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播历程论：从“苏化”、城市化和精英化到本土化、大众化和组织化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奠基与成型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从无到有，从初期发展到整风改版的历史转折，进而成为边区乃至中国革命事业的传播大本营，直至最后完成历史使命，书写了一个曲折而又辉煌的传播历程。其中，对传播语境的高度重视，对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对传播品质的精心打造，都成为延安《解放日报》传播历程的价值所在。

首先，独特的传播语境是延安《解放日报》得以诞生的历史契机。传播的语境“就是传播发生的环境”，“语境为研究者和理论分析者分析现象提供了背景和参照。语境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清晰”[1]。延安《解放日报》有着独特的传播语境，它是延安《解放日报》产生的基本理由之一。

延安《解放日报》的诞生有着特殊的社会语境。“延安《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两年半后新形势下的必然产物。”[2]1938年末，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由于兵力不足，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转而主要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借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双重压力，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之中。1941年后，这种趋势更为严重，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民众不仅要和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作战，还要同国民党军的围困和封锁做斗争。险恶的政治氛围和巨大的军事压力以及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异常困顿，“皖南事变”的爆发则更加剧了这一态势。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处在国民党军和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情形更加险恶。尤其严重的是，外部的压力激发了内部的分歧，党内左倾观念开始日益抬头，新闻报道和中央精神发生冲突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另立中央政府”[3]的错误极端思想产生。

这对党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它要求党要强化新闻传播的效能，以媒介的力量去整合和统一党内的各种思想，对外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对内积极发动抗日军民，提升党的凝聚力，以提升党在中国救亡图存历史进程中的话语权。

其次，延安《解放日报》的诞生也有着独特的媒介语境。在延安《解放日报》诞生之前，中国业已具备了特殊的媒介架构，这是延安《解放日报》得以诞生的文化基点。正如论者所言，在这一时期，“反映到新闻事业上来，出现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两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消长”[4]。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建立新闻统治制度，以一个党化的、空前强大的新闻传播网络，垄断了中国新闻传播空间。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新闻传播和逐渐兴起的根据地新闻传播。它们互为呼应，和国民党新闻传播展开了话语权的激烈争夺。此外，还有在夹缝里艰难求生的民营新闻传播业，它们不党不偏，经济独立，以民间的话语显示着新闻传播的多极化诉求。然而，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实施，使得民间新闻传播业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最终，它们只能以独立性的弱化甚至是丧失来求生，于是，在国共之间选边站队便成了它们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在此之外，还有伪满统治下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沦陷区大城市日伪建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它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操纵的日伪政权法西斯统治之下，大肆掠夺、兼并、收买、查禁和捣毁爱国新闻媒体，强迫进行新闻检查，建立了完全垄断和独断的日伪新闻传播业。由于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特征，日伪新闻传播业是国共两党新闻传播和民间新闻传播共同的敌人，它们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总之，这是一个多级共存、互为争斗的传播语境，它将国家、民族利益冲突、党派纷争和话语权抢夺糅杂在一起，显示了一个异常复杂的传播景观，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则要求它能够以新闻媒介传播效能的强化，达成凝聚自我、宣传自我和救亡图存的革命目的。

最后，中国共产党企图大力传播抗日救国的媒介观，也是延安《解放日报》得以诞生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起，就深刻认识到了新闻传播对党的事业的重大意义，并身体力行，践行着无产阶级新闻传播观，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得以壮大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吸收了国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民主主义新闻事业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经验，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注重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由此开端。”[5]因此，利用党的新闻媒介消除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统一党内思想意志，同时，传播党的思想和方针政策，推进抗日革命事业，便成为党的重要议题。它急切地呼唤着一个更具传播效力的党媒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