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对外贸易制度创新路径及对策的研究
对于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涉及制度变迁方式、变迁动力及具体的对策。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制度创新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刘庆林剖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他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阶段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阶段。每个阶段的制度变迁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制度创新。整个制度创新过程是不断尊重市场，由浅入深的渐进式过程，属于渐进式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制度变迁收益诱致。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制度创新外部重要的推动力量，将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72]倪晓菁和唐海燕论证了制度创新和中国对外贸易间的联系，认为制度创新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73]黄志峰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框架约束下展开的，因此应执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制度定位趋向于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于弹性化、柔性化。[74]沈四宝对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进行了梳理，建议中国应当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包括加快外资立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涉外金融法等。[75]柳思维认为，制度创新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成绩，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贸易强国。因此，需要加快制度创新，采取渐进式诱致性的变迁方式为中国向世界贸易强国转变扫清障碍。[76]池建宇认为，中国应重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社会信用水平，以此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77]
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具体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途径，其中有学者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倪斐对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的立法理念进行了比较研究，剖析了制度的本质。[78]马虎兆和马辉总结了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和新加坡在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制度建设上的做法和经验，认为在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家提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是基础，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是前提，严格的执法体系是保证，部门、企业、民间机构通力协作是其运行的保证，在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注意本国的经济利益是标准。[79]李本美指出，自2002年中国建立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以来，经过了多次的修正及完善，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但是，当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立法层次不高、实体规则及程序规则不足，需要高立法层次，扩大调整范围；准确界定概念，扩大申请者范围；完善调查程序规则；设置救济程序；等等。[80]史晓丽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对外贸易壁垒的调查机制，但对其利用不够充分。她在对中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立法及其实体规则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完善中国立法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充分援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机制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81]任东方指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适用不足等问题。因此，中国需要加快立法进程，提高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性，完善资金补充机制和预算管理机制，采取灵活承保方式。[82]綦小菁和付远欣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深化的背景，分析了违约救济条款的内涵，比较了国内外违约救济方式，并进行了效率分析，最后提出了旨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国对国际贸易中违约救济条款应用的对策。[83]徐元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当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必须制定并实施高效的对外贸易知识产权战略。[84]袁仁辉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意识、法律运行和法学研究的发展与演进，认为中国对外开放过度与不足并存，需要提升相关法律意识水平及运行质量，加强相关学术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于法律问题保留必要政治判断的权力；加强法律战略策略研究与实践，积极构筑中国主导的贸易机制。[85]孙益武研究了美国对外贸易区知识产权执法制度，认为其经验对中国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86]
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刘社建认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制度创新包括建立负面清单，加快实现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积极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服务业，加大金融市场开发力度。[87]曹广伟和宋利朝认为，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制度革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政策法规、投资管理模式、监管服务模式以及金融管理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制度创新。[88]姚东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对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制度创新需要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方向，增进制度效率。[89]汪若尘和陆煊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他们剖析了上海自由贸易区制度的现状，并将国际高标准制度进行对比及借鉴，认为国际自贸园区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法理依据、成熟经验都值得上海自贸试验区借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海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的原则与主要路径。[90]沈开艳和徐琳认为，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对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及经济结构重构所产生的挑战所做出的有力回应。自由贸易区已经初步设立，运行状况总体良好，制度创新成效突出，负面清单工作不断深化，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贸易管理制度不断创新，金融制度创新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自由贸易区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且较缺乏相关国际经验借鉴，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不健全，负面清单制度缺乏配套政策措施，面临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的矛盾。[91]
综上所述，目前在对外贸易制度创新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综观已有研究，一方面，制度创新理论已经认识到制度以及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于制度外生的错误前提，并深入探讨了制度创新的过程、动力、作用等问题，开启了经济学研究新大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创新被引入对外贸易领域后，大大扩展了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及新贸易理论的缺陷。学者们对制度创新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研究十分丰富，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了制度创新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性。国外学者在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而国内学者对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研究时间不长，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思路值得本文借鉴。
中国对外贸易当前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之中，对外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规则的制约，对内面临着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期，可以说遇到了巨大的发展挑战，因此基于过去条件下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今天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盲目跟从。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必须要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大制度创新供给，设计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一些已有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如过度迷信制度作用的“制度决定论”，所以在应用时需要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现实。而且，学者们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研究不全面，理论性或实践性不足，系统化、规范化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于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和对策研究得不够深入，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研究框架，这些也是本书所要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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