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考
樊星
（武汉大学）
一
这些年来，各路行家，大显身手，出了不少的当代文学教材。或旨在尽可能全面介绍有关知识，或立足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或努力还原有关思潮的来龙去脉，可谓各有千秋。只是，似乎还是缺少众望所归、既能够满足教学需要、又能够得到广大学生认可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教科书。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真正显示了新思维的教科书不多？尤其是作为文学史教科书，我们的前人已经写出了有口皆碑的文学史，可今天的许多文学史为什么没有沿着那条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问题何在？
说到经典的文学史，我常常想到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在那部巨著的序言中，勃兰兑斯强调了文学史的“问题意识”：“在现代，文学的生长，是以它所提供的问题而决定的。”另一方面，这问题显然不应该只是“社会问题”，而应该恢弘得多——这是一连串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其中，既有一个时代“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也有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如何“反拨”此前文学的比较。[1]在该书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中，就有这样一段精辟的概括：“对金钱的追求，为金钱的斗争，及大工商企业中对金钱的运用，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这种庸俗的贪婪独占和前一时期革命热情和军事热诚形成强烈的对照，在这个背景下，它有助于给当代文学留下浪漫和理想的痕迹。”[2]其中，对于一个时代“主旋律”的复杂性的概括，就耐人寻思，值得学习。
还有鲁迅的那篇文学史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那篇1927年的讲演稿中，鲁迅论及了魏晋时代的政治与文学的密切联系——不是说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吗？可鲁迅关于曹操在政治上的统治风格“尚刑名”、“尚通脱”对文学风气“清峻”、“随便”的影响的论述就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微妙联系。鲁迅还介绍了那个时期文人奇特的生活方式（诸如“喜欢空谈”、“喜欢吃药”、“大家饮酒”、“居丧无礼”、“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罢如火”……），还有文人的微妙心态（“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从而还原了文学家的个性本色与生活的多色调。而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家独特个性的画廊吧！书中关于曹操统治时代“思想通脱……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和“魏晋时代，尊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以及“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赞美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之类议论在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也是颇有深意的影射之论吧。以鲁迅的正直，在蒋介石向人民举起了屠刀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借古讽今”的。就像他在那篇讲演的结尾谈到的那样：“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3]这篇文学史论因此揭示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方式、文学与个性、文学与人生哲理的丰厚底蕴，可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文化史论。是啊，文学史论是可以写出文化史的底蕴的！此外，此文不仅视野开阔，行文风格也是娓娓道来，不拘一格，很有文学的“生活气息”、生动感觉。姑且称之“文学感”吧！文学史应该有文学感。中国学术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通学”品格，那份谈文史、谈人生从容自如的亲切感觉，那份不拘泥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纵横才气，正是“中国学术”的命脉所系。可这样的命脉，在今天好像已经不多见了。
一个是“问题意识”，一个是“文化底蕴”，还有一个是“文学品格”。这些，也许是文学史写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
说到我自己，一直在尝试着这样的文学教学实践：一方面，将对于思潮的介绍与相关重要作家、作品的评析结合在一起，从而努力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对于文学史的“整体感”（即了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与格局，了解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讲当代文学时努力将它放到更开阔的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去琢磨，都是受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经典的影响。当然，还远不能说做得如何了。
如何还原文学史的生动与复杂？怎样去发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传承与差异（例如在当代家族小说与现代家族小说之间、在当代历史剧与现代历史剧之间）？如何在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中展开当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例如“十七年”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比较、新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比较）？如何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去探讨当代文学的新质（例如孙犁、刘绍棠如何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王蒙、莫言、格非如何喜欢李商隐的风格，同时又写出了新的气象，等等）？还有，当代文学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古典文学（至少在我看来，当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女性文学作品，成就是超越了古人的）？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我常常在课堂上讲这些话题，希望能对学习文学的同学有些启发。学问学问，就应该经常提问，通过提问，去质疑某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去发现文学的复杂与生动。
此外，我还比较喜欢在分析作品中适当地有所发挥，从作品中生发出一些具有哲理意义的思考（例如在讲“荷花淀派”作品中那些性格泼辣的女性形象时，就引出关于中国女性命运的再思考：在中国这么一个具有“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国度，为什么文学作品中会有那么多泼辣女性的形象？还有，在讲那些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时，也自然会引出对于“国民性”的再思考：谈到“国民性”，自然会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经常上演的农民起义呢？……）。我希望在这样的发挥中启发学生去超越那些一般化的政治与文化理念，进而去发现文学与人生的复杂性、去接近文学的博大智慧。同时，我也常常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关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恩怨、作家经历与作品“原型”之间的轶闻趣事（所谓“八卦”）告诉大家。我想这样既可以还原文学与作家生活的微妙联系，也可以显示文学的趣味性。而这些恐怕也常常是我们的文学教育比较缺乏的。我们的文学教育常常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风格，而忽略了文学的趣味性。而文学其实是充满了人生的趣味的。许多作家，都因为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与活法而显得有趣、可爱；许多作品，也因为显示了作家看人生的独特眼光而不同凡响。所以，我甚至觉得，优秀的文学史，是应该有这一部分内容的，就像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刻画的那样——他这么写巴尔扎克：“在巴尔扎克身上，尽管富有一切伟大而辉煌的品质，却总是缺少一点东西，这点东西就是一般所谓的教养。他缺乏文化教养的从容镇定，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他那动荡不定的、永远创作的富于想象力的心灵从没有享受过从容镇定之乐……”[4]写出作家性格的复杂，写出作家的思维优势与性格缺陷，对于理解文学的丰富，对于打破传统文学教育中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必要。例如“伟大的时代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家”吗？还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产生于伟大的作家之手”吗？其实，验之事实，未必尽然。《红楼梦》是伟大的，却产生于没落之世；鲁迅是伟大的，也有明显的性格缺陷，也写过很一般的作品……
因此，我也一直想写一部这样的当代文学史，一部有整体感、比较视野和智慧性乃至趣味性的文学史。可一直到写起来，才觉得不那么容易。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教科书写作的窠臼，而与文学的活力相去甚远。
三
我们现在面对的学生都是“90后”了。他们很想了解最新的、与他们的生活贴近的文学现象，可是，我们现有的文学史常常在这一方面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如“校园文学”、“网络文学”、“80后文学”，等等）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基本上是空白。
例如“校园文学”。其实，从中学时代开始，少男少女们就已经在从事“校园文学”的创作了。他们有的是在语文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有的则是凭着自己的兴趣，避开了老师和家长，偷偷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和体验。“校园文学”因此值得关注。它一般指的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文学作品，常常也包括作家们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相对于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校园生活似乎显得比较单纯。但毕竟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校园文学常常也会延伸到校外。文学史上，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写战争改变学校正常生活的名篇。当代苏联作家田德里亚科夫的小说《六十支蜡烛》则是通过师生之间在政治旋涡中的浮沉提出了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重新思考，富有尖锐的哲理意味。中国内地当代文学史上，已经产生了不少写校园生活的作品——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充满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学生生活的浪漫气息。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描写了解放前后两个大学生的爱情故事，他们终于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分手的悲剧在那个时代相当有代表性。刘绍棠的短篇小说《西苑草》是他描写大学生活的作品，其中蒲塞风有个性、特立独行、勤于钻研的形象为当时不合群的大学生留下了珍贵的写照。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记录了抗日风云中一群大学生的历史足迹，也应该算校园文学。到了当代，“校园文学”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大致看去，“校园文学”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大、中学生写校园生活的作品，例如20世纪80年代喻杉的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对于当时女大学生的单纯生活和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的清新刻画；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散文家”曹明华记录自己大学时关于生活的五彩思绪的散文集《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也曾经畅销一时；“70后”作家郁秀1990年写出的畅销小说《花季·雨季》因为生动记录了“现在的中学生思想复杂着呢”的众生相而名噪一时。小说中关于中学生满腔热忱地追逐着时尚的描写就很有当代生活气息：
最后一道铃声响过之后，各班学生从门口一泄而出，涌向各条街头巷尾、各间时髦店屋。“佐丹奴”、“百佳”、“环宇”、“国贸”、“麦当劳”都不乏他们的身影。他们熟稔地挑选着最爱吃的进口零食，购买各种昂贵的名牌货，一会儿小声嘀咕某歌星来深举办演唱会的消息，一会儿高声评论中英关系。一会儿又咬牙切齿地咒骂一遍该死的课本和没完没了的考试。
这些作品，连同那些“校园诗歌”（例如已成经典的李亚伟的《中文系》、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等等）一起，都是当代大、中学生写自己生活的代表作。另一类，是作家（包括已经从校园走向社会的作家）描写大、中学生校园生活的作品，例如铁凝以自己的妹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就表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的鲜明个性和成长烦恼；刘索拉以“黑色幽默”的风格描写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对于僵化大学教育的不满与调侃的“新潮小说”《你别无选择》也曾经名噪一时；还有李晓以调侃的风格嘲讽教授剽窃学生成果、教师之间派系势同水火的黑幕的短篇小说《继续操练》，读来令人想起《儒林外史》……而张承志的短篇小说《GRAFFITTI——胡涂乱抹》则通过对一场大学校园摇滚乐音乐会的描写唱出了理想主义的焦虑与盼望；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生动描绘出一个对学习毫无兴趣的乡村中学“差生”浮躁的心态，读来五味杂陈；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塔铺》是描写乡镇中学艰难生活的一部力作，还原了几个乡村青年企图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挣扎与叹息。张贤亮的长篇小说《早安！朋友》因为深入剖析了中学生的“早恋”心绪曾经被禁。到了世俗化浪潮高涨的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一批针砭校园乱象的小说应运而生——方方的中篇小说《行云流水》写知识分子囊中羞涩的困窘与窝囊；李洱的中篇小说《导师死了》揭开了一位教授“不是吹牛就是撒谎”的种种怪异人格；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深入揭示了大学教授及其弟子世俗化到了没有操守的地步的黑幕；南翔的长篇小说《大学轶事》（包括系列小说《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生》、《专科生》、《成人班》、《校长们》）以调侃的笔调写出了当今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世俗化心态……此后，罗伟章一系列暴露新世纪中学教育危机的作品也都引人注目——中篇小说《奸细》聚焦当今非常流行的“生源大战”，写出了中学老师为了高考“升学率”而不择手段“掐尖”的激烈争夺，笔力遒劲；《潜伏期》感慨中学老师因为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而最终在教学上被人取代，在生活上也穷困落魄的作品也写得很有警示意义；还有《最后一课》那样为依然贫困的乡村教师长叹息的作品。这些暴露教育界乱象的作品与社会上对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此起彼伏的声讨彼此呼应，发人深省。
还应该特别提到一批报告文学作品：高晓岩、张力奋的《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一书记录了当时的大学生积极奋斗的激情与梦想；祖慰的《快乐学院》保留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多学科讨论会”的生动剪影；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对“中学生心理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对高考给学生、家庭乃至社会造成的沉重压力作出了深刻的剖析；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则对中小学教育的深刻危机进行了严峻的审视，为提高教师的待遇发出呐喊……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传会反映乡村教育惨状的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还有作家何建明反映高校贫困大学生生存困境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反映中学生紧张应试、千家万户紧张动员、旨在呼唤高考改革的《中国高考报告》，都引发了社会对于贫困葬送乡村青年梦想、应试教育遗祸无穷的深深忧思。“校园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一股值得关注的思潮。同时，这显然也是一个评论界关注得不够的一股思潮。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当代文学教材上，“校园文学”一直是一个空白，我感到今后的当代文学教材加一章“校园文学”实在很有必要。
四
再看“网络文学”。1998年，台湾作家痞子蔡（本名蔡智恒）在网络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迅速传播开来。一般将这一事件看作当代“网络文学”的起点。此后，大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紧紧跟上，在网络上发表了风格各异的作品。到2009年，在《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中文在线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中，经过海选，推出了十佳优秀作品：江南纪念大学生活的《此间的少年》，慕容雪村讲述都市白领生活悲喜剧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阿越想象一位当代大学生回到宋朝、推行改革的《新宋》，灰熊猫描绘明末历史悲剧的《窃明》，晴川的武侠小说《韦帅望的江湖》，烟雨江南的仙侠传奇《尘缘》，酒徒的隋末英雄传奇《家园》，老猪的魔幻传奇《紫川》，雪夜冰河讴歌一位现代农民英雄战斗历程的《无家》，还有叶听雨讲述一位底层青年奋斗经历的《脸谱》。当然，当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远不止这十部。邢育森生动描写“网虫”生活的《活得像个人样》、宁财神“戏说”武侠的搞笑之作《武林外传》、安妮宝贝富有“小资情调”的言情小说《莲花》……都非常好看，也非常有影响。这些作品显示了“网络文学”的强大生命力，也向传统文学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显然，对此文学史写家也应该留意。
有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网络小说的出版量（总印数）每年大约以25％的速度递增，全国大部分书城、书店都设置网络小说的专柜。”也有专家认为：“网络文学侧重于娱乐性和休闲功能，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力降低。这一点利弊兼而有之。”“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作出的反应，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网络文学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能成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同时也要注意网络写作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问题对文学写作的耗散作用。”[5]各种声音，不一而足；功过是非，见仁见智。然而，“网络文学”究竟为当代文学增添了哪些新质？“网络文学”究竟如何影响了文学发展的流向？一方面，“网络文学”的火爆与“纯文学”的低迷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是当今最值得研究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网络文学”中，相当一批粗制滥造之作的广受追捧也实在令人困惑不解。虽然“网络文学”已经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作家，如：今何在、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慕容雪村等；可是“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吐槽心态”、“游戏心态”、“玄幻心态”的不断蔓延是否也暴露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危机？
无论如何，我们的当代文学教科书却很少介绍已经驰名文坛的“网络文学”高手和他们的代表作，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亟须填补的空白。
五
最后，谈谈文学史写作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理论、文学史写作，应该具有文学性。理论是灰色的，而文学之树常青。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就有过“文学评论也是缪斯”的说法。当时，一批有思想、有才情的评论家写出了文思飞扬、文风清新的文论，推动了当代文论摆脱“党八股”、走向新天地的进程。例如高尔泰的文论就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像《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就写得非常美，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诗情。请看这样的段落：“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愁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愁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6]见解有新意，文气也畅达。最后那两句甚至很有对仗的气势。在当代文论家中，高尔泰还擅长在文中频繁引用古典诗词。这也使他的文论散发出浓烈的诗情画意。文学史论方面，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也都跃动着思想的力量、文学的激情。我特别欣赏上述两篇宏论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缺什么”的思考。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7]“现代文学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拘谨，感到沉闷。”“新文学始终没有提供‘新文化’的抵抗者的饱满有力的形象。”[8]如果能将这样的思考灌注在教科书的写作中，也许会更具有思想的锋芒，启发学生琢磨文学的真谛。文学史，绝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陈列，还应该富有睿智的启迪、个性的闪光、文学的色彩。
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都应该具有“美文”的风采。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丹纳的《艺术哲学》，就给人以富丽堂皇的美感。而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则充满了慷慨激昂的诗情。或者，像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进程》那样，文风朴素，但富有洞见：“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9]或者，像马尔康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流放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那样，在文学史著作中追求现场的亲历感、生动感：“我总觉得，我们在中学里和离开中学以后，在大学里和后来在军队里的那许多年可以看成是一个漫长的除根的过程……”[10]“垮掉派朗诵会举行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那天晚上，我恰巧进城去看莎士比亚的戏，无意之间表明了我对当时的等级制度的赞成……”[11]总而言之，文学史应该富有“文学品格”，充满活泼、睿智、趣味、诗情画意或者现场感，而与晦涩、刻板、枯燥、僵化绝缘。
我觉得，从事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我们当然应该了解那些流行的理论，但我们完全不应该让那些理论束缚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我们的生命体验，还有，我们的思想力。
[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474页。
[2]［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3]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7—78、83、89、86、93页。
[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5]张晓然：《盘点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的中国新兴网络文学》，《新民晚报》2009年5月18日。
[6]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56页。
[9]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2页。
[10]［美］Malcolm Cowley：《流放者的归来》（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1]［美］Morris Dickstein：《伊甸园之门》（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