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的拓荒活动
王兴成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科学的春天里，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学术信息研究开发工作者，积极参与和亲自见证了新兴交叉学科——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在我国的萌生与发展。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自1982年建会以来，本人历任该会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等职，为推动我国该项跨学科研究及其学术活动辛勤劳作，开拓奋进。198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建院以来，兼任该院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为继续参与科学研究及其管理实践竭尽绵薄之力。
王兴成2009年10月17日摄于北京
30余年来，我和我的同仁们积极投入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开发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奋力开拓时期；2.蓬勃发展时期；3.持续推进时期。我以亲自参与的该学科主要研究开发活动行进的时序为经，而以其相应成果为纬，经纬交织，力求编写出我所亲历的真实难忘的篇章。这是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优化服务的崭新的跨学科研究。
一 科学学研究的奋力开拓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
这时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积极倡导科学学研究，大家密集引进和开发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信息，奋力开拓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崭新方向。
（一）从钱学森积极倡导研究“科学的科学”谈起
钱学森于197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著名文章《现代科学技术》[1]，率先倡导开展“科学的科学”即科学学研究。1979年10月，他在题为《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2]的重要文章中写道：“在读到于光远、龚育之和王兴成同志的近作之后，受到教益，但我又感到意犹未尽，所以再写这篇文字，参加讨论，并向同志们请教。”这里提及的三人“近作”，系指于光远的《谈谈科学学》、龚育之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和本人的《试谈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系当年夏季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我的这篇学科介绍报告，随后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79年7月25日）等多家刊物转载发表。同年冬季，钱学森于1979年11月21日在科学会堂作关于科学学的专题讲演，场间休息时，我去休息室看望他，并自我介绍就是他文章中所指的某人时，他微笑着十分亲切地说道：“我们今天虽然初次见面，然而早就有文字之交了。”先生如此平易近人，待人诚恳，让人感动不已。一周以后，我荣幸地收到了钱先生约谈的第一封亲笔信[3]。随后，我应约前去钱先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办公室面谈，直接聆听教诲。他主要讲述我国社会科学界必须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界密切合作，切实有效地开展科学学研究。他平易近人，侃侃而谈，时而高屋建瓴地展望这门新兴学科大好发展前景和宝贵的社会功能，时而深入细致地论述推动这门学科发展的切实措施和办法。先生渊博的学识使人茅塞顿开，严谨的治学精神让人敬佩不已。1985年春天，我幸运地收到了钱先生第二封亲笔信，对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文《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和集体译著《一般系统论原理》进行热情指导。他深刻地指出：“这些新发展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系统学’和作为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的‘系统论’的极为有用的素材。”同年金秋十月，我十分兴奋地收到了钱先生的第三封亲笔长信，对我们的译作《普通科学学导论》进行分析评论。他高瞻远瞩，积极倡导政治科学学和定量研究，这是至关重要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钱先生发表了多篇科学学的理论文章，这是我国科学学的经典文献，为大家奋力开拓科学学研究及其蓬勃发展和持续推进，发挥了可贵的导航功能和切实的指导作用。钱先生既是我国科学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又是这一新兴学科的卓越研究者，也是循循善诱和诲人不倦的优秀导师。
该时期，我院情报研究所关于科学学的信息开发工作迅捷有效地展开。我的第一篇关于国外科学学的信息调研报告——《科学学简介》[4]发表于1978年4月，我院规划办公室编印的《外国社会科学参考资料》（内部）1978年第4期（4月15日）刊出该文。此文综述了：1.科学学的历史回顾和当前动向；2.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3.科学学的研究领域。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同年第9期转载此文。《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第6期（5月15日）转载时，标题改为《国外科学学研究情况介绍》。天津市自然辩证法首届讲习会辑印的《科学学与科学管理参考资料》（1978年10月）也选收了此文。一门新兴学科的动态信息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这对作者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和宝贵的鞭策。在这科学的春天，我们这些学术信息工作者，在中华学术园地里，播撒一些新兴学科——科学学的种子，热切期望其茁壮成长，早日造福学术界和社会各界。
（二）国外科学学信息的密集引进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第一本科学学的公开出版物——《科学学译文集》[5]的编译工作是从1978年春天开始的，这项任务由我具体负责。当时得到了科学出版社编译室的热情支持，很快列入了出版计划。全书的选材、组译、译校和编辑工作，从当年的春季一直延续到冬季。科学学的交叉性和跨学科性，必然要求其研究开发活动的多学科化和多专业化。我院情报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部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的25位多语种和多专业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大家分工合作，和衷共济，协同作战，艰苦奋斗。当时尚无“立项”一说，更无分文项目经费，完全是义务劳动，全凭大家的科研积极性和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此项新兴学科文献信息的选材和译校工作。这种对待科学研究事业的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乃是十分有益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该书的全部编译任务于当年年底顺利完成。科学出版社编译室接稿后，认真编辑加工，经过一年的紧张劳动，如期出版。届时1980年3月，又是一个阳春三月的季节。该书选收了英、美、苏、法、德、日、奥7个国家的20位专家学者的重要著述，其中包括科学学的奠基者和著名学者J.D.贝尔纳、D.J.普赖斯、T.S.库恩、B.巴伯、A.L.麦凯、L.V.贝塔朗菲和Г.M.多勃罗夫、B.凯利、C.米库林斯基，等等。全书选收有关科学学重要文献21篇，主要内容梗概如下：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科学学研究概况和动向；2.科学学基础理论；3.科学社会学；4.科学技术政策；5.科学技术管理；6.现代科学方法论。该书荟萃了当时大家力所能及的有关科学学的国外研究成果。后来，瑞典哥德堡大学科学理论系教授A.埃尔辛加撰文《科学学在中国：一位科学政策专家的报告》[6]指出，“第一本科学学的书籍——《科学学译文集》于1980年出版。该书选收了国外科学学专家的重要文章。第1版印数9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计划在1981年年初出第2版”。此书受到国际科学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
接着，我情报研究所又组译了两辑《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科学学）》[7]，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2年、1983年相继出版的。这两辑科学学译作的组译工作也由本人负责运作。这是对国外科学学文献经过精心选译编辑而成的信息密集型作品，其内涵学术信息相当丰富，该两辑《著作提要（科学学）》，共选收有关文摘148篇，这在当年来说算是海量信息了。其中第5辑选收科学学文摘73篇，分类编排如下：1.总论；2.科学与社会；3.科学技术政策；4.科学研究组织管理；5.科学研究经济问题；6.科学创造心理和科学技术人才；7.科学发展的一般理论。第17辑选收科学学文摘75篇，分类编排大致同上，所不同的乃是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组织管理类，计10篇文摘。该刊也是相关学者群体大协作的产物。当时，多语种、多学科、多专业，跨部门、跨单位乃至跨地区（包括上海）的有关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组成可贵的合作团队。大家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圆满完成编译任务。国外科学学信息的引进和输入，准确地说，国内外科学学信息的交流和借鉴，对于一门学科来说，乃是伴随其发展始终的信息活动。不过在新兴学科——科学学的萌生时期，这种信息活动显得更为频繁和密集了，这是十分可贵的现象。
（三）科学学专家多勃罗夫及其专著的翻译出版
Г.M.多勃罗夫系乌克兰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分部主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国际性刊物《科学计量学》主编、国际科学政策研究理事会理事。这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学专家。他的名著《科学的科学——普通科学学导论》[8]第一版于1966年问世，旋即译成英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在诸多国家出版，受到同行学者的热烈欢迎。该书增订第2版于1970年出版发行，受到极大关注。作者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深入分析和系统论述了科学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是一本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的著作。我们在与国外同类科学学著作反复比较之后，决定选译多勃罗夫这本专著。当时，翻译出版这本著作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是原始文献匮乏，该书原文版本乃是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部报徐耀宗研究员借来的；二是科研经费缺失，该书出版只能恳请天津科学学同行大力帮助，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三是该书的翻译工作是与其他科研任务同期进行的，时间有限，只能日夜奋战。参加该书翻译工作的科研人员除本人以外，还有林玉清、段合珊和陈芝芸。大家埋头苦干，半年左右，就完成了23万余字的翻译任务。全书由我统稿后，于1983年秋季交付出版社，再经该社责任编辑贾秉恒认真校订付梓。该书于1984年10月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我国较早公开出版发行的一本国外科学学专著。该书俄文第一版和增订第二版由基辅的科学思想出版社出版，书名均有正副两题：正题为《科学的科学》，副题为《普通科学学导论》。我们经过认真商量，认为采用副题作为该书的标题为宜，这就是现在中译本的书名。
1987年12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派出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我研究会副理事长田夫为团长的访问团赴苏联考察其科学学的研究开发活动，随行成员有：冯之浚、韩秉成、何钟秀、陈益升、李兴权及本人。该团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我们荣幸地应邀前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学专家C.米库林斯基府上拜访，畅谈有关科学学问题。
该团在乌克兰基辅访问了乌克兰科学院科技潜力与科学学研究中心（即原控制论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分部），与Г.M.多勃罗夫及其同仁们进行了亲切会见和认真的学术交流，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科研合作的意向性纪要。在会见过程中，我展示和赠送了多勃罗夫所著《普通科学学导论》中译本，引起对方极大的兴奋，一致表示要更加密切双方的学术关系。1989年夏季，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与我院文献信息中心等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苏联著名科学学家多勃罗夫学术思想研讨会”，对多勃罗夫的生平、著作和学术观点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当时苏联科学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探讨，大家反映收获良多。
王兴成与苏联学者C.米库林斯基合影（1987年12月）
二 科学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该时期，我们认真研究和编著科学学教材，积极考察科学学的历史和现状，努力开创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和政策探讨，踏实开拓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科技社团功能探索，有效推动科学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一）科学学教材的研究与编著
北京地区科学学研究者集体完成的教材——《科学学教程》[9]的编写工作始于1980年秋季。当时，北京科学学研究会已经成立，北京地区的科学学系列讲座已告完成，有关讲稿全部整理印发，受到大家的热诚欢迎。随后，国务院有关部委开办的科技管理干部培训班，有的设有科学学的讲题，需要相应的教材。这样，迫切要求编写一本科学学教科书。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田夫和本人的主持下，我于当年9月拟出了该书“编写提纲（第一稿）”。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修改，三易其稿，全书的章节安排和编写要求以及各章作者完全确定和落实。当年冬季，大家立即投入相关研究和书稿的编写活动。由于全体作者的努力奋斗，该书的编写工作进展顺利。翌年春季各章初稿基本完成，并即时举行“《科学学教程（书稿）》讨论会”。全体作者21人都如期拿出了各章书稿，大家逐章认真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次会后，全体作者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然后汇交我处。我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赵祖华教授共同完成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并把书稿交付科学出版社。经本书责任编辑李崇惠的认真编审，付梓出版，1983年与大家见面。受到同行的热烈欢迎，第一版很快售罄，又出了第二版。该书的书稿讨论会有一次在圆明园附近的一家小招待所举行，食宿条件十分简陋，会议内涵却甚为前卫和丰富。会外环境系昔日外国列强摧毁的皇家园林，断垣残壁，满目疮痍；会内讨论的却是当代中外科学文明，友好交流，扬长避短，共同进步。抚今忆昔，今非昔比，大家倍觉珍惜。
《科学学教程》的“代序”系著名理论家、科学学积极倡导者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科学学》，这是他应邀于1979年7月11日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的精彩报告，对我国开展科学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书主编之一田夫撰写了“前言”，全书共分15章，各章作者如下：第1章：王兴成；第2、第3章：赵红洲、蒋国华；第4章：赵祖华；第5章：魏宏森、陈益升；第6章：李秀果；第7章：金良浚；第8章：胡乐真；第9章：郑慕琦、武林、蔡汝魁；第10章：邢天寿、徐耀宗；第11章：于得胜；第12章：郑慕琦、邸鸿勋；第13章：王极盛；第14章：莫作钦；第15章：秦麟征。该书作者多达21人，乃是典型的跨部门、跨单位、跨学科的自组织群体。大家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科学技术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某研究单位等。该书共分三部分：1.概论篇：第1-5章，绪论引导全书，接着以科学的体系结构作为探讨的起点，进而转入科学与社会在科学能力上的结合，再过渡到科学技术社会职能的分析和现代科学方法的探讨；2.科技管理篇，第6-11章，分别论述了科学技术的领导、组织、经济、政策以及科学法问题；3.相关分支篇，第12-15章，进一步探讨了科学技术的教育、心理、情报与预测问题。现代社会的科学研究活动主体是人，客体为相关客体及其信息。该书抓住这两个环节，并围绕科学管理问题展开论证和探讨。这就是该书的内涵梗概和理论脉络。《科学学教程》出版以来，国内许多大学的选修课和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往往选为教材，受到大家的欢迎。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伦理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则渊教授2010年11月24日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称，该校增设新课“科学学经典著作导读”，《科学学教程》被定为代表性著作之一。由此可见，编好一本有关科学学的教材，其发挥的相应功能是长期的和持久的。
（二）科学学的历史和现状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部徐耀宗一起始终十分关注国内外科学学历史信息的收集和积累，以及现状动向的考察和研究，积累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汝信十分重视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振兴中华，不自甘落后，就必须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洪流，批判地吸收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应用于我国的实际，以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该“丛书”“序”）当时，我情报研究所沈恒炎编审正在创导组编“面向世界丛书”，立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双方迅速商定了相关专题，并立即投入研究和写作。我和徐耀宗合作的《科学学五十年》[10]，专门考察国外科学学的历史和现状。该书按科学学的萌生和发展进程，循序渐进，由远及近，分别考察了国外科学学思想的追溯、科学学的萌发、科学学的成长、科学学的发展以及各国科学学的现状，共5章。该部书稿1985年夏季交付辽宁人民出版社，一年后出版与大家见面。作者见到自己散发油墨清香的新书，其喜悦之情也许胜过读者。
我的个人文集《科学学与系统科学》[11]于1986年11月编选完成交付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4月迅速出书，与大家见面，这在当时来说，乃是最快的速度了。该书乃是响应交叉科学文库“无形编辑部”负责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赵红州和蒋国华的热情邀请而选编的。该书入选本人自1979年至1986年发表的有关文章36篇，其中科学学文章26篇，系统科学文章10篇。大多是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只有少数刊于内部刊物。其中《我国科学学的现状和特点》《我国科学学的建制化进程》《我国科学学研究的近况和趋势》等文章都认真考察和反映了当时我国科学学研究的现状和动态。
（三）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和政策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未定稿》1984年第15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社会科学的科学学研究已提上日程》，积极倡导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禹龙于1986年10月提出了研究项目“社会科学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并同步立项研究，其最终成果为专著《社会科学学》[12]，切实开创了社会科学整体研究的重要领域。
不久，夏禹龙又于1990年带头发起“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13]专题研究，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资助。该项目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专家11人组成，其中有孙克勤、李君如、陈招顺、陈燮君、沈铭贤、胡世禄、段成瑞、夏禹龙、潘光，本人和莫作钦荣幸地应邀参加。该项目研究在主持人夏禹龙和大家的努力下，进展顺利。历时两年，其间举行4次研讨会，成效明显。1992年年初，最终成果即项目同名书稿全部完成。1992年8月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前言、绪论和结束语以外，共分3篇18章：第1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第2篇——社会科学发展的特征；第3篇——振兴中国社会科学的契机。我负责的两章为：第10章——全球问题研究举世瞩目；第11章——东西文化互补日趋活跃。均列入第2篇。莫作钦负责研究和撰写的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列入第3篇。正如主编夏禹龙在“前言”中所述，本书带有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预测学性质，也可以说是新开辟的一个门类吧！当时，我国关于社会科学整体研究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夏禹龙主持的该项目研讨会有一次在革命圣地井冈山举行。会上大家纵论现代社会科学整体走势，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会后人们瞻仰革命圣地山水风光，缅怀前辈光辉业绩。真是往昔与今朝两相连，学术与思想双丰收。
为了使科学学研究与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李惠国开题“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14]，作为我院重点项目于1988年5月申请立项，当年10月获得批准，同步开展研究活动。本中心第二研究室和相关科研人员全力投入。1988年、1989年从事有关文献调研、国外函询和实地考察，选译重要文献。1990年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分国研究报告。1991年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总体研究报告。通过3年的努力，大家圆满完成了该项研究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该项目由本人和秦麟征主持，最终成果《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刘仲亨和我们负责撰写总体研究报告即“总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分国研究报告即“分论”的作者，依次为：黄育馥、郑海燕、江小平、赵丽娟、童斌、赵启厚和本人。上述研究报告反映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政策和组织管理研究成果。这些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科学政策思想和措施，乃是我们有益的借鉴和参考，这对于探讨和完善我国社会科学政策、调整和改革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进和优化社会科学组织管理、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乃是大有裨益的。本书的“研究文献篇”是从大量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文献中精选出来的，它们既是国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又是本研究项目必需的信息资源。这些文献入编本书，势必发挥双重功能：一则人们可以借此直接了解和借鉴有关研究成果；二则人们可以从研究文献→分国研究报告→总体报告，由此及彼，分析和使用之。我们这项科研成果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大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我院跨学科研究组秦麟征、金吾伦和本人于1992年10月出访美国，实地考察其跨学科研究和社会科学政策及组织管理。我们先后访问了耶鲁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综合研究中心以及兰德公司等著名思想库。同时，我们会见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学者。其中，我们与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专家T.库恩的访谈令人难忘，他深入论述了当代跨学科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王兴成、金吾伦与美国学者T.库恩合影（1992年10月）
（四）科学社会学的积极探索
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李惠国主持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立项和起动的时候，国内正掀起新技术革命的研究和讨论，大家急切希望了解其各种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主持人适时而动，热情邀请我院哲学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8人组成项目组投入研究，其中有上官木子、王兴成、李惠国、李学军、吴元梁、张景晨、赵启厚、彭瑞聪。我和赵启厚应邀参加，这是深感荣幸的。该项目研究经过大家两年多的努力，顺利完成了预定任务。其最终成果《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15]一书，于1996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第1-3章系总论，从总体上探讨了高科技时代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这是全书的纲，真是纲举目张。这是本书主编的力作。第4-8章系分论，分别考察高科技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家庭生活等领域的应用和影响。我和赵启厚负责第4章“高科技时代的农业发展”。这对我们来说，乃是一个比较生疏的领域。我们广泛收集和认真钻研有关文献资料，其中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编的《农业新技术革命》（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农业年鉴·1991／1992》（农业出版社1991/1992年版）、《迎接新技术革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我们经过刻苦努力，完成了该章的研究和写作任务。李惠国主持的该项目研讨会有一次在承德召开。该会安排十分灵活，有时白天游览外八庙，古代皇家庙宇金碧辉煌，气势恢宏。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夜晚举行书稿研讨会，高谈现代高新科学技术，阔论当代社会深刻变动。同仁们兴致勃勃，深夜不眠。真是科技与社会喜结姻缘，研究与游览两相不误。
（五）科技社团的功能分析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邢天寿主持的研究项目“学会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中的地位和功能”，于1992年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立项，同步组织有关项目组开展研究工作。这是该委自成立以来资助的上千个管理科学研究项目中唯一的关于科学团体研究项目，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我和莫作钦应邀参加该项目组，认真从事相关专题的研究。项目组成员除邢天寿和于欣荣外，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沈爱民。项目组主持人邢天寿长期从事学会的组织管理工作，同时认真研究学会问题，已出版和发表许多有关学会研究著作和文章。在他的主持下，通过大家3年的共同努力，研究任务如期完成。全书由邢天寿主编，本人遵嘱统稿。其最终成果《学会的科学功能》[16]一书稿，几经讨论修改，于1995年夏季定稿，并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发行。该书共分7章，除绪论外，分别探讨了学会的历史、学会与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的关系、学会的地位和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我与莫作钦负责第3章“学会与学科发展”，该章分别探讨了理、工、农、医和交叉学科的各科学会的科学功能及其异同研究，这是引人入胜的。该书公认为学会研究的力作之一。邢天寿主持的该项目组研讨会有一次在卧佛寺举行。该寺紧邻植物园和樱桃沟，古刹卧佛与植物园林交相辉映。室外绿树成荫，郁郁葱葱，一片生机蓬勃的景象。室内纵论科技与社团，人们全神贯注，兴致勃勃。我们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深入探讨现代科技团体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真是神清气爽，功效倍增。
三 科学学研究的持续推进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
当我们步入世纪之交，大家继续投入国外科学学信息开发，积极回顾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建设成果，认真扩展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并大力推进其持续发展。
（一）国外科学学信息的持续开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关于国外科学学信息的开发活动似乎日渐式微，有关信息的输入和引进日渐减少。这种现象显然有碍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持续发展。为此，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冯之浚，副理事长罗伟、陈益升和韩秉成于1997年发起组织老中青三代科学学研究者，集中力量搜索、扫描、优选、编译或综述国外有关学术文献，获得20余篇文章，由《科学学研究》杂志结集以“增刊”形式发表，受到同仁们的热烈欢迎。根据大家的要求，又对该“增刊”文章进行调整、修改和补充，编辑成书——《世纪之交的国外科学学研究》[17]，送交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主编冯之浚的长篇“序”文，深入论述了科学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笔者和我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刘仲亨、冯文华和赵启厚应邀积极参与了这项文献调研工作。我们编译的文献有：《科学走向全球变化时代》《世纪之交新科学和新文化的兴起：复杂性和自组织》《科学的信息化进程》和《科技创新扩散的系统分析》，分别编入下述1、2两类。全书选收文献30篇，分4类编排：1.科技论坛：2篇；2.科学学理论：7篇；3.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10篇；4.科技管理：11篇。认真研读这些文献，人们可以发现，国外科学学研究正在持续向纵深发展。
（二）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收获与进展
当我们刚刚跨入21世纪之际，2002年，科学学研究会迎来建会20周年纪念。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伟向我和徐耀宗盛情约稿，撰写纪念文章，要求把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会的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和反映，篇幅不限。我们欣然应命，立即投入文献研究和编写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辛勤笔耕，终于完成6万余字的长篇文章——《科学学的播种、耕耘和收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18]。该文的参考文献多达80余种，足见我们何等尽心着力。此文入编《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1982-2002）》文集，成为其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其余两个部分为：“回忆、抒怀、展望”和“专论与综述——中国科学学二十年研究进展”。该《纪念文集》于2002年11月出版，受到同仁们的热烈欢迎。罗伟主持的该书稿讨论会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召开。我们在濒湖小茶室聚首，品着香茗，谈着学术，怡然自得，神清气爽。窗外湖面波光粼粼，游船荡漾。室内大家高谈阔论，愉快地回顾科学学研究会20年的可喜业绩以及科学学研究的丰硕收获。似乎自然风光与社会科技交相辉映，人们休闲与学者劳动平行不悖。
（三）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
科学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碧辉主持的“科学学在中国”[19]的研究项目，乃是于2005年年底确定的。当时，我研究会正在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参会的老专家希望把我国科学学发展历史记录下来，供后来者参考。张碧辉热情邀请我和徐耀宗参加研究和写作活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家按分工完成7章书稿的初稿。我和徐耀宗共同负责第2、第3两章：“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统稿的重担落在张碧辉一人身上，又经一年多的奋斗圆满完成。该书于2009年1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名誉理事长冯之浚为本书撰写了长篇《科学学在中国（代序）》，全面论述了国外科学学的由来和发展，我国科学学的发生与成长，以及其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该书充分体现了当代我国科学学研究扩展和深化的态势。其各章作者为：刘则渊、陈益升、屈天鹏、侯海燕、符志良、梁立明、蒋国华、韩秉成、潜伟等。张碧辉在担任本会常务副理事长期间，尤其在主持该研究项目时，十分重视老专家的联络工作。时常盛情邀请大家欢聚一堂，既谈学术，又聚友情。待到餐桌之上，则谈天说地，欢声笑语，令人难忘。
（四）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学术透视与持续发展
自20世纪初叶以来，科学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刘则渊和王续琨主编的《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年鉴——科学·技术·发展》（第1-4卷）[20]相继出版，并及时给我赠阅。数年来，为我继续了解和研究科学学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本人作为编委，无功受禄，于心不安，为此于2010年春夏之交，对该《年鉴》（第1-3卷）写了一篇述评——《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学术透视》，刊于同年《科学学研究》第12期。当年冬天，我又收到了该《年鉴》（第4卷），拜读之读下，颇有收获，应约又写了第二篇述评——《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持续发展》。现把这两篇文章扼要综述，以便从一个侧面，考察和展示我国科学学研究持续发展的态势。该4卷《年鉴》反映，我国科学学界继续关注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传播，积极报道中外科学学比较研究的收获和进展，并充分重视国外文献开发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有关学者潜心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论思想并用于指导科学学研究，认真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的学术思想，继续推进科学学理论研究。人们努力拓展科技管理研究活动，并与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不断扩大相关研究领域。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研究团队进一步优化科学计量学和知识计量学的研究和开发，探讨国内外科学学体系的演化和热点，精确掌握科技发展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大家充分重视并成功推进科学学的历史信息和基础信息的开发工作，不断发挥宝贵的信息保障和导航作用。继续加强科学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为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组织保障。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谨建议和倡导：智慧办《年鉴》，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精雕细刻，玲珑精致，只求小而精，不求大而全，办出自己的特色。该《年鉴》与我国科学学兄弟刊物一道及时反映和推动我国科学学研究的有效进程，共同见证和直接践行该新兴交叉学科的持续发展。
据田宇力与王续琨的文章《科学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第一作者的统计分析（1987-2007）》[21]指出，我国这期间这类论文第一作者按发文量排序第一位为本人，30年来共发表有关文章22篇。另据刘则渊、胡志刚和王贤文的文章《30年中国科学学历程的知识图谱展现》[22]，我国同期科学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文章的发文量统计排序，笔者位列第二，共计34篇。同时又系前10年此类论文比重最高者。
《左传》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我长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王兴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原第二研究室主任）
[1]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人民日报》1977年12月9日。
[2] 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部：《科研管理》1979年第3、4期。
[3] 王兴成：《钱学森先生给我的三封亲笔信》，《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2期，《科学时报》2009年12月17日转载。
[4] 王兴成：《科学学简介》，《外国社会科学参考资料》（内部）1978年第4期（同年4月15日）。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6] A.埃尔辛加：《科学学在中国：一位科学政策专家的报告》，原载《科学技术与人的价值》1981年第6卷第35期；坎布里奇：《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第17辑（科学学）译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第5、17辑（科学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983年版。
[8] Г.M.多勃罗夫著，王兴成、林玉清、段合珊、陈芝芸译：《普通科学学导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9] 田夫、王兴成主编：《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 王兴成、徐耀宗：《科学学五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王兴成：《科学学与系统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12] 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 夏禹龙主编：《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王兴成、秦麟征主编：《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5] 李惠国、吴元梁主编：《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16] 邢天寿等：《学会的科学功能》，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17] 冯之浚主编：《世纪之交的国外科学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 王兴成、徐耀宗：《科学学的播种、耕耘和收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科学学研究》2002年增刊。
[19] 张碧辉等：《科学学在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20] 刘则渊、王续琨主编：《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年鉴——科学·技术·发展》（第1-4卷），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2010年版。
[21] 田宇力、王续琨：《科学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第一作者的统计分析（1978-2007）》，《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年鉴——科学·技术·发展》（第4卷），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30年中国科学学历程的知识图谱展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