了，并不仅仅还只是处于起源的时代而已”。因为借用动量词“是在专用动量词造句法的系统影响下才产生的”。^[4]

杨伯峻、何乐士（2001），叶桂郴、罗智丰（2007），吴伯芳（1990）等认为动量词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杨伯峻、何乐士提出：“动量词在先秦书中偶然可以见到，东汉魏晋渐多，唐宋以后便普遍运用了。”^[5]书中所列举的先秦例句有：

（1）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左传·桓公十二年》）

（2）孔子游于匡，卫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庄子·秋水》）

（3）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吕氏春秋·长攻》）

（4）婿授绥，御轮三周。（《礼记·昏义》）

吴伯芳还给出了以下三例：

（5）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仪礼·大射仪）

（6）群工陪于后，乃管新宫三终。（《仪礼·大射仪》）

（7）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礼记·乡饮酒义》）

杨剑桥（2009）专文对动量词产生于先秦说进行一一考证分析，否定了上述例句中出现的动量词，认定汉语的动量词绝不可能产生于先秦时代。并且通过出土文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证明动量词应该出现在西汉。居延汉简中已有动量词“下、通”，例如：

（8）言候击敞数十下，胁痛不耐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23：58）

（9）出坞上苣火一通，元延二年七月辛未。（《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9：20）

（10）到北界举坞上旁蓬一通，夜坞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3：2）

（11）夜人定时苣火三通，己酉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32：5）

而在居延新简中则有动量词“下、周、通、发”。例如：

（12）所掀起胡桐木丈从后墨击意项三下，以辜一旬内立死。（《居延新简》EPF22：32）

（13）敞后不欲言，今乃言击敞数十下多所。（《居延新简》EPT52：178）

（14）画地三周，宿其中寇。（《居延新简》EPT59：137）

（15）虏犯入塞随河下行，夜举火二通。（《居延新简》EPF22：392）

（16）第八隧攻候鄣君与主官谭等格射各十余发。（《居延新简》EPF16：47）

杨剑桥认为，“汉语的动量词在西汉中期确实已经开始萌芽，只是一直到东汉末期，动量词的发展一直处在十分缓慢的过程中，等到魏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6]这个时间上的推断得自于其他研究出土文献者的一些成果，如“据魏德胜调查，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墓竹简中，汉语的动量词还没有产生，动量的表示仍限于‘动词＋数词’或‘数词＋动词’。张俊之等也说：‘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都用数词直接放在动词前面或后面表动作行为的数量，而没有动量词。’陈练军则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约为西汉晚期成帝时期的六号汉墓简牍，以及约为新莽时期的二号汉墓简牍中也没有出现动量词。何丽敏也说：‘在《竹简（壹）》中并没有发现确定无疑的动量词。’睡虎地秦墓竹简写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前，帛书《五十二病方》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写本。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的写作年代大致在公元前86年至公元32年，正是西汉中期和东汉初年”。^[7]

应该说，杨剑桥的观点是可以让人信服的。杨伯峻、何乐士曾举过西汉时期动量词的例句“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汉书·王莽传》）刘世儒也承认“亲举筑三下”的“下”是动量词，但因为仅有一例，所以他说：“这个动量词虽然远在汉代中叶就已经萌芽，但真正形成一种范畴，则是在南北朝时代的事。”^[8]

应该说，两汉时期随着“动词+数词”形式的发展，动量词开始萌芽。到新旧交替、语言发展急剧变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体系开始建立，新的规范逐步形成。这一时期，动量词已经从两汉的萌芽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在数量上增多，甚至于影响到动量词的表示法。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佛教传入中国本土后迅速推广壮大的重要阶段，从东汉开始的译经活动使得大量的佛教经典得以传播，由于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底层民众的信奉和规范普通教徒的日常行为，因此“佛教汉语”往往口语成分要更加凸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典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语料，因为这部分译经所占有的口语成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汉语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我们对动量词的考察中，汉译佛典的语料价值也不容忽视。

刘世儒对魏晋南北朝的动量词已经进行了很充分的考察，并且根据动量词的造句功能把这一时期的动量词分成三组。

第一组是“过”、“番”、“遍”、“通”、“回”等，都是句法功能上比较发达的动量词，都是既可以作状语又可以作补语的。这一组我们着重看一下“过”，因为它在魏晋南北朝发展的最为兴盛和成熟。《说文·辵部》中说“过，度也”，它作为动量词即是由“度过”“经过”义引申而来，任何事件的过程都可以在次数上加以计量，每经过一次，便可称为“一过”，于是“过”便逐渐虚化为可以计量行为动作次数的量词。中土文献中动量词“过”，最早见于正统史书《三国志》，即：

（17）吾久度不复省之，今欲思论一过，数日当以相与。（《吴志·赵达传》）

佛典中可明确认定为动量词的“过”最早也见于西晋。即：

（18）父母取鸡肉着儿口中，如是数过，初不肯度。（西晋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404—602a）

这反映出汉译佛典在动量词“过”的使用上，与中土文献具有同步性。但总的来说两晋时期中土文献中的动量词“过”还很少见，但两晋时期的汉译佛经中用作动量词的“过”已经较为常见了，如：

（19）求日月者有日三过浴水中。（西晋·法立、法炬译《大楼炭经》卷三）

（20）若上阁下阁异宿者，一夜当三过往。（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摩诃僧抵律》卷三十六）

（21）若病人不堪者取不破稻横麦七过净洗。（同上卷十七）

至南北朝时期，“过”已经成为最常用的通用动量词广泛见诸各类文献，几乎可以和各类动词结合而不受限制。如：

（22）香汤洗数十过，烧香忏悔。（《高僧传·译经篇》）

（23）约二百过出入即沸矣。（《抱朴子·金丹篇》）

（24）复以白酒一过洗肠中。（《齐民要术》卷八）

（25）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世说新语·纸漏》）

第二组是“下”、“次”、“周”、“币”、“返”、“合”、“壮”、“转”、“拜”、“出”十个。其中前面七个动量词在这一时期还都只能做补语，作状语的用法一般还看不到，在句法功能上远不如第一组那样活跃。

有必要关注的是动量词“下”。“下”这个动量词在汉代中叶就已经萌芽，如：

（26）莽立载行视，亲举築三下。（《汉书·王莽传》）

“下”作为动量词是由方位词“下”引申而来的。“打击”义的动作一般都是从上而下进行的，所以“下”作为动量就常用来称量这类动作，又因为“打击”义的动作都是进行的比较快的，所以“下”作为动量又常常兼含有短时的意味。南北朝时期“下”饰量的动词都是含有“打击”义的。如：

（27）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俟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魏书·毛修之传》）

（28）乃杖祥背及两脚百余下。（《魏书·北海王传》）

（29）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终。（《高僧传·译经篇》）

（30）以铁锤锻其头数千下，乃死。（《抱朴子·仙药篇》）

（31）奋不受药，叩头千下。（《吴志·孙奋传》注引《江表传》）

但“下”成为专表短时义的动量，不再受动词性质的限制，却还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大约一直要到宋代。

第三组是“度”。语义和“过”差不多，但不及“过”那么常用，也不像“过”那样既可作状语又可作补语，“度”一般只能作状语，直到现代汉语中仍是如此。

二 动作量表现形式的变化

先秦时期，表示动量主要是“数+动”的形式，即数词直接置于动词前面作状语。如：

（1）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

（2）骥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劝学》）

（3）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吕氏春秋·孟春》）

很多学者对此持肯定意见。如张汝舟先生说“上古表示动量只用数词，置于谓语动词前”。^[9]潘允中先生也说“在周秦时代关于动作次数，是用数词直接加在动词前面来表示的”。^[10]王力先生甚至说“在唐代以前，除了‘两次’的意义用‘再’之外，关于行为的称数一律用数目字加在动词的前面”。^[11]实际上，周秦时代表示动量即行为的称数除了通常所采用的“数+动”式之外，也有少数的“动+数”形式，春秋和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这样的用法，如：

（4）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5）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战国策·赵策三》）

（6）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左传·哀公十一年》）

（7）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左传·襄公十四年》）

（8）卜五，占用二。（《尚书·洪范》）

秦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有这样的用法：

（9）隶臣妾系城旦春，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10）城旦春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輮，辄笞之。值一钱，笞十。（《睡虎地秦墓·竹简》）

（11）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但整个先秦时期，“动+数”的表示法相对于“数+动”，仍是微不足道。根据唐钰明（1990）对《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11部先秦典籍的考察，这两种形式总计439例，但“动+数”占了94%，“数+动”仅占6%。可见这一时期，数词在动词前是动量的主要表示方法，数词在动词后的表示法还仅仅处于萌芽时期。

事实上，这种“动+数”的形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数词作谓语的，如例（5）。这样的例子还有：

（12）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左传·襄公十年》）

（13）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吕氏春秋·至忠》）

（14）鲁仲连辞让者三。（《战国策·赵策》）

（15）韩子庐逐东郭遭，环山者三，腾山者五。（《战国策·齐策》）

大约到战国末期，出现了复指形式，往往是对一连串的复杂动作的计量。如：

（16）王子庆忌摔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吕氏春秋·忠廉》）

（17）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唯曰：“唯唯。”若是者三。（《战国策·秦策》）

（18）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吕氏春秋·任数》）

但是根据殷国光（2002）的考察，数词作谓语计动量的格式到东汉时期就已经消亡了。另一种是数词作补语，如例（9）、（10）、（11）等。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惯指的“动+数”形式。“动十数”式在先秦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到两汉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唐钰明（1990）指出，在《史记》、《汉书》之中，这种形式就已出现63例之多。例如：

（19）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史记·夏侯婴列传》）

（20）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

（21）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史记·项羽本纪》）

（22）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答五十，余各搏二十。（《史记·二田叔列传》）

（23）汉王怒，钦斩婴者十余。（《汉书·夏侯婴传》）

（24）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十六。（《汉书·孔光传》）

并且，他进一步以出土文献《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为考察对象，得到该书“数+动”式共13例，而“动+数”式已有11例，占了46%。这足以说明两汉时期数词已经逐步移向动词后面。正是数词这一位置上的后移，为汉语动量词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动量词的发展和逐步成熟，“数+动”的形式逐步减少，“动+数+量”的形式逐渐增多。但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初中期和晚期呈现的差异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李小平（2007）曾对魏晋南北朝初中期和晚期的代表性文献《搜神记》、《世说新语》、《抱朴子》与《齐民要术》进行统计和对比，情况如下：

从《搜神记》、《世说新语》、《抱朴子》三部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南北朝初中期，动量词虽然已经出现，但是一部书中“动+数量”形式比起“数+动”结构还是凤毛麟角，只是零星散见于各书中，用例也非常少，没有一部书中集中或大量地出现过动量词，而且个别动量词其实在此之前就已产生，如“匝”、“遍”先秦时就有，“下”汉朝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动量词数量较少，使用频率极低。传统的“数+动”结构仍是这一时期表动作量的常见形式。

《搜神记》中出现动量词仅4个，共4例。即：

（25）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

（26）不得安，两三度坠地。

（27）斫伤数下，应乃还卧。

（28）龟中流，左顾者数过。

“数巡”表饮酒持续的时量，“两三度”表坠地的量次，“数下”表斫伤的量次，“数过”表回头的量次。由此证明，动量词在《搜神记》中的使用还不十分普遍。

《世说新语》的动量词全书仅出现4个，共8例。如：

（29）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30）因示语攻难数十番。

（31）君四番后当得见同。……乃至四番后一通。

（32）年余后但一两番。

（33）尝一过大输物，戏曲，无因得反。

（34）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

《抱朴子》情况也如此，动量词3个，共4例。

（35）但读千遍，自得其意。

（36）即写地皇文数十通。

（37）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摇动。

（38）过人墓下，俱读碑铭一过而去。

由此证明，此时动量词的使用还不十分普遍。当时表动作的量，常见的仍是传统的“数+动”形式。三部书的动量词用例也不过16例。

至晚期的《齐民要术》，动量词数量明显增加。专用的动量词有“遍、度、沸、过、转、匝、回”7个，借用的有“杵、辈”2个。如：

（39）先作麻纫，缠十许匝。

（40）煮乌头汁，热洗五度，即瘥耳。

（41）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乾便成矣。

（42）漉去滓，待冷，以和曲，勿令太泽。捣千杵。饼如凡饼，方范作之。

（43）计正月、二月两个月，又车一遍。

动作量的表示方法呈多样性。主要有四种格式：

数+动。如：

（44）种葱，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止，不止则葱无袍而损白。

（45）药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

（46）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矣。

动+数+量。如例（39）—（43）。

数+量。如：

（47）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

（48）秋种者，五月子熟，拔去，急耕，十馀日又一转，入六月又一转，令好调熟，调熟如麻地。

（49）全饼麴，晒经五日许，日三过以炊帚刷治之，绝令使净。

数+量+动：

（50）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

（51）一团则得五遍煮，不破。

（52）凡四五度翻，内外均暖，微著白衣，于新讫时，便小拨峰头令平，团团如车轮，豆轮厚二尺许乃止。

（53）数回转使匀，举看有盛水袋子，便是绢熟。

这四种形式中，其中“数+动”仅10例，“数+量+动”共有35例，“动+数+量”有64例。由此可见，“数+动”式在魏晋南北朝初、中叶仍然是行为计数的一种常见形式，而到了晚期，随着动量词的大量发展和成熟，不用动量词已经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了，“数+动”式此时正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动+数+量”已经成为行为数量表示法发展的方向。“动+数+量”形式的发展继而成熟，成为动词重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 动量补语的位置变化

在南北朝，数量词作补语，一般的词序是“动词宾语（或足语）补语”，这就是所谓的“隔宾（足）补动”的规律。如：

（1）八月、九月中作者，水未定，难调适，宜煎汤三四沸，待冷，然后浸麴，酒无不佳。（《齐民要术》）

（2）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齐民要术》）

（3）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三国志》裴松之注）

但这一时期，“番”作补语有时可以独放在宾语前，不过这种词序也不常见，应该说这还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词序。如：

（4）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梁《高僧传·译经篇》）

（5）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

（6）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世说新语》）

从历时来看，虽然“隔宾补动”的规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直到明清以后才完全被“动+补+宾”的结构格式所代替。但是从南北朝开始出现的补语位置的提前现象，在之后的一千多年一直在蔓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种格式一直处在并存抗衡的阶段。有意思的是，这一现象在动词重叠中正好也同样存在，类似于“帮他一帮”和“帮一帮他”，直到《西游记》中这两种格式都仍是共同存在的。更有甚者，在现今的一些方言区也有这两种格式。这一方面证实了动词重叠和动补短语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正是由于补语位置的前移，即“动+补+宾”这一位序逐渐代替“动+宾+补”位序，才使得“V一V”结构成为可能，继而语法化为表短时义的动词重叠式“V一V”，然后随着“一”的脱落，发展成为VV式。显然在这里我们只是如此作出推测，后面的研究我们就会是沿着历史的轨迹进行考察，以验证这一推测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