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综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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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1]编写历程简介

刘仲亨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前言”对全书编写工作过程,已有概括介绍(由于出书年代较早,现摘录一段):“手册编写的倡议,是198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那次会议鉴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严重破坏和我们对当前社会科学发展的状况缺少了解,认为很有必要组织力量,编写一部参考性工具书,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概况。”当时北京中国社科院情报所恢复工作较早,时任所长的杨承芳同志于会后就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手册”事项,与各有关方面共同研究,并拟定手册编写计划草案向全国各地社科情报工作机构和部分高校广泛征求意见。其后,收到大量积极支持的反馈及具体建议。同年12月,北京社科情报所、上海社科情报所、辽宁社科情报所和江苏社科情报所四个单位,承担了手册编写任务,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手册编辑会议,研究确定了手册的编辑方针和具体分工。杨承芳同志被推选为手册主编。我与上海的周铭德同志、辽宁的李浩棠同志、南京的程极明同志共同选为副主编。从1982年1月起,手册编写工作正式开始,到1983年6月底全书完稿,1985年4月出版发行。我作为主编的助手,参与了全书从编写到出版的全部活动。我曾分赴上述三地参加多次会议讨论编写、出版过程中的多种问题。回顾手册成书的各段历程,犹历历在目,迄今难忘。

继承与借鉴,恢复与发展

祖国大地经过灾难的洗礼,迎来科学的春天。社科院一派春天气息。1975年学部恢复中断近十年的业务工作。1977年学部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11月《院三年规划设想》[2]中确定“扩大充实院情报所,使之成为了解和研究外国社会科学动向的中心”。这一期间,社科院与国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来访、出访学者日益增多,在京召开多次国际会议,因而多方需要及时了解多个国家的学术动态。此时情报所人员、藏书,经过恢复,已具有相当规模。情报所藏书以外文书刊为主,尤以外文期刊较为丰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未断,最为难得。情报所人员结构已有恢复和扩充,既有文、史、哲、经等学科的专业人才,又有通晓几大语种的外语干部。情报所自建立以来,一直重视对国外社会科学发展中最新前沿消息的报道。“文化大革命”前,多侧重于内部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已公开发行数种系列化的情报刊物。当时,就全国情况看,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分布极不平衡。虽然几个地方的情报所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当实力,已有几种情报刊物恢复按期发行,但各有各自的重点。大家普遍感到,在我国情报文献系列中缺少一部参考性工具书,即手册这样一个中间关键性的环节。例如,当代(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发展的状况、其主要的研究组织和管理、国际学术会议、著名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工具书等,这些最为基本的资料往往零散存在卡片上,且多数已毁于“文革”。当时最为需要的百科全书,馆藏的国外的百科多是旧版的,较新的版本,更为稀缺。《中国大百科全书》刚在组建编撰,《辞海》虽有1980年新版,但国内资料为主。有鉴于此,大家一致认为,只有走联合协作的道路,把条块分割,分散的各情报部门联合起来,协同动作,才能取得成效。发起联合编写手册的倡议正是源于此。

手册的编写,正是科学春天的呼唤。

群策群力,通力协作

北京、上海、辽宁、南京四个所,在1981年年底上海会议上研究确定了各所的具体分工。当时的分工是具体而符合各所的实际的。根据对手册编写结构的讨论,借鉴国外各类知名的工具书的编写体例及我国实际现状,会议认为:手册应分为学科和国家两大块:一块是国外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文、史、哲、经……)的研究状况;另一块是各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学术机构和团体、国际学术会议、著名社会科学家等资料。鉴于四个所的具体人力、物力等具体条件不同,会议认为:北京因高校、科研机构、外事机构较集中,主要由北京所担当学科这一块项目的组稿及编写;上海、辽宁、南京各所分别担当另一大块项目的组稿及编写;南京所并担当完稿后出版、校对工作。

实践证明,这样的分工协作,发挥了各所的优势。辽宁所对东北亚地区,日语、朝语文献资料馆藏丰富,追踪研究持续未断;而上海所对西欧、北美研究根底丰厚,成果颇多。南京所了解国内外多方面情况。同时,各所在某些学科方面也各有优势,在稿件撰写方面可有所交叉,而大体上在组稿方面做了两大块——上、下两编的分工,是恰当的。

1982年9月在沈阳召开第2次手册编辑会议,审视了各所分工部分的进度。审读中对第1章草稿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对下篇各章建议章首加写简短前言,以统领本章资料。经过这次中间检查后,于1983年6月底手册全书完稿。

手册完稿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书稿:上篇第1-15章(包括16个学科),由76位大部分在京的各专业知名学者撰稿。他们大部分是我院各专业所以及我所的学者,还有一部分外单位的学者受到手册诚恳约稿。他们理解当前现状,慨然应允,并尽力据个人掌握的新材料,精心雕琢,完成书稿。

下篇第16-20章及索引,由196位基本上都是各情报所的专家及专业人员撰稿,在京的66位,其余的120位是上海、辽宁、南京三地的。他们将各方面分散的资料精心编纂组成各个章节系统的材料,便于查阅使用。许多资料是通过向国外发函咨询索得。文稿中有大量部分中外对照(所附原文有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其打印、校对是相当繁重的工作。收录社会科学家1000余人;社科机构团体300余所;国际学术会议74种;期刊300余种;工具书百余种。其编纂到校对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全手册所有学者名录索引(中-外、外-中)更是一件艰巨的编制工作。近200位撰稿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手册脱稿后,交印厂排版、校对是最为艰难的一段工作。由于原稿外文多,印厂外文排字力量弱,形成瓶颈,影响出书进度。手册编辑组的数位同志曾日夜守在印厂,边排边校,辛苦工作数月。手册终于1985年4月出版发行。

手册的编写是集体辛勤劳动的结晶。

情报性、学术性、实用性

在《手册》“前言”中指出:“《手册》力求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情报性。主要表现在,采取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着重介绍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学派,尽可能取得新材料,提供更多的情报源,以便国内读者知己知彼,开阔视野。第二,学术性。在决定本书的具体内容和选用材料时,着重考虑学术价值,对于国外社会科学所涉及的广泛领域,着重介绍有关学术的问题和资料。第三,实用性。本手册力求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广大社会科学爱好者正确了解国外社会科学现状,并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有关的参考资料。”

以上三个力求具备的特点,也就是手册编写的指导方针。在手册编纂的选材以及实际投入写作和审稿过程中,把握好这三个特点是时时需要注意的。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在编辑选材中仔细考虑起来也有许多难点,但与第一个特点比较起来好把握一些。例如“学术性”:社会人文思潮、文化艺术、历史事件等问题的研究对社会科学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学术价值。国外这些方面的学者、机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需要斟酌考量取舍。再如“实用性”:手册的服务对象,已有较以往更为广泛的对象,因而有更多样的需求。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但我们在编写工作中更多考虑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把握“情报性”方面。着重介绍新情况、新问题、新学派的“新”方面,还算不难把握。重要的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着重介绍”这些“新”的方面。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介绍”,而不是去“批判”所“介绍”的材料。这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初,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中提出这一原则,“以便国内读者知己知彼,开阔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即或是内部资料,一般也多是先戴帽之后,并在批判中加以“介绍”某一学派、学说、论述等材料。而当时相当多的工具书,也往往流行“先批后介绍”的套路。更好贯彻“情报性”这一原则,曾是撰稿、审稿工作中,时刻注意把握的方面。

手册的编写是对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社会科学界实际需求的回应。

追忆与缅怀

时间飞逝,人事代谢,《手册》出版面世迄今已过30个春秋。借此次院老专家协会征稿的机会,写出此篇短文。当年大家迎接改革开放的欢欣心态与爆发的奋发努力工作精神,是令人难忘的。《手册》书末页载有编写人,共238位的全部名单。由于多年我与院外人士联系中断,现仅能就我院我所的近百位编写人员中查到:已故17人、已退休24人、已调出6人、仍在职10人。

我们深切怀念已故的:蔡葆真、高作宾、贾郁、刘永鑫、刘铭昌、裘辉、李玉斌、石健、孙方、佟庆才、王祖望、魏章玲、杨承芳、杨熙龄、易克信、应守礽、朱铁声等人。谨借此机会,列出他们的名字,以资纪念。

已退休的人,除移居国外的之外,均在京安度晚年,其中半数的老同志仍在发挥余热。他们之中有的仍在从事某些新兴学科的译介与论述,有的在编撰双语辞书以及从事力所能及的翻译、编校工作。

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在职的人基本都留在文献信息中心(原情报所)工作。他们分别在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文献计量学研究室以及相关学术部门从事文献信息科学的深入研究与深度开发、科研管理工作。

手册的编写开辟了一块可供继续耕耘的土地。

后记

交出这篇拙文,我仿佛进入一条时空漫游隧道,又回到编写手册的历程。心中升起一阵欣慰与辛酸交杂的情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老夫也学着敲电脑,打成这篇短文,深感到电脑之快捷方便。而忆起当年手册成稿历时一年半,而送到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出书也用去一年半!这与今日效率已不可同日而语。网络时代已经来临。老夫眼前文献信息领域已是另一番崭新景象!但是,勿忘纸质书刊时代并未成为历史过去,仍然是现实。而且电脑、网络只能是人类使用的工具。在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下苦工夫、苦读苦钻,不舍昼夜地使用“人脑”的功夫,是否可以从此松弛懈怠下去?

(刘仲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原中心副主任)


[1]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