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草创期：媒介的整合重组

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媒介架构对党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历史命题——因势利导，对已有的党的媒体进行有效重组，创建一个更具传播效能的媒体，为党发声，为抗日军民宏志。

当时，中共已经有了一批颇具生命力的党办媒体，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经验，具备了媒介整合的基本条件。延安《解放日报》之前，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创办了第一个正式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白区创办了《布尔塞维克》报，在苏区创办了中央级机关报《红色中华》和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它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除此之外，还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边区群众报》、《今日新闻》等诸多媒体。同时，新华社（1937年红中社随中央迁至延安后改名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1939年新华社从新中华报社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的独立，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广播）的筹建，终使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起了报刊、通讯社、电台三位一体的新闻传播机制。1941年之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由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不断受到当局迫害，宣传力受到很大限制。在根据地内部，有些报纸各自为政，宣传违反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红色中华》1937年随中央迁至延安后易名为《新中华报》）每周两期4开4版的版式，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所以，客观形势的逼迫，宣传力度和统一度的缺乏与不足，使得党中央开始考虑出版一份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宣传有力、宣传中心连贯一致的大型报刊，来改变新闻传播的薄弱情状，更好地拓展反敌抗日的革命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动因之下，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以党的组织效力和媒介的资源重组实现传播效力的整体提升。1941年5月14日，在杨松和博古的主持下召开了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一次编辑会议，杨松和博古就延安《解放日报》的办报计划以及媒介性质、任务和业务要求进行了发言，并同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延安《解放日报》15日试报一天，16日正式出版。这样，经过一天试报之后，1941年5月16日四开中张两版的延安《解放日报》就此诞生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诞生之初就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性质和传播使命，它向世界宣告，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现代媒体，将以中共中央党报的重要身份进行传播。彰显党的组织传播特性，凸显组织的政治意图和媒介期待，团结抗日军民，抗日救国，将是其神圣使命。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延安《解放日报》创刊通知，以及他给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第一篇社论即《发刊词》，就是最好的宣言。毛泽东在创刊通知里强调，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延安《解放日报》，同时将新华通讯社加以改造，进行有效整合，并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延安《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6]“宣达”意味着宣传和传播，“宣”，即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略广为传播，强调的是政治传播的基本理念，“达”，则表达了对传播效果的强烈关注，以受众的信息接受和传播认同为目的。在《发刊词》里，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领袖，对延安《解放日报》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热切的期望。《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代表党中央组织意志的媒体，它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党的总路线，即“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将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反革命政策作斗争，消除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广为传播党的大政方针。《发刊词》言简意赅，意义深刻，规定了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个党的核心媒体的基本规则和历史使命，可谓延安《解放日报》新闻传播之指针。

延安《解放日报》建立了基本的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建立了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三位一体的新闻媒介机制，其中，机关报是核心，统帅通讯社和广播，共同建构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系统。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显得更加重要，是重中之重。它以对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和新华社媒介资源的整合，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的总体掌控，成为三位一体机制的中枢。在运行机制上，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延安《解放日报》的是中央党报委员会，而在内部，对延安《解放日报》进行全面管理的最高机构是编委会，它由报社、新华社的领导和报纸各版主要负责人组成，具体由博古、杨松、吴敏、曹若茗、向仲华、余光生组成。编委会以每周一次的会议对延安《解放日报》进行总体管控。在机构设置方面，延安《解放日报》借鉴其他报社的机构设置，总体机构分为编辑部和经理部两大部，编辑部是业务部门，下设采通部、材料室、校对室和编辑部办公室，由杨松总负责，经理部是报社的后勤供应部门和报纸发行、广告经营部门，下设总务科、会计科、发行科和广告科，由祝志澄总负责。最初，延安《解放日报》由博古即秦邦宪担任社长。博古在1941年初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延安《解放日报》诞生后即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长，11月又兼任新华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由于博古的特殊身份，博古在延安《解放日报》中体现了党组织、报社的紧密关系和合理结合。

这样，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态势和媒介需求，以高屋建瓴的气度进行了媒介资源的整合重组，并催生了延安《解放日报》。从某种意义看，这是当时特殊的媒介生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