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度变迁
1.制度变迁的内涵
在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不断的变革与发展，制度也会不断发生改变。高效的制度不断取代低效的制度，诱发了制度变迁。总的来说，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22]。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低效制度被高效制度所替代的过程。戴维斯和诺思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制度变迁，是因为新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收益可能会大于其产生的成本。拉坦认为，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出现制度变迁。它是非连续的、自发的、向更为有效的制度进行演化的一个动态均衡转换的过程。[23]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主要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个部分。布罗姆利认为，当人们预期新的制度安排为其带来可观的利益时，就会对现存的制度安排进行改变，提出新的行为准则，即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稳定性、环境变动的未知性及追求利益最大化三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原本合理的制度开始变得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选择通过创造新的合理的制度来替代不合理的制度。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在外在环境改变的条件下重新求解新的合理的制度的过程。[24]
2.制度变迁的动因[25]
新制度经济学家借鉴了古典经济学“需求—供给”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舒尔茨首次将供求分析方法应用到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并提出了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制度的供求分析、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等概念。[26]戴维斯和诺思以制度的供求、均衡及非均衡为基础对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是人们对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27]拉坦论证了制度变迁、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间复杂的关系，并对影响制度变迁供给与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菲尼指出了以往的研究中过于侧重制度需求而忽视制度供给，其以戴维斯与诺思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了以制度供求关系为核心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28]林毅夫将经典的“需求—供给”理论框架运用于对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等的分析中。[29]综上所述，在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因时，制度变迁的供给以及需求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制度变迁供给。制度变迁的供给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戴维斯和诺思认为当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时，原有的制度安排会被创新。[30]由此可知，制度变迁的供给是指在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制度变迁的收益时，新制度的供给主体设计与推动的制度变迁活动。[31]其中，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团体以及政府。在众多主体中，政府具有重要地位，是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制度变迁的供给往往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规范性行为准则被新制度经济学家视为外生变量，对制度变迁供给产生重要影响。宪法秩序，一方面指明社会经济制度创新的形式，在特定条件下有助于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另一方面对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以及进入政治体系所需的成本也产生直接影响。规范性行为准则由于受到一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制度变迁的供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规范性行为准则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与一国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相适应，否则将会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二，制度设计的成本与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包括制度设计成本、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等，对制度变迁供给产生直接影响。制度设计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新制度安排中的要素价格（如人力资源或其他资源），如果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则制度设计成本较少，反之，制度设计成本较高，从而对制度变迁的供给产生影响。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的高低之所以会对制度变迁的供给产生影响，原因在于较高的预期成本会阻碍新的制度安排。
第三，科学知识进步与制度选择集合的变革。科学知识进步使制度变迁的成本降低，制度创新的绩效提升，从而有效促进制度变迁的供给。制度选择集合的变革同样可以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原因在于科学知识进步、与其他经济接触以及政府政策的改变都能够扩大制度选择集合，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第四，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在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制度变迁的供给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决策者净利益的直接影响。诺思认为，一个国家提供新制度安排的意愿决定了制度变迁的供给，处于一国支配地位的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决定了制度变迁供给的内容与速度。
（2）制度变迁需求。制度变迁的需求是指人们用效益较高的新制度替代效益较低的旧制度的过程。人们之所以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原因在于原有的制度安排使其难以获得潜在利益。诺思认为，由于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失败以及克服对风险厌恶等原因导致现有的制度安排难以获得外部利润，因此，人们就需要新的制度。[32]制度变迁的需求通常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产品、要素的相对价格。产品、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安排相对稳定的成本与收益状态，可能导致产品或要素的所有者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获得的利益大于支付的成本时，对新制度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产生影响。
第二，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作为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制度，为经济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制度变迁最终往往都会演变成宪法秩序的变化。而宪法秩序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政权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会影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从而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从多方面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产生影响。一是技术进步为新制度安排所需的潜在外部利益提供保障；二是技术进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三是技术进步使各经济部门之间原有的收入分配形式发生变化。
第四，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变化可以使某些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发生改变，同样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产生影响。尤其是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对制度创新的阻碍，实现了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减少了制度运作的成本，从而增加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3）制度均衡与非均衡。
第一，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变迁需求与制度变迁供给因素一定的条件下，制度变迁供给与制度变迁需求相适应。制度均衡意味着人们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经达到理想状态，无须进行改变，因为改变任何现有制度安排所花费的成本都大于其收益。
第二，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均衡相比，制度非均衡是指制度变迁供给与制度变迁需求不一致，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要进行改变的状态。制度非均衡意味着人们为了追求新的盈利而产生了潜在的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这种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超过了制度变迁的供给，出现不均衡。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均衡并不常见，原因在于影响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与之相反，制度非均衡是常态，原因在于各种潜在利益层出不穷，促使人们不断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由此可见，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由非均衡转向均衡的过程。
3.制度变迁的方式
根据制度变迁不同的方式，可将其分为突进式制度变迁与渐进式制度变迁、被动式制度变迁与主动式制度变迁、整体制度变迁与单项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四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在响应获利机会时，由行为主体自发进行倡导、组织并且实行的，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变更或替代，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盈利性。推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有关群体认为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会小于预期收益，有利可图。
第二，自发性。由于外在利润的存在，有关群体在出现制度不均衡的情况时，会形成自发性的反应，引发诱致性制度变迁。
第三，渐进性。出现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从下至上、从局部到整体逐渐实现的。制度替代、转换以及扩散的过程均需要时间。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通过引入政府命令以及相关法律所实现的制度变迁，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核心力量，由其主动承担制度设计与安排的任务。
第二，程序是自上而下的。作为制度变迁主体，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基本程序是在制定制度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承担深入推行制度的责任，直至制度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为止。
第三，具有激进性质。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制度一出台就一步到位，而不是渐进性的。因此，激进性非常明显。
第四，具有存量革命性质。强制性制度安排直接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改革，变迁力度较大，直接触动核心制度。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先从核心制度的外围开始，逐步深入。[33]
4.制度创新
“创新”这一概念是由熊彼特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全新的关于生产条件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以及组织创新等方面。戴维斯和诺思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通过制度变革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制度创新模型。其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创新也有不同的论述，总体来看，制度创新是对“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34]在社会发展中，制度通过创新来开拓其绩效范围。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制度主体对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当现有的制度安排出现预期成本小于预期净收益时，该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增加产出。制度创新能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定新规则使资源由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产出增加。
（2）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创新能够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将个人以及社会目标紧密结合，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3）降低交易费用。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费用由于不直接用于生产过程，因此可以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效率。当一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会使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导致人们失去寻求有效率产出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加快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