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学之初

——从引进、创建到早期发展

秦麟征

人类对未来的思考与探索，涉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在设想未来和研究未来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未来的观念和看法，通常被称为未来观或未来形象。由人来进行的未来研究和未来预测活动，古已有之，早已存在。在20世纪中期诞生的未来学，显然植根于人类历史悠久的未来研究活动和预测活动的土壤之中，是试图把这种活动科学化和专业化的产物。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不但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综合性特征。未来学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兴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引进到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我有幸参与了未来学的引进和中国未来学学科的创建，见证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并填补我国未来领域跨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研究空白的全过程。

一 引进的不仅仅是一门未来学，而且是整个未来研究领域

未来学在西方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的酝酿期。其间，主张把未来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呼声断断续续，时有所闻。1943年，德国政治学教授O.K.弗莱希泰姆提出建立一门未来学的主张，激起西方发达国家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响，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如何科学定义未来研究的争论。尽管他提出的未来学概念由于存在缺陷而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一概念引发的学术探讨，无疑促进了未来学的学科建设，成为未来学真正形成和未来研究与未来预测活动走向科学化与专业化的主要标志。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未来学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发达国家学者有关未来的一些著作开始被译介到新中国，如美国学者H.康恩的《设想难以设想的事情》等。当时，我国学者还很难把他们的作品和未来学或未来学家联系在一起。西方未来学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发展成初具规模却尚不成熟的新兴学科。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从研究室主任杨熙龄那里转到我手里的一本书，即荷兰学者F.波拉克于1971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预测学：一门正在形成的研究未来和创造未来的科学》。正是通过这本书，我开始接触到西方的预测学和未来学。1975年，根据F.波拉克这一著作，我撰写并发表了《未来预测学》一文，通过我院学术资料研究室（情报所前身）的刊物，把这门新兴学科作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介绍给我国社会科学界。

然而，对西方一门新学科的介绍并不等于这门学科的引进。未来学的引进，需要我国相关科研人员从事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这其中包括对浩如烟海的国外未来学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搜索和整理，对经典未来学著作的翻译，对未来学基本概念和理论方法论的消化与吸收，对未来学定时定性定量技术方法的把握，对未来学理论成果和应用成果的宣传和推广，把未来学的社会功能、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流派及其他未来学知识和信息传播并普及到社会各界，等等。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发展我国社会科学的需要，我把自己的科研工作重心转移到西方未来学文献资料的译介和调研方面，以期为未来学的系统引进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当时，有关西方未来学的中文文献资料，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可以说是极端匮乏，甚至是完全空白的。就西方未来学的引进和未来学代表性著作的译介而言，中国台湾地区要早于大陆地区，未来学杂志《明日世界》也于1975年在台湾创办发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在引进西方未来学的早期，我无法接触到台湾的未来学中文出版物并从中获得参考与借鉴。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以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来学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未来学展现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新应用入手，系统地翻译和介绍未来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使西方未来学传入中国。

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中国未来学发展史上的学科引进期。在这段时间里，我在未来学学科引进方面，主要从事了下列几项工作。

其一，从国外未来学杂志和专著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或部分，着重译介西方未来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流派、理论观点、具体研究方法和学科中争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在社会预测方面展开的意识形态论战等。大量译文被编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名义编辑的《未来预测学译文集》中。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译文集，还收入了西方著名未来学家的文章或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其中包括美国的J.麦克黑尔和M.麦克黑尔《关于全世界未来研究的评价》一文和选自美国A.托夫勒的未来学经典著作《未来的冲击》中的《未来的教育》等。它的出版，对我国系统引进西方未来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二，厘定未来学基本概念和大量未来学名词术语的含义，重新审定和规范它们的译名和诠释。此类名词术语既包括“未来学”“预测学”“未来预测学”“未来研究”“未来冲击”“未来形象”“反面乌托邦”等综合性术语，“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零增长理论”“人的基本需要”“面向未来的教育”等理论术语，还包括“特尔斐技术”“系统动态分析”“前景方案”“头脑风暴”等预测技术和预测方法术语，以及“社会预测”“经济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军事未来研究”“全球问题研究”“教育未来研究”“环境未来研究”等应用术语。此项工作，为后来完成国家名词审定委员会下达的未来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任务做了前期准备。

其三，通过参加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六届世界大会，进一步了解未来学和引进未来学。1978年3月14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M.艾曼杰拉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邀请中国派出专家学者，出席该联合会即将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外交部决定派观察员出席未来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国际会议。这个决定获得了中央的批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的批示，我院和教育部共同选派人员组成了代表团。这是我国首次组团参加未来学的世界大会。在仅有3名成员的代表团中，我院李琮是研究世界经济的，北师大的赵宝恒是研究外国问题的，当时他们对未来学`还不太了解。作为另一名成员、来自我院情报所的我，尽管对未来学作过文献情报方面的一些研究，对未来学的了解也依然是有限的，在代表团出访前的集体学习期间，也只能为其他成员作些力所能及的介绍。出席当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此届世界大会，使我们受益匪浅。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所受到的欢迎和尊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联合会主席M.艾曼杰拉对我们说，感谢你们的到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它就不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世界性的学术团体。国际著名未来学团体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邀请我们出席1979年罗马俱乐部的会议。国际未来可能性研究协会秘书长H.D.儒弗内尔则希望能在巴黎与我们重逢，去他们协会考察。会议期间，我们还结识了许多国际著名的未来学家，如美国的J.麦克海尔和M.麦克海尔夫妇，意大利的E.玛西妮等。回国后，我执笔起草了代表团的工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概况和世界未来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强调了开展科学的现代未来研究和引进未来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就成立未来学的学术团体提出了建议。出席未来学世界大会和其后的工作总结，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未来学学科引进的步伐。

其四，通过在《百科知识》《科学实验》等刊物发表文章和利用筹建中国未来研究会、创办《未来与发展》杂志和其他未来学刊物的契机，进一步宣传和引进未来学。

西方未来学引进中国的过程，也是我自学未来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终于完成了不同角色的转换，逐步从学科的译介者、引进者、学习者变成学科的研究者。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未来学的引进，并不仅仅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引进，而且是包含未来学在内的整个新兴现代未来研究领域的引进。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人类的研究和探索活动，从空间来说，涉及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军事、环境等；从时间来说，涉及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换句话说，即人类的研究和探索活动，不但涉及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过去和现在，而且涉及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未来。存在于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未来研究和未来探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未来研究领域，而未来学的兴起，旨在为整个未来研究领域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它走向科学化和专业化，为各部门、各领域的科学决策和科学发展服务。

二 学科创建的重要标志

中国未来研究会的成立和研究会会刊《未来与发展》等刊物的创办，是中国创建有特色的未来学学科的重要标志。我至今依然保存的一些文件和资料表明，研究会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而未来学刊物，尤其是《未来与发展》杂志的创办，则是在研究会成立数月甚至一年多之后。

（一）未来学学术团体的诞生

出席开罗未来学世界大会回国后不久，代表团成员做了出访工作总结，并由我执笔撰写了《中国学术代表团参加“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六届国际会议工作报告》。由我们三人联合署名的这份报告连同5份附件，于1978年10月9日上报我院。在报告中，我们把“组织成立未来研究会”作为第一条建议提出，强调成立研究会不但可以加强我国未来学与现代未来研究，而且可以促进这种研究的开发和利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条建议还包括构成研究会的单位和人员，研究会加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等方面的内容。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同志，在10月27日对报告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批示：先将报告和附件全部打印，然后请外事局和规划局商量召集有关单位（见报告）开一个座谈会，请李琮等介绍会议情况、研究未来学要不要搞规划和是否成立研究会（我意可以成立，并且要物色能做实际工作的积极分子）的意见。准备工作可由李琮同志暂时负责，梅益同志主持会议。召开前可将材料先分送到会单位和个人。

在报告中，我们建议：未来研究会可先由我院情报所、经济所、世经所、哲学所以及国家计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选派适当人员组成。对此，于光远同志又作了如下批示：“加：1.北京图书馆；2.科学院图书馆；3.人民大学；4.自然辩证法研究会；5.科协研究室；6.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7.自然科学史研究所；8.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9.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10.教育部罗劲柏同志；11.科技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赵中立同志；12.科技情报研究所。”

由于有了乔木同志对世界未来学发展的关注，有了光远同志和其他院领导对代表团建议的关心和支持，有了外事局、规划局对光远同志批示的抓紧落实，再加上情报所和世经所等单位的配合与帮助，未来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得以较快和顺利地进行。1978年11月17日下午，我院外事局和规划联络局召开了座谈会。在工作报告和光远同志批示提到的上述单位和个人中，除了国家计委、教育部、自然科学史和复旦大学4个单位缺席外，包括清华大学和《光明日报》科学部在内的19个单位共30几位同志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由我院副秘书长兼规划联络局局长梅益同志主持的这次座谈会，意味着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座谈会上，我代表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从评介本届世界大会围绕“文化的未来”这一主题进行的研讨开始，向与会同志介绍了会议情况，接着从未来研究40年的发展史、未来研究的主要作用、世界和各国开展未来研究的情况、我国开展未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成立未来研究机构的迫切性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李琮同志则就“罗马俱乐部”等国际性未来研究机构的未来研究倾向，本届国际会议上各国代表关心我国未来研究、不相信我国没有专门未来研究机构，罗马尼亚代表的经验介绍等情况，作了补充介绍。各单位到会的同志针对未来研究要不要搞规划、研究会是否成立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未来研究很重要，很有现实意义，要尽快搞这方面的规划，希望未来研究能快一点搞起来。他们完全赞同成立未来研究会，以便推动各方面的未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们还就如何开展未来研究，提出了下列四点建议：1.把未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点来抓；2.多吸收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来搞未来研究；3.为未来研究提供情报资料和物质条件等方面的方便；4.出版未来研究方面的小刊物，如译丛、动态、通信等，通过刊物把各方面的人联系起来。经过协商，大家还达成如下共识：各单位代表于会后尽快向本单位领导汇报，然后选拔专人来参加研究会的工作，人选确定后，和作为联系人的我联系；在12月底以前成立未来研究会。座谈会后，由我执笔，起草了《关于“未来研究”座谈会的报告》，将会议情况、大家的意见和讨论结果、需要院部出面协调解决的问题（即发起人和常务工作班子问题、编制和经费问题、办公用房和工作分工问题、宣传报道问题等），于11月21日上报院部。

根据座谈会与会同志讨论决定，各单位推选的参加研究会的人员将是未来研究会的共同发起人和第一批会员。北京大学的同志在座谈会后，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筹备成立未来研究小组，以配合未来研究会开展工作。12月8日，我院规划联络局召开了研究会发起人碰头会，讨论并通过了研究会章程（草案），酝酿了干事会人选，选出了杜大公、李琮、林自新、罗劲柏、徐礼章、贡光禹、查汝强、朱培兴、黄达、贾新民、黄有莘和我12名干事，并确认到会发起人为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碰头会上，大家还为下一步的筹备工作设立了时间表：12月中、下旬召开干事会；年底前，召开研究会成立会。会后，我起草了一份报告，以“中国未来研究会筹备小组”的名义于12月13日上报院领导。在报告中，“筹备组”除了向院领导汇报碰头会上述情况外，还归纳了座谈会和碰头会两次会上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请院领导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是：1.归口问题。大家的意见尚不统一，有的建议把研究会归到中国科协，有的主张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家认为，归口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2.常设秘书组的工作人员问题。干事会秘书组至少需要3个专职工作人员，从事联络工作和资料工作。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会就难以开展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则涉及工作人员的来源和编制问题。3.办公用房问题。研究会至少需要一间办公用房，作为研究会所在地和专职工作人员工作、研究问题、开会、来往联络的场所。办公用房是研究会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也需要尽快落实。在我的记忆中，我院秘书长刘仰峤同志看到报告后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你们的报告向院领导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即如何为研究会这样的学术团体挂靠归口到我院创造条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我院尚不具备这些条件，目前院里也没有对口的研究所适合未来研究会这样的跨学科团体挂靠；但你们提出的希望院领导帮助解决的问题，切实对研究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逐步解决。

1978年12月21日，院规划联络局召开了研究会首次干事会会议，研究了干事会分工、研究会归口、研究会章程（修订案）和今后的工作。在会上，杜大公同志（中国科协）被推举为总干事，林自新（国家科委）、徐礼章（国家计委）、罗劲柏（教育部）和李琮（我院世经所）等4位同志被推举为副总干事，我（我院情报所）和贡光禹（国家科委情报所）被推举为正、副秘书长。与会干事建议：考虑到研究会是民间群众学术组织，未来学（未来研究）跨两大门类学科，以及目前社会科学方面尚无全国性协会等情况，可把研究会归口到自然科学方面的中国科协名下；在目前尚无法解决办公用房问题的情况下，研究会的常设机构秘书组，可暂时放在我院情报所里，负责对内对外联络及具体组织工作等事务。

干事会还就明年（1979年）的研究工作计划和对外学术交流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关系到我国未来学创建与发展的许多设想和建议。干事们强调，研究会应从下列四个方面开展1979年的工作：1.宣传未来研究的重要性，举办介绍国外未来研究情况的系统讲座，1979年下半年到各主要城市巡回介绍，推动各地建立未来研究分会；2.尽快创办研究会《通讯》，条件成熟时，再创办研究会会刊《发展与未来》（后来定名为《未来与发展》），以交流各个领域的未来研究成果，推动未来研究的发展；3.目前可先做好有关未来研究的书刊杂志、国际会议文献等的摸底和收集整理工作，打印参考书目，为研究提供方便，并以打印材料形式，提供一些未来研究的重要资料；4.做好各单位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摸底工作，为今后按专题进行研究打好基础。研究专题应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紧密结合，并分配给各个领域的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去进行研究。初步确定的未来研究专题有：国外未来研究对经济与发展的影响；可供选择的各种经济计划与未来发展方案；未来研究方法论在经济发展领域和其他决策领域的应用；企业事业的决策过程与最佳发展方案；科学管理与经济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需要确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等。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由于刚刚成立的未来研究会还来不及筹备时间紧迫的外事活动，所以干事会拟请我院负责主办1979年上半年研究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时考察国外学术机构的外事活动。此次拟应邀参加的活动，包括出席1979年5月由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和西德未来问题研究所在西柏林主办的“科学、技术与未来”国际会议，出席1979年6月由罗马俱乐部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关于罗马俱乐部最新研究报告（即随后在当年出版的《学无止境：消除人的差距》研究报告）的国际研讨会，考察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未来可能性研究协会。干事会认为，应邀参与上述国际学术交流，对研究会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了解国外未来研究最新动向和最新成果，促进未来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还可以摸清国际性未来研究组织的情况，为研究会将来参加一到两个国际学术组织提供选择依据。

干事会上述意见和建议，具体反映在由我起草、以李琮和我的名义于1978年12月30日上报给院党组的《关于中国未来研究会筹备情况的报告》中。实际上，报告还反映了干事会关于研究会的如下意见和决定：1.聘请有经验、关心支持未来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如于光远、钱学森、钱俊瑞等同志担任研究会顾问，对研究会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2.研究会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是和院领导、世经所和情报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希望我院和有关研究所领导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在研究会担任干事的我院干部提供方便，适当减少他们在所里的工作和负担，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会的工作；3.在1979年1月中旬以前，举行规模较大（1000人左右）的中国未来研究会成立大会，宣告研究会的成立，宣读研究会章程，介绍国外未来研究概况，宣传未来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具有的作用，同时为进一步发展会员打好基础。将邀请各有关单位、有关协会和研究会出席大会，还希望关心支持未来研究的我院领导胡乔木同志、于光远同志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钱学森同志能应邀出席大会并讲话。

干事会会议之后，我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会议决议的贯彻落实方面。通过发邀请函和登门拜访等渠道，我和李琮等干事比较顺利地落实了邀请研究会顾问的任务，社会科学界的于光远、童大林、钱俊瑞和自然科学界的茅以升、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先后应邀担任了研究会的首批顾问。在邀请顾问的过程中，茅以升和钱学森二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二老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协的名誉主席或主席，对新学科都抱有客观的科学态度，为人谦逊可亲，乐于鼓励和扶持学术界新人。在登门拜访茅老时，茅老与我们相谈甚欢，对我们开展新学科研究和成立研究会表示支持，并欣然接受担任研究会顾问的邀请。钱老先是通过邀请函联系的，在看到邀请函后，钱老就担任顾问一事在函上批示：我对未来研究还不熟悉，此事还请免了吧。数日后，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即将开始前，我给钱老的秘书王寿云打了电话，请他转达研究会再一次的诚挚邀请。也许是我们的心诚感动了钱老，这次钱老接受了邀请，他说，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后来，无论是中国未来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进程，还是未来研究会开展工作的过程，均证明邀请上述科学家担任顾问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一直认真地履行顾问的职责，引领、指导未来学的发展方向，支持、帮助、推动研究会工作的开展。

1979年1月16日上午，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北京百万庄地区市委党校举行了成立大会。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早晨。由于受到天气和交通的影响，会议规模小了许多。尽管如此，大会依然按照原计划成功地举行，国家科委副主任、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相关媒体作了报道。新华社记者徐民和在报道研究会成立时，介绍了研究会的宗旨和即将创办的会刊《未来与发展》，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迅速作出了反应，致函研究会，希望与研究会建立刊物和资料交换关系。美国学者也发表文章称，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件，一是不久前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二是新近诞生的中国未来研究会。

研究会成立以后，为了开展工作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院领导和我院有关单位的帮助下，在热心人士的支持下，陆续得到解决。国家科委副主任、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把研究会申请挂靠中国科协的报告批转给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同志，裴丽生同志在报告上批示：“同意”。至此，挂靠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研究会成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直属中国科协。我院为新成立的研究会刻制了公章，世经所则为研究会提供了初期的活动经费。研究会的办公用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我的义父、印尼归国侨领黄周规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建议把研究会秘书处设在他的家里。他说，你既然已经住在这里，家里不但有电话还有开小会的地方，何必舍近求远。就这样，灯市口西街8号成为中国未来研究会的早期所在地。为了解决专职人员不足的问题，秘书处先后聘请了王燕和王平两同志来协助我开展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会挂靠中国科协一段时间之后，中央编制办公室批给了研究会7个国家编制，科协则为作为其直属学术团体的研究会下拨了活动经费和几间办公用房。上述问题的解决，从人、财、物等方面为未来学的创建和研究会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未来与发展》和其他未来学刊物的创办

无论是座谈会还是干事会的与会者，都把创办未来学刊物作为研究会应当规划和计划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研究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中，未来学刊物的创办工作，由常设秘书处负责组织实施。后来，研究会在创办几种刊物的过程中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杜大公任主任委员，李琮、李宝恒和我任副主任委员，执行编委由我兼任；编委会的其他成员为朱培兴、黄梦平、朱新民、罗肇鸿、黄明鲁、贾新民和顾镜清等），进一步加强了研究会的编辑出版工作。

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研究会自成立后创办了三种未来学刊物。我把它们分别定名为：中国未来研究会《通讯》《未来研究参考资料》和《未来与发展》。《通讯》是以研究会会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小型内部刊物，着重报道研究会活动和会员情况，不定期出版，有中英文两种版本，英文版用于对外宣传。《未来研究参考资料》是本资料性月刊，主要编译和介绍国外未来研究发展动向，国外未来研究理论、技术方法和重要预测成果，国外未来研究机构、人物、流派、代表作、国际会议、学术动态等，为我国各行各业从事政策研究、规划、计划、决策、管理、教育、经济和其他方面未来研究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未来与发展》作为研究会的会刊，是上述三种刊物中唯一一本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它面向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读者，旨在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各行各业的未知前景，丰富有关未来的科学知识，认识各部门和各领域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帮助各行各业改进计划、规划、决策和组织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为科研、文化和教育部门培养人才，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未来与发展》最初以季刊的形式出现，后来逐步变更为双月刊和月刊。在研究会草创时期创办上述刊物，是个极富挑战性的使命。当时，由于人手严重不足，我实际上成了三个刊物的主编，而且集组稿、编辑、翻译、校对和发行于一身。各种资源的短缺，工作量的巨大，伴随着整个创办的过程。这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刊物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未来研究参考资料》在出版了数十期后便停刊了，如今它已不复存在。随它一起消失的还有《通讯》的英文版。中文版的《通讯》曾经中断过，至今依然在研究会内部发行。从不间断而影响日增的刊物是《未来与发展》杂志，它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核心科技期刊和4A级期刊。研究会创办的上述几种刊物，不论它们后来的状况如何，它们都曾为未来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未来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尤为巨大。

《未来与发展》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本未来学杂志，是通过邮局在国内外发行的。然而，它在创办的第一年，却是以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季刊。它最初通过出版社而非通过邮局发行，原因是没有赶上邮局的发行档期。这本杂志是1980年4月，即当年第二季度才出版创刊号的，要通过邮局发行就只能从1981年开始。1980年总共出版并发行了三期《未来与发展》，它们的发行工作实际上是由编辑部来进行的。

中国未来研究会成立并将出版《未来与发展》杂志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杂志编辑部收到来自各地的热情洋溢的贺信和富有见地的来稿。在这些来稿中，适合创刊号刊登的稿件毕竟有限，大部分稿件需要通过组稿或执行编委自行撰写的途径来解决。于光远同志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经过他本人修改，冠以“用预言的科学作科学的预言”的标题，作为代发刊词在《未来与发展》的创刊号上发表。这篇文章，不但反映了他关于如何创建和发展未来学的主张，即如何建立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未来学，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的预言发展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科学”；而且还表达了他对如何开展未来研究活动和办好会刊的看法。在创刊号上还载有其他著名科学家的贺信和文章，如茅以升的贺信“祝贺《未来与发展》创刊”和文章“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前景”，宦乡的文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若干问题”等。

从《未来与发展》创刊号披露的编辑部“稿约”中可以看出，杂志的定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以学术性为主，兼顾科普性。编辑部建议的投稿人撰稿范围，也与未来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范围包括：1.马克思主义未来观研究；2.对各级规划计划制定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与“四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好建议、好措施，科学技术领域中有益的新探索、新设想；3.国内外科技部门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成就与发展趋势的介绍或预测，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4.有关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信息与情报资料，自动化，外层空间的开发，城市规划与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及其评价的专题科技预测或未来研究；5.国内外超科学（目前科学水平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潜科学（孕育中可能成为科学的科学胚胎）方面的未来研究；6.国外未来研究和预测成果、未来研究方法和预测手段介绍（写作、译文、编译）；7.国内外未来研究流派、机构、人物和著作介绍或评论；8.有关未来研究的其他稿件（科学小品、摄影、绘画、图片、预测小说、诗歌等）。

《未来与发展》的创办，引起科技界和许多读者的关注。宋健同志（后来担任国家科委主任）在看到创刊号后，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同时还寄来一篇文章。在《未来与发展》第三期发表他的文章时，我加了如下一段编者按：“宋健同志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在我国的人口问题上，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和科学的预测。今年7月10日，他在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看到贵刊第一期出版，非常高兴。我们太需要这个刊物了！祝她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的事业中，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作出大的贡献。希望不久能改为月刊。使人民和干部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建立具体的、生动的概念，激励大家为之奋斗，而不是仅限于几个抽象的口号。’‘读完第一期，心情激动，夜不成眠。近几年笔者遇到不少涉及未来预测问题的议论，颇有感慨。故写一短评，以期敬献给读者。所论及的问题，可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不澄清，未来学有被窒息的危险！’”宋健同志的短评，是他亲身经历过科学预测实践后的有感而发。在他的短评中，他认为未来学是一门科学，强调了根据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去预测未来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感悟到，对未来学这门科学来说，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摈弃狭隘的偏见和自尊心，限制和改造那种靠不住的执拗的感情，用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科学预测的结论”。

早期未来学刊物，尤其是《未来与发展》杂志的创办和成长，是和科学界前辈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于光远同志曾为杂志把关，指示编辑部撤换不适合登载的文章。钱学森同志曾应邀出席《未来与发展》编委会的会议，对杂志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和重要建议；后来他还把《未来与发展》杂志列为中国科协的五个重点刊物之一。1983年我在中南海见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院院长马洪同志时，发现他是关心支持和赞赏我们创办的未来学刊物的。当他提起《未来研究参考资料》时，对我说，他喜欢看这个刊物。

（三）在学科创建过程中留下的几许遗憾

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和著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在谈到未来学时，都把未来学界定为社会科学。于光远认为，“未来学是对未来进行预测，研究专门的预测方法，所以它成为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科学。这门学科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景，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景，以及社会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钱学森则认为，“未来学既然是要科学地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那当然应该是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学的未来部分。要预见未来，预见未来的社会，而且是科学地预见，不是瞎猜，那就要掌握社会运动的规律。我们对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完成的大多是‘静力学’或‘运动学’性质的，而现在要研究未来学，那就必须把社会学研究深入到‘动力学’的阶段。所以，未来学也是‘社会动力学’”。在我院的发展规划中，同样是把未来学作为社会科学来对待的，也曾有过创办未来研究所的构想和计划。我院创办未来研究所的计划最终未能完全付诸实施，确实为未来学学科的创建与发展留下了几许遗憾。

我院作为中国未来学学科创建和研究会的发祥地，曾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为创办未来研究所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于光远同志早在1979年1月16日在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提道：“将来条件具备时，还可以创办专门的未来研究所。”在中国未来研究会代表团参加当年5月西柏林未来研究国际会议、考察西欧未来研究和未来研究机构之前，梅益同志对我说，我院拟设置几个新的研究所，准备向国务院报送构建新所的方案，未来研究所也是其中之一；他希望我准备一个方案，交给院里。我回答说，出访西欧回来再提交可能更好一些，因为我可以利用此次参加国际会议和考察国外未来研究机构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国际性和各国未来研究机构设置方面的经验，为我院准备方案所用。不久以后，我出访归来，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梅益同志就提交方案的事对我说，上面的意思是，此事不要操之过急，设立新所的工作先缓一缓再说。创办未来研究所的事虽然被搁置了，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工作却依然在进行之中。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自1980年开始，通过招考研究人员的办法，在全国各地选拔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为了填补某些新学科、新研究领域的空白，加强跨学科的研究，我院把未来学等新兴学科也列入到了1980年的招考计划。当年，我院招考四个专业方向的未来学学科和未来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这四个专业是：未来学发展史、未来学方法论、经济预测和人口预测。上述专业的应考人员分别参加了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数学等四个至五个门类的考试。我参加了此次招考的初审、命题、批卷和答辩等工作。在四个专业的试题中，未来学基础知识试题和未来学发展史试题是由我设计的，其参考答案也由我提供。经过考试和综合比较，在应试人员中有四人脱颖而出，被录取为我院未来学和未来研究方面的研究人员。未来学的招考计划，以每个专业均录取一名研究人员的结果告终。由于我院创办未来研究所的计划暂缓，这四名研究人员便被分配到与他们专业相近的我院几个研究所中工作。此次招考，不论其结果如何，对中国未来学学科的创建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980年《未来与发展》第3期上，我以编辑部的名义和李康的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未来学研究人员试题选登（附参考答案）》和《我国的主要未来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未来研究各专业应考人员答题分析》，对我国未来学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作了部分记录。

三 学科的早期发展

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中到70年代末的引进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创建期和从80年代初开始的发展期。迄今为止，它依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这里所说的早期发展，指的是中国未来学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的发展。尽管在这段时期中，刚刚经历过创建期的中国未来学还很不成熟，但它仍然在未来学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成果的传播，理论和方法论创新，为决策服务的应用研究和课题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

（一）通过传播未来学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成果，逐步扩大中国未来学促进国家科学化发展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服务力

国外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念，创造了大量新知识，产生了丰硕的新成果。国外未来领域出现的这些新事物，既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有益成分，也有糟粕的成分掺杂其中。在创建和发展中国未来学的过程中，我们既应该恰如其分地估计国外未来学的成就，也应该注意吸收前人和西方未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国外未来学者的经验、他们收集的材料和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中，获得发展中国未来学的借鉴和启发。因此，在中国未来学创建和早期发展的十年中，中国未来学者不但总结和传播古今中外未来观和未来研究成果，而且着重传播了现代国外未来学的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成果。他们往往把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成果的传播，和国家发展新兴跨学科未来学的必要性，以及发挥这门学科的社会功能、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未来学的形成与发展，至少必须具备下列三个基本条件。其一，人类丰富的未来研究实践。如果没有人类为了发现未来、创造未来和控制未来的目的而从事的未来研究活动，未来学就失去生成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二，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日益加速的发展变化。这种状况增加了未来的不肯定性和决策的复杂性，从而扩大了对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需求。其三，科学的逻辑发展。科学的发展遵循这样一条规律：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一般，由低水平到高水平。当代科学正在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发展，未来学作为一门跨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出现，是科学发展的逻辑使然。而科学当前的发展水平，也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为未来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保证。未来学者认为，建立在科学，尤其是未来学基础之上的未来研究，具有许多社会功能，其中包括提高各级决策的科学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辅助国防的巩固和加快国家安全事业的发展，改善规划、计划和管理工作，提升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等等。未来学的形成与发展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意识到科学的未来研究的必要性，是否认识到有效地发挥未来研究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显然是和这个国家国民未来意识素质的强弱及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的高低相适应的；一个国家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文明发展所达到的程度；而一个国家能否充分施展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服务力，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究竟具有多大的软实力。

实事求是地说，提升我国国民的未来意识和未来觉悟是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使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大部分人也依然没有意识到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未来学者意识到，要发展中国的未来学，首先需要让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了解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传播和普及的途径，让他们了解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基础知识、重要成果和主要功能。因而，未来形象、未来冲击、未来情景、未来分析、技术评估、德尔斐预测、未来可能性、未来信息、未来教育、创新性学习、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决策、立法化决策、知识社会、人的基本需要（以人为本）、全球问题、增长极限、零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为和平而发展等，便成了当时传播和普及的核心内容。作为新概念、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成果，它们有的是未来学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方法等基础研究的产物，有的是未来学应用研究的新成果。

在中国未来学早期发展的十年中，我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和普及未来学与未来研究。这些渠道包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主编大型工具书（《未来领域软科学大全》），接受媒体采访，作学术报告，讲授未来学与未来研究课程，在电台做节目、提供咨询等。比较而言，作学术报告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渠道。在我的印象中，我曾应邀在中南海、有关部委和党政军机关、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团体举办的报告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会议上，作过数百场有关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报告；而我在早期十年所作的报告，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记得在中央一个部委作的一场报告，是最长的一次，在讲了一个上午之后，应听众要求又讲了一个下午，总共用了将近6个小时。而连续天数最长的讲座，是向参加大连海滨“高等教育未来青年研究夏令营”的高校青年教师讲授未来学课程，每天用半天时间讲课，不间断地持续了约一个星期。未来学与未来研究对决策的影响，利用未来学与未来研究成果为国家科学化发展服务，是我早期传播和宣传普及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两个重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针对决策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强调了未来研究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提出了决策立法化的主张。而在发展问题方面，我着重传播的是未来学的发展观，即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应当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即以人为本的）、是可持续的，以便为我国的科学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做着同样工作的还有中国的一些未来学者，他们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和宣传普及未来学和未来研究。我国未来学者赵营波独创了一门新学科——大协调学，并长期致力于人类同自然的和谐与大协调发展的研究。他通过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著书立说、作学术报告等渠道，传播了他的大协调学思想与和谐协调的发展观，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协调学促进了我国发展观念的更新，为我国新的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营养。

经过中国未来学者十年的努力，国内外未来学的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成果在中国得以较快地传播，中国未来学展现并逐步扩大了它对国家科学化发展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服务力。我个人认为，从我国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外未来学发展观的影响和贡献。

（二）在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中发展

在中国未来学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有不少的未来学者致力于未来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未来学者，除我之外，还有张学礼、王勇领、张顺江、孙明玺、罗肇鸿、孟广均、顾镜清、沈恒炎、何博传、张继泽、邓聚龙、胡传机、陈体滇、赵营波，等等。中国未来学的早期发展，是富有理论和方法论创新成果的发展。中国未来学者在研究对象、预测论和预测科学体系的构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灰色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所革新和创新。这些创新成果体现了中国未来学者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下面提及的四项成果，是未来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它们分别是：未来研究学、预测论和预测科学体系的构建，灰色系统理论、大协调学和中国问题学。

1.未来研究学、预测论和预测科学体系的构建

此项成果具体体现在我于1985年4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预测科学——未来研究学》一书中。该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后被列入向建院30周年献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首批图书之一，于2007年4月由方志出版社重印出版。在书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把未来研究活动作为未来学研究对象的主张，以解决国际上悬而未决的未来学核心问题——尚非实际存在的未来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预测论的新观点，构建了有关未来研究活动和未来预测活动的规律、理论和应用等方面的系统科学体系，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作者试图建立的预测科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未来研究学体系。作者在书中还展望了预测科学的发展趋势；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预测科学的内在联系，预测科学在政府、企业、教育、文化各部门的决策、管理、规划、计划、发展战略制订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及其在经济、社会、科技、环境、军事等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通讯》对中国这一未来学理论著作作了详细的介绍。国内未来学者的评论认为，该书对完善未来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我国未来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后来，中国未来学者张继泽沿着这一思路，撰写并发表了《未来研究学》一书。

2.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是中国未来学者邓聚龙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理论，是未来学方法论方面的创新。这一理论在未来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正在与日俱增，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灰色系统的提法源于控制论，特指信息不全的系统。它介于信息全无的黑色系统与信息完全的白色系统之间，具有系统的因素不确定或因素与因素之间不具有确定关系的特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等，通常被看作是具有这种特点的灰色系统。应用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发展变化的方法，被称为灰色系统法。通过构建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者可以应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数列预测、灾变预测、季节性灾变预测、拓扑预测和系统预测。如今，经过发展完善的灰色系统论，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能源、交通、地质、生态、医学、军事、法学、金融等领域，为生产、生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实际问题，成功地提供了解决方案。国内外已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了灰色系统理论课程。

3.大协调学

大协调学是中国未来学者赵营波创立的一门新学科。1986年，他在《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一门文理工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的主张。这是一门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大协调学致力于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性的不协调问题，在大时空尺度上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各种协调规律，以建立全方位和谐的协调发展机制，促进人类拯救地球事业的发展。这门综合性新学科，把未来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规划学、科学学、管理学、水利学、卫生学、系统工程、人口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可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大协调学及其对未来学的理论创新所作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获得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以《大协调学》一书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协调学研究成果，后来被国家科委正式登记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

4.中国问题学

中国未来学者何博传的未来学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对一门新学科——中国问题学的倡导。他的代表作《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和痛苦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学的具体体现。该书于1988年出版后，作者被称为中国问题学专家。起初，该书是交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考虑到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希望我向作者转达出版社的两条意见：一是修改后立即出版；二是保持原样，过一段时间再出版。尽管我当即表示作者很可能两条意见都不会采纳，我后来还是向作者转达了他们的想法。不久以后，作者来北京参加中国未来研究会年会，利用由我主编的大型手册《未来领域软科学大全》的大部分作者（包括何博传）都在北京的机会，我召集了这些作者，召开了作者与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交流的见面会，座谈手册编写工作的进展和相关事项。会后，我向出版社编辑推荐了何博传和他的新作《山坳上的中国》，请他们考虑该书转由他们出版社出版的事宜。这便是许医农成为该书责任编辑的由来。让我不曾料到的是，该书问世后会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会一度被列为禁书。作者通过对我国报纸杂志公开发表的信息、资料和数据的整合与分析，从社会学、未来学和问题学等学科或跨学科角度，探讨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看法。他在书中表达的许多前瞻性观点和对未来的预测，已被中国后来的发展事实所验证。该书责编在《编辑心声》中写道：“这是第一部对现实中国作描述性研究的书”，“是不甘落伍沉沦的炎黄子孙书写的并非危言耸听的《盛世危言》”。评论认为，“本书对信息、数据的整合能力，所提出问题的敏锐性、前瞻性，都是首屈一指的”，因而“使得此书成为近30年来社会学、未来学领域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作品”。2005年，该书被三联书城推荐为近20年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过一次有关未来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坐在我身边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个研究报告的作者米都斯拿着一本书对我说：“这是《山坳上的中国》的英文摘译本。”据我所知，该书至少还有日文和韩文的全译本。

（三）开展为各级决策服务的课题研究，推动未来学应用研究的发展

开展为各种决策服务的课题研究，是发展未来学应用研究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未来学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未来学者通过参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军队到科研院校的不同类型的课题研究，为各部门、各领域的规划、计划、管理、政策制定和发展战略设计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了预测依据或预测支撑。不论是基础应用未来研究课题，还是实际应用未来研究课题，都是为不同的目标和对象服务的。它们通常由个人或集体通过未来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的运用来完成。

20世纪80年代初的课题研究，涉及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在能源、人口、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为国家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国著名控制论科学家宋健等同志，为了揭开我国人口发展之谜，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在1980年完成的专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于1981年出版。这本集中体现了他们课题研究成果的著作，不但对我国未来100年的人口发展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而且在比较多种预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即以1980年起平均生育率为1.5的测算方案为基础制定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我国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确定了我国的人口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21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制订人口规划和人口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他们通过这一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建议，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83年开始，大量的应用研究围绕“公元2000年的中国”、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教育的改革、特区、沿海城市经济等课题展开，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预测成果。其中，国家级的研究课题“2000年的中国”，在早期应用未来研究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被国家列为“六五”计划一个重点科研项目的该项课题研究，是个大规模的综合性应用研究。它分为两步和两个层次进行。第一步第一层指的是，由中国科协组织其所属各学会的数万名高中级科技工作者对该课题进行分类预测。通过分类预测而取得的成果共1000万字，被汇编成《“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分为65集陆续出版。在完成第一步的基础上，由来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和中国科协所属各学会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做第二步第二层的研究，即对课题作出进一步的分类预测。然后，用12个专题报告和1个总报告的形式，体现了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专题报告依次为：《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2000年中国的人民消费》《2000年中国的经济》《2000年中国的能源》《2000年中国的交通运输》《2000年中国的农业》《2000年中国的教育》《2000年中国的生态环境》《2000年中国的自然资源》《2000年中国的科学与技术》《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2000年中国的总体定量分析》。《2000年的中国研究总报告》是在综合分析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搜集大量资料、测算数以万计数据、采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完成的这一课题研究，由于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国家制订规划、计划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因而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另一个大型应用研究课题，是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下达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课题，专门成立了国务院对策小组和上海对策小组，分头进行研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担任国务院对策小组组长，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的四个副主任吴明瑜、朱镕基、张寿和聂力担任副组长。作为国务院对策小组众多成员之一，我主要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对策总报告的数天研讨。历时数月的对策研究，充分利用了国内外有关新技术革命的预测成果，根据我国国情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提出了中国应对六大领域新技术革命的对策，作为国家选择优先领域和发展关键技术的依据。中央领导听取了对策小组的汇报，对研究成果予以肯定。

应用未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开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中央许多部委完成的大量应用未来研究课题之外，中国未来研究会还应海南岛政府邀请，为该岛制订未来30年总体开发规划和发展战略提供了预测咨询报告。较小规模的地区性应用未来研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对各地区的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制订，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应用未来研究从小型、小规模到大型、大规模地开展，是中国未来学应用研究早期发展的明显标志。

（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举办世界大会，让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走向世界

对外学术交流的蓬勃开展，是中国未来学早期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我通过自身的经历，深感中国未来学与未来研究早期发展的十年，是它对外学术交流极其活跃的十年。相对来说，由于较早涉足未来学与未来研究领域、担任国内外学术机构领导职务等方面的原因，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中国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对外学术交流。

从1978年参加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六届世界大会开始，到1988年中国主办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为止的十年间，我参与了绝大部分未来学方面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我和中国其他未来学者以代表团成员或个人身份，先后参加了1979年西柏林的“科学、技术与未来”国际会议和会后对西欧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未来研究的考察，出席了1980年多伦多“首届全球未来大会”、1984年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世界和平的未来”、1986年夏威夷“对人的关爱的未来”等世界大会。中国未来学者还应一些国家未来学团体的邀请，出席它们举办的会议，如1985年日本未来协会的年会。1981年，我应爱尔兰未来学会的邀请，出席了联合国工发组织主办的有关信息化的国际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向爱尔兰的同行作了题为“中国的未来研究”的学术报告。198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发现国外刊物登载的我的一篇涉及信息化的文章，邀请我参加了当年在海牙举办的“信息化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圆桌会议。会后，会议文集收入我写的关于中国信息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又邀请我出席1987年于东京就同一主题举办的第二轮高层圆桌会议。1987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我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课题“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结题国际评审会议，并和罗马俱乐部主席亚历山大金、北欧国家女政要玛丽雅一起，各担任一轮评议会主席。1982年夏，我开始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中的主要课题就是考察和研究美国的未来研究。我利用这一机会，访问了美国许多著名的未来学家，如A.托夫勒、D.贝尔、E.柯尼斯、M.麦克黑尔、J.戴特等；考察了一些著名的未来研究机构，如世界未来学会、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综合研究中心，等等。在应邀访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D.贝尔和他的系时，我考察了他开设的未来学研究生课程，并就中国的未来研究与未来教育向研究生们作了介绍，还和他们进行了讨论。1983年上半年，我先后两次访问了夏威夷。第一次，是出席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举办的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我作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未来研究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会的领导班子执委会召开了工作会议，选举我为执委会新成员，并邀请我出席执委会会议。后来，通过参加执委会会议、主持联合会世界大会全体会议和分主题会议等实践，才日益了解，参与联合会重大事项的决策，分担联合会的有关工作，是执委会成员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二次访问夏威夷，是应美国国会设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的邀请，出席该中心举办的有关东西方问题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学者中有美国著名的未来研究专家，无形中为我提供了与国外同行交流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机会。在夏威夷大学，有不少热衷于未来研究的教授，有的教授还培养从事本专业领域未来研究的研究生。我发现，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和这一类研究生交流，也是很有益的一件事。该校政治学系不同期毕业的几个研究生为了写毕业论文和我联系，目的是进一步了解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观点。原来，他们的教授就是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的秘书长戴特。这位教授给他的研究生们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包括我在内的各国50名未来学家，要他们从中任选一人为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1982-1983年作者（二排右三）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从事未来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未来学研究

随着中国未来学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来华访问的未来学与未来研究专家也不断增多。从1979年开始，相继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和专家有：美国现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与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学者代表团，美国公共管理协会代表团（以六届总统顾问、管理和教育家英克为团长，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高级未来研究专家W.韩等），国际著名未来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和副主席亚历山大金，国际未来可能性研究协会主席艾曼杰拉，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玛西妮和秘书长戴特，世界著名未来学专家、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波特兰州大学未来研究中心主任林斯顿，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美国政府“公元2000年的地球”研究计划负责人巴尔尼，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等。日本、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未来研究专家、学者也不断来华讲学，或与中国同行座谈讨论。

2005年作者（中）在北京出席中国未来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的未来学和未来研究，已经日益引起各国同类学术团体或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赞赏并介绍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的水平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84年，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举行的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八届世界大会上，各国代表提议由中国来举办第十届世界大会。中国代表团出于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走向世界的考虑，毅然表示同意接受各国代表的提议。此后，中国未来研究会开始了历时四年的筹办第十届世界大会的进程。按照惯例，世界大会的东道国确定之后，需要设立两个组织委员会来负责大会的组织实施。一是国际组织委员会，由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负责成立；二是国家组织委员会，由东道国自行成立。1986年，在夏威夷举行联合会第九届世界大会期间，我向大会介绍了中国组委会的工作状况和初步确定的大会主题：“发展的未来”，希望参加北京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从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角度，探讨发展问题。日益紧张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是从1987年开始的。虽然我国和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一起作为联合主办的部委不止一个，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但承办单位只有一个，即中国未来研究会。所以，整个筹备工作的重担实际上落在我的身上。筹办工作的烦琐和艰辛，我和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是深有体会的。大会筹办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时，联合会主席玛西妮和秘书长戴特先后来北京视察会议论文、场地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了解需要联合会配合解决的问题等。玛西妮在北京还出席了“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会见了玛西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连续播放了黄华会见玛西妮和新闻发布会两条新闻。李鹏总理在大会召开前夕，听取了马洪等同志的汇报，并在中南海会见了联合会主要领导、其他国际学术机构负责人、各国著名专家学者、国内主办单位领导和参会的部分中国代表。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雷洁琼则分别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和招待晚会。北京的世界大会是联合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大会，国外的参会人数和东道国的参会人数都打破了联合会的历史纪录，共达500多人。在会议后期举行的联合会会员大会上，我当选为联合会秘书长，按照联合会惯例，这意味着5年以后，联合会主席将由中国未来学者继任。北京的世界大会，获得了各国与会者的好评。中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水平和年轻学者踊跃参与未来研究的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合会副主席麦克黑尔对我说，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会，年轻人的参与让我们对未来研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举办世界大会，是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对外学术交流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未来学和未来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五）早期发展面面观

中国未来学与未来研究的早期发展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未来学者在继续加强未来学学科建设的同时，逐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我国未来学应用研究水平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无论是未来学的学科建设，未来学的理论、方法论研究，还是未来学的应用研究，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未来学的专著、编著、译著和论文日益增多；专业杂志的不断创办；展现丰硕成果的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的频频举办；大专院校未来学课程的设置；为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服务的各种应用研究活动和预测咨询活动（如人口、能源、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环境、城市等方面的部门预测和2000年的中国的总体预测等）的蓬勃开展；研究未来学的学会、研究组和未来学与未来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成立；一支拥有近5000人的未来研究队伍的涌现等。可以说，中国未来学早期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的共同发展。中国未来学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日益引起国外同行的重视。经过早期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世界未来学和未来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作者在西藏拉萨考察

2009年作者考察福建南靖土楼留影

（秦麟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原中心第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