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文献信息中心参与中韩文化学术交流进程
沈仪琳
走出封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中外社会科学交流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有专门调研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研究机构——情报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向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及中央领导提供有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新成果、新情况和新动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情报研究所对国外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对美、苏等几个大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概况的介绍，对于小文种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状况的研究因缺乏必要的外语人才，当事国的资料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1960年，情报研究所调入一名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朝鲜语专业1957届毕业生，自此开始了对朝鲜半岛资料的搜集工作。当时能够订阅的仅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朝鲜劳动党党报《劳动新闻》及党刊《勤劳者》；学术性刊物只有一份《历史研究》季刊。之后的几年中虽陆续引进朝鲜科学院出版的《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和《语言研究》等为数不多的期刊，但也因邮路不畅等原因而经常缺期。情报研究所收集到的第一部朝鲜出版的专著是朝鲜科学院寄赠的《朝鲜经济》。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刘导生令刚调入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其目录及梗概整理成中文稿供有关人员参考。这大概可以说是情报研究所最早的一份关于朝鲜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外学术资料。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局面的出现，情报研究所恢复了部分出版物，由沈恒炎任主编的《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上开始刊登对朝鲜半岛南、北方学术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的报道和简介。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和韩国之间一直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隔绝状态，情报研究所没有韩国的出版物，当然更谈不上对韩国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的介绍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局面的日趋缓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格局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同韩国经贸关系的展开，两国的政界、经济界都在探索同对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并意识到这种对话已成为不能回避、不可逆转的时代要求。客观形势向情报研究所提出了迫切了解韩国情况的要求。
利用我国日益宽松的对外政策和外文报刊订阅制度的有利条件，情报研究所在1976年以后开始陆续引进韩国的出版物，包括《韩国日报》、《东亚日报》、《经济周刊》、《高大新闻》（韩国高丽大学校刊）、《文学与批评》、《亚细亚研究》、《中苏研究》等若干种出版物。自此，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上，开始经常出现对韩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领域的介绍性资料。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划时代进程，在十年动乱中历尽磨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清除了压在头上的沉寂气氛，以蓄势待发的风貌投入到长期以来其能量得不到释放的学术研究之中，情报研究所对国外学术情报资料的介绍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这段时间，对半岛南、北两方面的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的介绍也取得了进展。我们在各种出版物上曾经介绍过《朝鲜哲学史》和《朝鲜哲学思想史研究》等著作；对朝鲜的主体思想——金日成主义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影响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综述；对当时朝鲜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论述、朝鲜报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提法等都有过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情报研究所在这段时间里还翻译、整理了朝鲜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在箕子东来说、古朝鲜研究、渤海史研究以及有关中朝边界的论著要点，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上系统地介绍过韩国的中国研究概况及研究机构、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发展进程及前景、韩国学术界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等；我们还曾通过内部刊物对一些敏感问题，诸如韩国学术界所谓的间岛归属、高句丽疆域、印刷术起源以及韩国学术界对汉字存废问题的讨论等，把韩国学者的有关观点及论述介绍给中国学者，从而对中国学者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开放春晓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韩民间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中韩两国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审时度势地着手改善半个世纪以来两国之间不能令人满意的隔绝状态，先是通过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开展间接贸易，到20世纪80年代末，两国间开始有步骤地开展民间直接贸易。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崭新一页。1992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水到渠成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韩两国虽然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但韩国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最晚与中国建交的邻国，却又是对华经贸增长最快的国家。
经济和政治领域越来越频繁而密切的交往推动了一直以来滞后于形势发展的两国学术界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脱离中国科学院领导，改制为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图书情报一体化思潮的到来，情报研究所便并入了新成立的院文献信息中心。中韩建交前后，文献信息中心参与的三项活动和韩国有直接的关系，这几项令人瞩目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院同韩国学术界的交流。
1.我院首次组团访韩198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组团派出8名代表参加韩国退溪学会于汉城奥运会期间举办的第10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团长是哲学所辛冠洁，副团长是文献信息中心沈仪琳。此前，中国个别学者虽然也曾参加过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举行的国际退溪学会议，但都以个人身份参加。1988年第10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举行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了蒙培元、步近智等8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派出了张立文等4名学者组团参会。韩国退溪学研究院李东俊理事长以74岁高龄亲自接待并为代表团一行安排食宿。除了参加学术会议，韩国方面还安排代表团出席观看第24届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参观韩国的大企业及地方建设。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韩国各界人士无不表示出希望中韩尽快建交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次组团出访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可以说是打破中韩学术界半个世纪无交流局面的一件大事，同时，此举无疑也是向韩国同行发出中国学术界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
就是在这次活动的过程中，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认识了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李充阳会长，之后文献信息中心与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以及其他学术界同行的一系列交流活动自此开始。
2.在首尔举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展1991年6月我们在首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展”。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访问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并经李充阳会长的介绍，参观了刚落成的韩国中央图书馆新址并访问了李千洙馆长，双方都表示有意促进中韩之间的图书和学术交流。
1988年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造访韩国中央图书馆并与李千洙馆长探讨合作前景，右三为李千洙馆长，右四为沈仪琳副主任，右五为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李充阳会长
1989年和1990年李充阳会长访华期间曾多次拜访我院主管外事工作的汝信副院长，并与文献信息中心探讨加深双方学术界相互了解、开展双边学术交流活动的可能性。经协商，文献信息中心和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文献信息中心到韩国首都举办一次展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图书展览。说它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一是因为，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举办这样一次向韩国公众展示中国社会科学成果的书展，在书刊的选送、运输以及通关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二是中韩两国存在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甚至严重对立，如何做好选书和书介等工作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中韩双方学者的努力下，特别是在文献信息中心以及全院各研究所图书馆的通力合作下，我们终于如期完成了一千多种图书的选送、书介撰写、通关等繁复的工作，1991年6月底，由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仲亨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书展代表团一行7人和全部展书同时顺利抵达首尔。除团长外，书展代表团其他成员有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沈仪琳、文献信息中心联络协调室刘静、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王钰欣、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张新鹰、外国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冯剑秋、外事局亚洲处副处长孙新。
这次书展的内容涉及哲、经、文、史、宗教、民族、文化、法律、政治、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其作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高级研究人员及后起之秀，还有一部分论著出自中国各地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手。书展上还展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业研究所近年出版的期刊合订本和散本，这些刊物有助于韩国学者比较客观地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实况。
书展期间，代表团全体成员受到时任韩国国会议员李钟赞的接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以及韩国首尔大学副总长、翰林大学副总长对书展代表团的盛情宴请，反映了韩方各界对这次书展的重视。代表团成员利用访问韩国的机会，分别在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东国大学、翰林大学等高校举行了一系列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告会”，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服务、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况、中国的宗教和宗教研究、中国徽学研究、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等发表了多篇学术报告。这些学术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增进了韩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了解。
张贴在书展大厅入口处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展前言”和中韩文书展标志
3.推出《卢泰愚总统传》1992年8月中韩建交、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之际，文献信息中心下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卢泰愚总统传》一书。对这本总统传记在韩国国内虽然有所争议，但它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因为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韩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传记，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这个近邻太不了解，对于这个国家的领导更是一无所知。而这本书着重叙述了韩国当政总统的主要经历、基本主张及内外政策，这些内容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兴趣和关注，拉近了两国之间的距离，使中国民众了解到中韩在文化、历史等方面有着种种割不断的渊源。韩国总统府对《卢泰愚总统传》的出版很重视，卢泰愚总统访华期间特派总统首席顾问会见负责该书的撰稿、资料翻译、编辑及出版人员，感谢他们为增进中韩友谊所做的工作。
快车启动
中韩建交以后，文献信息中心同韩国开展了更为积极、务实、快速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尤其是在出版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2年12月我院外事局组团赴韩参加“庆祝韩中建交国际学术会议”，文献信息中心派员参加；1993年上半年，文献信息中心参与了我院韩国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1993年夏文献信息中心应邀派员参加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举办的“中国人看韩中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5月至12月，文献信息中心分别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达成了在中国出版中文版《KOREANA（高丽亚那）》及《当代韩国》季刊的共识并签署协议；1995年8月，协助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论坛团赴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共同举行“抗日战争50周年研讨会”；2000年文献信息中心沈仪琳和朴光海二人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韩国友好人士金俊烨博士“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颁奖典礼，并向金俊烨博士赠送条幅。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文献信息中心多次参与了我院同韩国学术界联合举办的定期双向“中韩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韩国友好人士金俊烨博士接受我们赠送的条幅。右一：金俊烨，右二：前教育部副部长韦玉，右四：前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右五：文献信息中心沈仪琳
结出硕果
1993年年底创刊的《当代韩国》季刊和中文版《KOREANA》季刊是中韩建交以后我院同韩国文化学术界的交流驶入快车道的重要标志，是我们顺应时代要求、抓住机遇、努力开拓双边关系结出的硕果。
关于创刊《当代韩国》季刊的前前后后《当代韩国》季刊被研究韩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称为中韩文化学术交流的前沿阵地，有关出版《当代韩国》的创意可以追溯到1992年年末，文献信息中心和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刚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就已经开始酝酿计划在中国共同创办一份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韩国的刊物。这个设想在我们和韩国学者的头脑里日趋成熟，从刊物名称、栏目设置、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到作者和读者对象的设定，都有了初步的构想。但若要把设想付诸实施，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两个关键问题尚需着力解决：一是如何向出版主管部门申请发行一份以介绍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国家情况为宗旨的学术性期刊，这项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二是出版这样一份高质量的期刊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撑，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费条件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2年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韩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参加了首届中韩学术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参观访问了韩国新落成的中央图书馆以及汉城大学（现称首尔大学）等许多重要学术机构之后，受到当时在任的韩国总统卢泰愚的高规格接见。这是韩国政府首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接见中国社会科学界代表团。卢泰愚十分重视我们的这次访问，他表示，韩国政府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促进和加强两国文化学术交流的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访韩代表团一行在回国途中，恰和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李充阳教授等十几位韩国学术界朋友同机。在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中，双方磋商并初步确定了近期的合作意向。我们深感两国在隔绝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中韩各界都亟需了解并研究相对方的历史和现状。然而当时在中国，除了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极少数专业人员之外，不要说普通中国人，即便是中国学术界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也知之甚少，不仅缺乏感性认识，更缺少第一手资料。韩国朋友认为，四个月之前两国建交为韩国学术界提供了展示韩国文化学术发展的最佳时机。话一投机，双方几乎同时提出了一个设想，这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一份以全方位介绍当代韩国为宗旨的定期出版物，每期由韩国学术界向我们提供一部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这一设想正好反映了当时两国学术界的共同愿望。
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韩代表团。右起：总统首席顾问金学俊，韩国总统卢泰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钰欣，文献信息中心沈仪琳
主管外事工作的汝信副院长会见韩国同行并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会谈，他卓有远见地当即承诺我院将在1993年5月成立韩国研究中心以后立即启动《当代韩国》季刊的筹备工作，并拟将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的机关刊物向出版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与此同时，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也向中方承诺，计划一旦付诸实施，韩方将每期为刊物提供韩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以及有关韩国的各种重要信息和资料。
筹备工作在汝信副院长的直接指导下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各方积极配合下，以文献信息中心为核心力量迅速成立了《当代韩国》季刊编委会，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办刊宗旨和刊物特色，设定专栏，成立编辑部，联系作者和译者。当时还在文献信息中心旗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社长及总编亲自挂帅，在短时间内解决了新刊注册、经费筹措、封面及版式设计、印刷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1993年12月，《当代韩国》季刊创刊号在各方面的关注下问世了。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副院长，副主编是文献信息中心的沈仪琳、沈恒炎、黄长著，编辑委员会成员共24名，由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组成。令人难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院长胡绳为刊物题写了《当代韩国》的刊名并发表了“加深相互了解，培植友好之树”的题词。前新华通讯社社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为创刊号题写了“友谊源于了解，《当代韩国》出版对发展中韩两国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贺词。韩国自民党国会议员崔炯佑用娟秀的隶书为创刊号题写了“流水不腐”的条幅，韩中民间经济协会会长金相厦也给编辑部寄来了贺词，首任韩国驻华大使黄秉泰发来贺词：“祝贺《当代韩国》创刊，希望它成为增进韩中友谊的航标。”这些题词和祝词体现了中韩各界对《当代韩国》创刊的肯定和寄予的殷切期望。
1993年年末创刊的《当代韩国》季刊
《当代韩国》创刊号设置的主要栏目有：评论、报道、中韩学术论坛、论文集萃、学术机构、书刊评价、韩国企业介绍、韩国名城、韩国大事记等，初创期虽然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份全面介绍当代韩国并向全社会推出的定期出版物，在向中国学术界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创刊的《当代韩国》季刊以其刊登韩国第一手资料见长的特点受到了中国各界的重视和好评，前中国编辑学会吴道弘副会长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给予刊物高度评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韩国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两本杂志：《当代韩国》和《高丽亚那》两种季刊。”它的创刊“既顺应两国建交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需要，又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中韩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标志着中韩文化交流新的里程碑，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吴道弘副会长在信中还写道：“在有关韩国研究的刊物中，《当代韩国》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作为一本介绍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大型刊物，它融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又以信息量大、资料较新为特征。印制精美选图生动的封面，反映韩国面貌、风光的大量照片，会情不自禁给人一股浓郁的韩国氛围。我每次捧读这本刊物时，总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感觉。”
在之后的几年中，《当代韩国》季刊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打开最近几年的《当代韩国》季刊，我们不难发现，凡涉及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消息，刊物上都有及时的报道；韩国历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刊物上都有全面准确的介绍；韩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成果在刊物上有大量的介绍；中国学者在韩国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刊物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刊物的学术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为《当代韩国》撰稿的作者群已经从创刊时期的少数人员全方位地向外辐射，韩国各大学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曾经为刊物撰稿，国外的稿源已经拓宽到美、英、澳等国。就国内而言，北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辽宁省等地区，南至上海、浙江等省市，中原有山东、湖北等地区活跃着《当代韩国》的一支作者和译者队伍。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忆及那些为《当代韩国》创刊工作几近不眠的日日夜夜，重温中韩两国同行为促进两国文化学术交流和衷共济的美好时光不由得感慨万千。
关于中文版《KOREANA（高丽亚那）》季刊在中国的出版发行 在中国，许多学者都知道或阅读过中文版《KOREANA（高丽亚那）》季刊，认为它是介绍韩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关于《KOREANA》季刊在中国的创刊和出版过程颇有值得回忆的往事。
1993年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时任理事长孙柱焕先生访华期间，初次和我院汝信副院长会谈合作事宜，韩方提出希望我院同他们合作出版介绍韩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刊物《KOREANA》中文版季刊及《FOCUS（焦点）》中文版双月刊。在汝信副院长的同意下，当时在座的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向韩方出示了1985年文献信息中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承办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中文版，并向韩方列出了有能力办好《KOREANA》中文版的几个有利条件。中韩双方在融洽的气氛中原则上表示将尽快签署协议并启动实质性的创刊工作。
1993年春夏之交，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应邀访问韩国，同时授命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有关项目官员洽谈《KOREANA》中文版在中国出版的具体事宜。经过艰苦而细致的磋商，中方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终于就出版协议达成共识，草签了协议。之后，文献信息中心便根据协议精神，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KOREANA》中文版的创刊工作。尽管前面几期由于时间仓促在编辑和监修过程中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中方工作的高效和办刊能力都给韩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而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多年来始终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高度评价。创刊一年以后，韩方提出将篇幅从每期80页增加到100页，增幅达25%。1998年韩国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资金的严重短缺，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被迫取消了《KOREANA》日文版、法文版及西班牙文版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仅留下了中、英文两种版本。2001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李信浩理事长致函中方向中方监修致谢并盛情邀请中方监修参加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活动结束以后，中方监修受到金大中总统及第一夫人李姬镐的亲切接见。
坚持原则如上所述，在1993年商谈合作项目的时候，韩方曾希望我们同时接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出版的另一份刊物《FOCUS》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要求。这份原文为英文的双月刊按理说中心有更雄厚的翻译力量和更丰富的编辑经验，但考虑到《FOCUS》的内容政治性很强，内容涉及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存在的许多敏感问题，尤其是因为它事实上会不断出现单方面的偏激政治观点，有可能损害我国对半岛南北双方所持的等距离外交政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和尊严，对于非原则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对于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所以在会谈的过程中，汝信副院长婉拒了韩方的一再要求，没有接受韩方合作出版《FOCUS》中文版的要求。
2001年《KOREANA》中文版季刊中方监修受到金大中总统及夫人的亲切接见
1995年《KOREANA》春季号上刊出的文学作品中有“平壤多妓女”的描述，我们在监修的过程中感到这种说法有损第三方的形象。在中方的坚持下，韩方主编1995年4月致函中方监修，表示“鉴于贵方的一再坚持，我们决定删除徐基源作品中关于‘平壤妓女’的说法”。通过监修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方考虑到为在以后的合作中尽量减少因不同观点引起的摩擦，建议在1995年末续签的协议上增加“《KOREANA》中文版的内容应不涉及中韩之间的政治敏感问题，若刊出的文章中出现中方不能接受的内容，中心有权对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删节和处理”的条款。韩方则认为我们的提法过于苛刻，希望在措辞上略作修改。经过双方在相互谅解和信任基础上的反复磋商，在1996年最终签署的协议上增加了这样的条款：“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不违背办刊宗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吸收中心对《KOREANA》中文版上刊载的内容所提出的不同意见。韩方的中译文稿在刊登之前提交中心监修。”
讲求质量回顾《KOREANA》中文版走过的路程，综观中国读者对它的评价，我们可以这样来点评《KOREANA》中文版：它是一个多彩的万花筒，折射出五彩缤纷的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是一扇敞开的橱窗，通过这扇橱窗，中国民众看到了热情奔放万般风情的韩国人及千姿百态的韩国河山和各地的民风民俗；它更是一位文化使者，为中韩文化学术交流架起桥梁，发挥着其他事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KOREANA》中文版是介绍韩国文化艺术的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定期刊物，它涉及面很广，有关韩国的文学、艺术、经济、天文、地理、历史、文化、动植物、医学、民俗、时尚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在介绍韩国的音乐、舞蹈、绘画、电影、戏剧、文化遗产等方面有它独特的魅力。《KOREANA》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焦点、艺术之窗、韩国的匠人、韩国的再发现、访谈录、走向世界的韩国、巡回采访、韩国文学等，每期设有一个专题，或介绍韩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或探讨韩国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KOREANA》每期刊登的文学作品大都出自当代韩国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手，这些作品不仅散发出东方神韵，而且吸收了西方最新流派的长处，每期刊登的文学评论则在对当期文学作品及作家的介绍方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KOREANA》文章中涉及许多过去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和术语，我们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翻译和监修工作，我们花大量的时间解决翻译中的难题，通过各种方式向专家咨询。在编辑部联系的专家名单中，记录着几十位专家的姓名和联系地址以备随时与他们联系，其中包括美学家、考古学家、动植物学专家、建筑工程师、服饰专家、陶瓷专家、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舞蹈家等。编辑部对每一篇译稿都要经过至少两次到三次逐字逐句的审读、校订，因此，《KOREANA》中文版的译文质量一直得到读者的好评。
监修工作中采取的译、校、审分段进行的严格检查程序是保证译文质量的重要前提。不论译者资格多老，在译文面前人人平等是监修坚持遵循的不变原则。中方编辑部对每篇译文，即使只有几百字的短文，都经过至少两遍逐字逐句的校勘和审读，以纠正错译和笔误。在译、审过程中，对于每个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及术语力求做到查实、问清。专业性较强的译文尽可能送请有关专家审读。最后再进行一次编辑的润色加工。这些程序通过之后还要送交韩方主编审定。在有限的时间内，一篇译文的定稿，一般说，至少经过四道关口，这就把可能出现的错误减少到最小限度，从而使刊物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品牌。
1993年年末文献信息中心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合作创刊的中文版《KOREANA（高丽亚那）》季刊
文献信息中心参加《KOREANA》中文版编辑部工作的监修人员及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几年来，这本刊物得到了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和赞赏，在中国读者的心里播下了中韩友好交流的种子。读者大量的来信和读者对其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反映了中国文化学术界对它的厚爱，创刊五周年之际在250份读者满意度的抽样调查中，对《KOREANA》中文版表示喜爱的达98％，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非常喜欢”“特别喜欢”“每期必读”“爱不释手”……抽样调查还显示，读者对中文版《KOREANA》的译文质量表示满意的占94.8%，不少从事文字工作或翻译工作的同行在来信中表示：“在同类刊物中，《KOREANA》的翻译工作应该说是最成功的”“译文达到很高水平”“翻译做到了信达雅”“译句清雅，文笔流畅”“看不到翻译的痕迹”“译笔不断出新，可读性越来越强”……
仅举几例便可知《KOREANA》中文版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原作家主席团成员、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说：“《KOREANA》在中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它给人的美感非常高尚……《KOREANA》之所以在我心中形成一种形象，是因为它有自己的高品位。它介绍高品位的东方文化，甚至不仅仅是韩国文化，而且是东方文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意义。读《KOREANA》的感觉就好像在读唐诗宋词。国际交流文化很多，但是《KOREANA》独特的东方韵味征服了我。这类刊物肯定不是大众化的，不可能发行几百万份，不可能靠它挣钱，但是它给韩国争得了声誉。通过这个刊物我了解到了韩国的魅力、文化，更加热爱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对新文化有了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东方佛学史专家黄心川先生曾多次对《KOREANA》中文版监修表示他对刊物的喜爱和肯定，他说：“杂志内容非常丰富，从山川、地理、历史、文物、音乐、美术到当代韩国人的风貌，几乎覆盖了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介绍了中国和韩国从历史到现在的文化交流，而且其中谈到的韩国的佛教、建筑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和中国有联系……从这份杂志中可以看到韩国在东西方结合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它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有很多经验可以供中国学习。”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影评家郑洞天在1996年8月给编辑部的来信中以他的经历肯定了《KOREANA》中文版季刊对中韩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之后这样写道：“中韩文化交流正日益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大事。韩国留学生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国外学生的主体，仅在导演系就读硕士研究生的就有好几位。在和这些学生的交流中，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地了解韩国文学艺术的传统和现状，特别是近年来韩国电影引人注目的发展，从而在长远的目标上和韩国同行共襄东方电影的繁荣。”
从事美学研究与教学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中教授称中文版《KOREANA》是一部最形象、最有说服力的美学书，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他说：“刊物使我沉浸在韩民族的独特风情当中，得到十分丰富的审美享受，引发了我对韩国及东方审美文化的思考，可见它对我有多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家张炯认为《KOREANA》装帧美观大方，图文尤为精美，“每期都阅读……特别是通过介绍性文章进一步了解了韩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作家，真正得益匪浅”。
改革开放迄今已经过去了30余载，它不仅使祖国走出了经济濒临破产的泥潭，而且使我们的文化、学术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20多年来，我们亲自见证了中韩两国打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坚冰，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进程；我们亲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韩国文化学术界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直接参与了旨在加强两国文化学术交流的许多实际工作；我们不断为增进中韩友谊和促进中韩文化交流添砖加瓦。我们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沈仪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译审、原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