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平问题的社会机制

如前所述，公平不同于均等。它是基于正义原则对客观的社会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研究公平问题，就不能仅限于描述各种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现状，而且要探索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和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公平问题与人的主观社会认知、社会结构背景、社会流动经历有着重要的关系。

（一）公平问题与主观认知

如前所述，公平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现状的描述，而且也包含着对客观现状的主观社会性认知。客观现状与主观认知的作用模式，是影响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和社会认可的分配伦理之间存在差距，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进而增大发展成本。虽然多项社会调查都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受访者认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种认知背后的具体内容和机制仍然需要认真探讨。怀默霆认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会导致人们对当前社会秩序的不满。他发现，尽管大概有1/4的受访者认为，外部的或结构性的“不公平”是解释在中国成为穷人和富人的重要原因，但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个人绩效。与国际相比较，中国人在贫富归因上更强调个人绩效因素，而更少强调结构性因素。[16]怀默霆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公众倾向于认为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多数人认为自己身边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公平的。如果人们更倾向于参照那些处于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人来认知公平问题，那么这一结论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人们的比较参照系正在从自己归属的社会单元转向整个社会中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因此出现了地位层级认同下移的现象。[17]必须要看到，人们的公平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客观的收入与福利，而且也包括主观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二）公平问题与社会结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公平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比较中，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比较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公平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在个体间的分布情况，而且涉及各个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群体往往被其成员和他人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社会认同感。这种社会认同会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内在结构。有学者指出，“以人群为主体的平等与以个人为主体的平等含义非常不同。更何况，消除群体间不平等不失为彻底消除个体间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单个的人对不平等反感在政治上无关紧要，但群体对不平等的反感可能破坏社会和谐、颠覆政治稳定、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18]。在中国情境中，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户籍差别、阶层差别都是事关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大问题。

在中国情境中，城乡差别构成了探讨公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结构维度。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的增多，新的城乡“三元”结构（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城市生活但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已经形成。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总量为1.66亿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3525万人，占到21.2%。如果包括其随迁家属，这部分人口总量达到2.34亿人，他们多数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农民工群体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46.6%。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消费倾向更高，对于权利维护和公平感更为敏感。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处理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公平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课题。

（三）公平问题与社会流动

在现代社会中，公平问题与社会流动有着密切关系。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绝对收益，而且还来自于与自身过去经历和他人收益和地位的相对比较。研究表明，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向上流动的感知和预期都会显著地增加公平感知。反过来，社会流动机会的日益减少和流动体系的日益僵化，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公平感，而且会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的潜力发挥。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地位流动机会，但是伴随着发展逻辑的深化演变，某些结构性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向上流动的门槛日益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往重要流动渠道的教育的作用。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既可能成为社会结构再生产、优势地位者传递优势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不同的社会成员获取充分流动机会和公平发展机会的渠道。研究表明，近年来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就会因此减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切实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作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既是确保社会公平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