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的前沿

严平

我们刚经过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又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

——荒煤《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

1978年5月1日清晨，荒煤站在阳光照耀下的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张对他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这一年的“五一”，没有庆典活动，清晨的广场空旷静宜，只有一些市民在漫步徘徊。荒煤站在天安门的正前方，那是外地人进京拍纪念照的地方，他中规中矩地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是庄严肃穆的。十年，横扫全国的巨浪好像刚刚从这里发出滔天的巨响，沉重的创痛还没有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中隐去，但人民毕竟迎来了新的黎明。——他终于回来了，站在这熟悉又不熟悉的地方，一脸的沧桑，一脸的默然。

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上午七时许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个相，作为纪念。然后到王府井取验光单，配眼睛（镜）。

到三里屯，见草明。

中午到大楠家。下午配眼镜后去唐瑜、葛洛家。

（《荒煤日记》1978.5.1）

两个月前，他还在重庆图书馆打扫书库。认认真真地清理每一个角落，为一本书是否在移箱时放错了地方找得满身大汗，现在他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了。

这一切都好像是做梦。

粉碎“四人帮”使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年初，荒煤又突然收到夏衍寄来的一个装着花生米和香肠的小包裹，信上说这是“探路”，收到立即回信。荒煤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刻回信。很快，夏衍又通过方毅把他申请复查的信转给了邓小平。2月1日，市委通知：接中组部电话，中央已经批准平反，正式文件春节后下达。他立刻发电报向夏衍报告消息，一向足智多谋的夏衍已经预料到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回信叮嘱荒煤，审查结论只要不是叛徒，其他都不要计较，立即回京再说。同时，张光年也从华君武处得知他可能解放的消息，来信邀请他在已经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准备在文艺界亮相。较早恢复工作的张光年，已经利用《人民文学》这块阵地，担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

春节后，中央专案组一办来人面谈，出示了正式文件：

关于陈荒煤同志的审查结论

陈荒煤，原四川省重庆市副市长。男，现年六十四岁，汉族，湖北省襄阳县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1932年9月入党，1938年参加工作。因被捕叛变嫌疑问题，经中央批准，1968年3月立案审查，1969年11月监护，1975年5月19日解除监护。

经查，陈荒煤于1934年在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工作时，参加了“剧联”组织的“大地剧社”（又称“大地演剧团”）。同年夏，陈随“大地剧社”去南京演出，7月11日返抵上海时，在北火车站，与“大地剧社”成员共19人集体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以“左倾分子”罪名逮捕，关押上海市公安局十余天后释放。陈在被捕期间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剧联”盟员，亦未暴露党组织和“剧联”组织的秘密。但在保释前履行出狱手续时，写了“今后不再受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利用，愿为三民主义新文化而努力”等话，犯了丧失立场的政治错误。上述错误，陈荒煤已于1940年在延安主动向组织交代。

陈荒煤30年代写过《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的文章，宣扬“国防文学”，与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革命口号相对抗。全国解放后，在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期间，犯有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错误。

陈荒煤同志的问题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四川省委安排工作。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显然是一个不能让人满意的结论，留着的尾巴不止一条，却足以令荒煤激动不已。他牢记夏衍的嘱咐，只要不是叛徒，其他回京再说。他签了字，表了态，也还是抑制不住地对30年代的口号问题和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问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当晚的日记上，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

十多年来，终于又回到党的怀抱！

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

（《荒煤日记》1978.2.25）

文件上虽写着由四川省委安排工作，但谁都知道他回北京已经是定局。遭受了深重灾难的文艺界正在重新兴起，那里需要他，他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那里的形势。此时，他已经饱含真情地写出了第一篇散文《永恒的纪念》，很快就接到张光年让编辑部发来的“速来京改稿”的电报。3月9日，荒煤在二女儿好林的陪同下回到北京。在站台上，他见到了前来接他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和朋友艾杨夫妇。火车晚点一个小时，站台外，张光年、李季、冯牧已经回去吃了点东西又来等候了。见面后，大家慌忙握手激动不已。

第二天一早，荒煤赶到夏衍家。这是自那个漆黑的夜里，沈宁报告父亲被抓后第一次见面。他们紧紧地相拥，当荒煤看到夏衍的腿已经残疾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在那些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几乎失去了能够再见到这位老友的信心。幸运的是，他们终于又坐在一起了。整整一上午的长谈，荒煤说的几乎比十年中加起来的话还多。他开始找回以往的感觉，最让他感动和欣慰的是，时隔多年，他依然从夏衍那里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少有的默契和相通。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可岁月倏地过了十几年。

和周扬的见面要理智得多，更多的是谈论工作。此时周扬刚出山不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虽然距离文艺界同人对他重新执掌文艺界大旗的希望还相差甚远，但他显然已经在思考和筹划种种大事了。谈话中，苏灵杨建议他先调文学所，周扬则主张要兼做作协的工作。和过去一样，周扬心里装的全都是工作，关于自己谈得很少，但荒煤依然感觉到他的变化，无论身体还是思想都不同以前。

那些天，荒煤做梦似的在这座城市里游荡，马不停蹄地跑着去看劫后余生的老朋友，齐燕铭、荣高棠、吕骥、张庚、崔嵬、汪洋、凌子风、水华、于蓝，还有从上海来的柯灵、张瑞芳、赵丹夫妇……数不清的朋友呵！欣喜之余他的心仍然禁不住阵阵地发痛，丽尼不在了，田方不在了，蔡楚生不在了，还有赵树理、叶以群、郑君里……他彷徨在街头，希望在某一个角落看到他们亲切的身影，听到他们热情的笑声，但只有脑海中晃动着的影子，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回来了，他的许多朋友却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的阴影里，他的心不能不痛！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要为他们去做许多没有完成的事情。

到文学所多半是因为沙汀的缘故。

荒煤原已和光年谈好到作协去，等《文艺报》复刊后即去《文艺报》。整风后《文艺报》没有去成，事隔多年，他做编辑工作的愿望仍旧没有泯灭。虽然此前就有电影学院师生向已经恢复文化部副部长职位的林默涵提出，要他到电影学院去，但林未置可否。而荒煤受伤太重，也真是不愿再回电影界了。

然而，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在文学所辛勤工作几十年的何其芳1977年病故，那里急需有人掌管。在此之前已被召到北京决定担任文学所所长的沙汀，听说荒煤来了，就以老哥的身份找到他，非要他去给自己帮忙，还声称已和周扬谈过了，“没有上方宝剑，我老哥也不敢找你”。最初，荒煤断然拒绝。理由是“我可没有那个理论水平，根本不能考虑”。谈话不欢而散，看着从30年代起就建立了深厚友谊的老哥脸上失去了笑容，现出一副苍老的神态，荒煤心里也觉得很难过。

沙汀并未善罢甘休，他一再要求周扬出马帮他说服荒煤。周扬对荒煤说沙汀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没有搞过多少行政工作，调到文学所原是胡乔木的意见，他还真的担心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抓不起来……听了这些话，荒煤感到很为难，只能答应再考虑考虑。后来，沙汀又找到荒煤坐着不走，“老兄，你可把我老哥折腾坏了，老实说，我也打定主意了，你不干，我也不干了，我们一起去和周扬谈，叫他另请高明……”还又规劝又讽刺地说：“你也老了，回到文学界研究点什么嘛，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官，苦头还没有吃够？！”荒煤无可奈何地笑了，仍旧表示已经和光年谈好去作协，不好交代。谁知沙汀听了一拍大腿满面笑容：“这个好办，我去找周扬，让他和光年谈！”

几天之后，荒煤和沙汀到301医院看望周立波时，沙汀得意地在朋友面前宣布：“这就是我的副所长——硬是我抓壮丁，抓来的！”

荒煤这个65岁的“壮丁”就这样到了文学所。

他走进了自己的老朋友何其芳辛勤耕耘的地方。在正式到所前，他已经和一些人谈过话。他探访过毛星，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走廊中拥抱久未谋面的朱寨。他们都曾是鲁艺充满了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是五六十年代担起文学所一片天的中坚力量。然而，十年“文革”也使他们历经沧桑，甚至在他们之间留下了很深的创痛和伤痕。在和他们的谈话中，他更加感到担子的艰巨。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学研究机构，曾经大师云集，成就辉煌。如今研究荒废多年，派性丛生。用朱寨的话说“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学术机构，已经没有什么学术可言，而是一个‘文革’劫后的乱摊子。10年混战，搅乱了人际关系，有些人事纠葛，还牵涉到他以往的熟人和学生”。

正值拨乱反正时期，既要赶紧恢复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又要平反冤假错案，对左翼文艺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给予总结；还要积极促进当前创作的繁荣；摆在他面前的任务真是重而又重。有些人担心他这个“文革”前的副部长，现在到一个司局级单位担任副所长，会不会有些委屈。他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反而对能否胜任文学所的局面有些担心。沙汀还是老样子，一再坦言自己在见“阎王”前还有东西要写，希望多给他些时间，他不断地拍打着荒煤的手说：“老兄，你放开手干吧，我信得过你，照顾照顾你老哥吧！”他只能把担子扛在肩上，积极面对。

另一位副所长许觉民和荒煤在许多问题上都观点接近，一次许觉民询问荒煤“文革”中在监狱里的情况，他说受苦受难使他明白了许多事，人可以在高压下受苦，但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却永远做不到，他不会因为吃了那么多苦而消沉，只要活着，就要切切实实地做一点事。这些话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带着这种心情开始拼命地工作，十几年后，许觉民回忆这一切时说：“他是一个不知道疲倦的人，但是人是要衰老的，他以后住院治病，我一直怀疑他是不知休息而劳累所致。”

1978年“五一”前夕，以沙汀为首，陈荒煤、余冠英、吴伯萧、唐棣华、许觉民为副所长的新班子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次的见面会上，荒煤沉稳、严峻的面容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以简洁但又风格鲜明的语言发表了可以称为新一届班子施政演说的讲话：

我说几点意见：

第一，我想从下礼拜一起，开始整天上班，先和个别同志谈话，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都可以谈。以后，每礼拜五一整天接待大家，谁想谈，先找学术秘书室康金镛联系，由她安排。

第二，坦率地讲，来这里前，我的战友和领导都告诫我不要卷入派性，要超脱些。在文学所，我认识一些老同志，但不属于，也不倾向于任何一派。

我也有派。年轻时被称为“海泾浜派”，后来又被称为“国防文学派”。再后来鲁迅先生写宣言，我签了名，便被称为“骑墙派”。结论至今有一条：“对抗鲁迅”。但我自己觉得我哪一派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会被认为有派。

我相信，即使是党内，也会有派。有派是正常的。一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对某个时期、某些个别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没有争论。有争论，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遇到问题，总是愈讨论，愈深入，所以完全不必害怕分歧和争论。问题是，争论以后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不应妨碍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步伐；二是不能影响队伍的团结。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周扬同志让我超脱，但一谈到具体的人事安排，一涉及具体问题，总还是会碰到这样、那样的疙瘩。不过，请同志们放心，我们绝不增加派性，不搞支持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事。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文学研究工作搞上去，克服“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

第三，我们对所里的研究规划作了修改，在前言中着重强调了三条：1.建立中国的、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现在文艺上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需要澄清，文艺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被篡改和歪曲。因此，需要全面、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建立自己的体系。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3.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整理文学历史的遗产。不按这些任务和原则去安排和完成自己具体的研究工作，不管哪一派，不管谁，都不行……

（转引自何文轩《追忆荒煤到文学所的“施政演说”》2003）

这是荒煤重返文艺界的第一个演说。在脱离了工作岗位甚至脱离了社会生活十几年后，他的思想依然敏捷，语言依然犀利，风格依然鲜明。连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也毫不隐瞒地坦言组织上对自己的审查结论，包括已经推翻的和留着的尾巴。

这次会议成为文学所由乱到治的转折点。为了尽早结束混乱局面，他秉公办事，一一揭开那些乱麻般的纠葛，对实在无法弄清的派别纠纷，他在主持了一系列会议听取了针锋相对没完没了的争吵后，断然宣布：到此为止，“文化大革命”中的旧账不要再纠缠。并果断地把力量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迅速恢复了一个学术团体的正常运行。

半年以后，荒煤主持了由文学所主办的，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这不仅是新时期振兴文学学科发展的会议，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文学学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大专院校著名学者和专家三百余人。会议讨论了学术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汇集和制定了全国文学学科多年规划，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文学所十年科研规划。至此，文学所终于摆脱了十年“文革”的噩梦，走上了研究工作的正轨。50年代初，他的老朋友何其芳为建立文学所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而他却在几十年后为文学所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他在怀念老友的同时，感到了欣慰。

他的家也再次从外地搬回北京。他总算结束了初到文学所时住办公室、住招待所、住宾馆的流动日子，在木樨地的一幢住满了名人的大楼里安了家。张昕又回到了电影学院，除大女儿仍留在外地，两个小女儿也在北京学习工作了。十几年的折腾，使他积攒已久的书和字画所剩无几。他是一个爱书的人，多年来一直有着一些收藏。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汤晓丹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就又惊讶又有些羡慕地发现“在一间很大的会客室兼书房”里，“书架上放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书”。整风后离开北京时，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文革”中连自己的命都顾不上，更无暇顾及那些书的去处。现在，他只要一想起那些书就心痛，特别是他所珍爱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

荒煤到文学所时，正是文艺界行动起来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发起反攻的时候。因为有“两个凡是”的禁锢，人们只能煞费苦心地把17年文艺战线说成是“受到过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这等于说文艺界虽然没有黑线专政，但黑线还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家和作品只能仍然被笼罩在阴影之下。宣战的号角已经吹响，前进的步伐却异常艰难，好比“戴着枷锁跳舞”，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勇敢地向禁区推进。

或许在夏衍、周扬召回荒煤的时候，在张光年、李季、冯牧等在站前广场上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接回了一位战友，一位向“文艺黑线”发起进攻的尖兵。果然，他一上任就带领文学所投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斗争激流。

3月，北京几所高等院校缘于教学的目的，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问题举行了讨论，年轻有胆识的学者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议也请了一些左联老战士，但他们多数人还在等待结论，那场导致他们成为黑线人物的争论是不能说也不敢说的禁区。4月，戴着“对抗鲁迅”帽子的荒煤来到文学所，他收到徐懋庸夫人王韦写给他和沙汀的一封信，表示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7年为徐懋庸所做的结论不满，信中还详细披露了徐懋庸回忆当年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这封信引起了荒煤的重视，30年代问题是“四人帮”制造文艺黑线的第一大根据，是所谓黑线的源头，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两个口号争论”把一批左翼文艺家打成反对鲁迅的人物，以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真正要把黑线推倒，还必须从30年代开始。

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并决定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高校讨论会的文章，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写道：

……这些发言，已在各地传播，而且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不澄清，现代文学史无法写，课也无法讲。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应适当地展开讨论。

在周扬做了“同意发表”的批示后，《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发表了讨论会上的三篇文章。

5月，荒煤写了《关于两个口号争论问题》，这是他回到北京后撰写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动机很简单，是因为“偶然翻到国务院一办专案组给我平反的文件，在结论中还有这样一条：陈荒煤30年代写过《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宣扬‘国防文学’，与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抗”。“也想到参加两个口号争论的同志，除了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几个人外，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甚至把我们这些人都定为‘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贯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觉得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他的文章立刻得到沙汀的支持，并决定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身在四川的沙汀还提议，要马上请30年代一些活着的同志来写左翼文艺运动的“史话”，在给荒煤的信中他写道：

此事关系甚大，不止是个历史问题，且有很大现实意义。离京前，我已向你言之甚详，再不抓不行了……

……而两个口号的论争，我认为毛主席向徐（懋庸）的指示是正确的，是历史关头不可免的。……有些人专门夸大分歧、制造分歧，这部“史”则应针锋相对，突出团结战斗，把矛头指向反动派……

（荒煤《历史的遗憾 深深的怀念》199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所现代研究室组织编辑了《左联回忆录》和《“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

《左联回忆录》是请那些健在的左联老战士，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为了使工作顺利进行，荒煤亲自出面组稿、约稿，他在写给左联老战士林焕平的信里说：

……为了澄清“四人帮”歪曲、污蔑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我们准备与文学出版社（出版）现代文学史资料丛刊，《文学评论》也准备开辟一栏文学回忆录，你是“左联”成员，希望你考虑一下，把你参加“左联”的活动、情况，你所知道的一些活动情况写篇回忆录给我们发表。可否？务祈考虑后复我。“30年代人物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有些史料如再不搜集，以后也无法搜集了，所以必须抓紧才好”。

（林焕平《作家学者书信集》1989）

1978年，在初暖还寒的气候里，许多还无法说话的左联老战士接到了编辑组发来的沙汀和荒煤的联名约稿信，这封长信使他们感到惊喜和振奋。编辑组的同志带着沙汀和荒煤的信，不辞辛苦地奔赴全国各地，他们的拜访和请教更给老战士们送来了春天的气息。老战士们不再沉默，纷纷拿起搁置已久的笔，把那些早已封存于心底的经历写了下来，许多人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迎接自己的又一次新生的。很显然，无论是荒煤还是左联的战士们，他们写下这些材料，并非是对当年发生在左翼内部的那场争论念念不忘，更无意向同样饱受磨难的冯雪峰等人理论，而是为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着新的历史责任”。

《“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收集了当年论战两派发表的文章，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详尽的资料。为了避免陷入误解，荒煤在审稿时抽下了几篇文章，他在给周扬的信中说：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材料，已收集整理，准备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我最后查阅，有几篇文章，我觉得不编进为好。虽是事实、史料，但容易引起误会。特别是涉及鲁迅的，暂时还难以被人了解。

（转引自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2004）

从荒煤的另一个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抽出的文章是涉及对鲁迅评价和论争双方的，如鲁迅批评徐懋庸后曹聚仁给徐的信。之所以抽下来，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要制造混乱。

《左联回忆录》和《“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先后出版，不仅在拨乱反正的浪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后人研究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史料。此后，荒煤又带领文学所研究人员编辑组织了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大型史料丛书，在抢救资料和学科建设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荒煤《关于两个口号争论问题》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上。文章中谈到新发现的一个资料，当年延安讨论两个口号时，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请示过毛泽东，并在与洛浦交换过意见后做了结论：

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识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双方都无根本的冲突。

（《西北特区特写》1938）

荒煤举这个例子，目的是要进一步推倒强加于“国防文学”的各种罪名。这期间，他到昆明、湖南参加会议，发言中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一些人眼里，他这个还戴着“反鲁迅”帽子的黑线人物，胆子是太大了。湖南立刻有人向省委告状，说他到湖南来放毒，开黑会。这个讲话后来修改为《当前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这是他复出后第一篇系统地阐述自己文艺观点的文章，其中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1978年10月，《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家刊物在北京前门外远东饭店联合召开编委会，20多位老作家、文艺理论家聚集一堂，荒煤在讲话中再次大声疾呼，只有恢复左翼文艺运动的本来面目，才能彻底否定黑线存在论。

参加此次会议的刘锡诚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记述了荒煤的这次讲话。为了进一步证实新发现的材料，荒煤亲自找到吴亮平，证明了此事。荒煤还披露了徐懋庸在遗书中谈到向毛泽东汇报的内容，毛泽东的意思是：1.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山沟里也有论争，我们山沟里的论争传不出去罢了；2.两个口号都成立；3.有争论不要害怕，真理愈辩愈明；4.既然你认识到鲁迅的处境是困难的，因此，你们对鲁迅不尊重。毛泽东当时让徐把谈话内容向陈云、李富春汇报。同样为了证实徐懋庸遗书提到的事实，荒煤说已经向陈云同志请示，陈云批示：徐讲的大体如此。

事情到此为止，结论已经很明确。荒煤在讲话中大声疾呼要还历史本来面目：“现在是什么现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一个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不去研究当时的历史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指出缺点，就说是翻案！‘四人帮’定的案，为什么不能翻？现在专政的帽子摘了，就已经是宽大了。不承认执行黑线就不行！”

他在文章和讲话中一再倡导重新评论30年代功过，为彻底否定文艺黑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这一时期，许多左联老同志的文章并没有牵扯到个人的恩恩怨怨，但任何事情都有它复杂的过程，不久之后就引发了一场对“两个口号”评价的大论战。这正像他在讲话中所说的：“要对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发言，不免要碰着一些人，要联系实际，也不能不碰到一些人和事”。

在远东饭店会议上，荒煤还触动了另一个禁区。

周扬要我搞部近代（当代）文学史。哪怕简单点，就写“30年”（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笔者）。文学所很难写，我没有材料。“广州黑会”，“新侨黑会”，我都没有材料。总理在“17年”讲了很多话，据说材料在文化部。我们给（中宣部）文艺局打报告，要看看，他们说你们搞公开的，我们编内部的。为什么要保密，除了有鬼外，能说什么？……文化部大门一关，毫无办法，进不去，是个禁区。

（转引自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2004）

他把矛头指向了“17年”。几个月后的规划会上，他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两个批示”产生的复杂历史过程，从1961年新侨会议；到康生、江青一方面自己大看鬼戏，另一方面又利用鬼戏制造冤案；到柯庆施的“大写，13年”；到1964年的那场整风运动……历史的风云在与会者面前展现，也在他的胸中翻卷。一些人所以认为“文艺黑线”是存在的，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而他的论点是“‘两个批示’不是毛主席亲自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之后，对文艺界所作的评价，而是根据他身边的个别人反映的情况作出的”。他的发言旗帜鲜明，语锋犀利，被人称作是起到了“突破坚冰、开启航道”的作用。

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到如何写作文学史，到要求开放历史档案，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步子实在是走得太快了些。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胡耀邦，提议发表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后经胡耀邦批准，《文艺报》于1979年第2期终于公开发表了这一当时被“四人帮”竭力封锁的重要讲话。

有研究者认为，1978年远东饭店的这次会议“公开提出了对‘文艺黑线’论的否定和批判，使文艺界从‘戴着枷锁跳舞’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2004）。而荒煤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锋芒所指都是禁区。

1979年1月，文联迎新茶话会上，刚就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与文艺界人士见面。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黄镇终于向与会的文艺界人士宣布：“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中央对文艺界存在“黑线”的否定，更加激起了荒煤的信心。

（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科研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