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政府关于对外贸易制定的各种政策属于重要的正式制度安排。研究一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促进其优化调整，实际上也是对制度进行创新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学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进行研究。基于不同的时期及视角，得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既有历史研究，也有现状剖析；既有静态分析，也有动态分析；既有横向对比，也有纵向对比。
第一，对外贸易政策回顾。部分学者对过去特定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当时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特点及作用，以此来证明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研究。来新夏和李喜所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梳理，指出其发展经历了“禁海闭关到开禁，由多口贸易到严加限制的广州一口贸易的变化”。[38]也有些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研究。陈晋文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在特殊时期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组建了对外贸易统制机构，利用法律及行政手段对外贸产品进行严格控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9]岳谦厚和韩晋成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政策，认为其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40]
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变迁进行研究。周艳娜研究了1956—1966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在中国经济建设初期，对外贸易政策是健康有序的，但到“大跃进”时期，出口贸易政策就出现了盲目调整的问题，随后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出现了恶化现象。十年的对外贸易政策实践告诉人们，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脱离国民经济发展实际，同时对外贸易要采取多边贸易，不能“一边倒”。[41]杜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梳理，指出前30年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封闭的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逐步实施开放式保护、自由化倾向保护及一般自由贸易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了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对策。[42]谭祖谊用中国30年对外开放实践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推动作用。[43]
第二，国外对外贸易政策启示的研究。学者们对外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是总结其经验，从中得出对中国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张杰军从贸易制度创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由自由主义的公平贸易转向单边进攻性管理贸易的制度创新过程，促进了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引致国际经贸领域利益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再分配，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其制度创新经验值得借鉴。[44]原玲玲对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认为，中国应当充分掌握WTO规则，促进科技发展，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在致力于多边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参与网络贸易，促进贸易手段的多样化。[45]张庆萍对自198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所实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全面评价了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其对外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使其科技实力增强，拥有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使贸易保护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密切配合，强调有条件的自由贸易，鼓励对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在对外经济中的指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对外贸易政策具体化。[46]戴军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利益，奉行实用性、灵活性的原则，是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47]王丽娜则对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美国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使其呈现出重视环境与劳工标准、促进就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特点。对此，中国应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协商，主动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促进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48]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日本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李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指出了日本对外贸易政策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贸易政策有密切关系，日本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导向与具体措施取得了预期效果，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政府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未来的贸易政策走向不确定。[49]王杰研究了日美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认为日美根据内外部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灵活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坚持以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取向，使管理贸易得以发展。因此，中国应强化与国际管理贸易多边协调机制的融合，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法规建设，增强管理贸易实施的力度。[50]李建民剖析了2007年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运行情况、对外贸易政策、中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以及2008年的对外贸易走势。[51]刘军梅对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对应配套政策进行了梳理并认为，俄罗斯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休克疗法”，再到“能源大棒”的演变过程，并客观评价了其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程。[52]
部分学者还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经验和启示进行了梳理。由于历史、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相似，经常会拿印度与中国来进行对比。李好对印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对外贸易政策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应朝着渐进、有限的自由化方向发展，应将适度保护的外贸政策改革与WTO相关规则有机结合，推动商品贸易、解决就业的关键是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这些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具有借鉴意义。[53]关春华剖析了印度独立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印度对外贸易政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就业效应。[54]卢欣梳理了印度对外贸易制度演进的过程，指出其经历了由半管制、半封闭的内向型“进口替代”，到市场化、开放型“贸易自由化”的转变。究其原因，经济发展的矛盾是内因，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外资推动力。其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呈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55]
此外，阿不都斯力木·阿不力克木详细分析了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贸易现状及贸易政策，并给出了若干对中国的启示。[56]陆志强总结了捷克在经历剧变之后的十多年里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过程。剧变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捷克大大扩展了对外贸易关系，加入欧盟之后，面临着对外贸易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挑战。[57]
第三，对外贸易政策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有的政策是什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研究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实际，提出的对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些学者将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谷克鉴从技术、体制、要素密集性等层面揭示了中国外贸发展对竞争政策选择的影响机理，通过引入“大国模型”，分析了其对贸易品部门行为模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竞争政策应着重通过对涵养竞争优势进行培育，来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通过竞争政策对企业的部门或者是产品层次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技术政策加以规范，以这种方式实现中国贸易品部门在世界市场结构中所处的均衡位置。[58]王海燕、滕建州和颜蒙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要与产业政策相协调，当前双方之间的协调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及某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进出口格局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为对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59]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摆脱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关嘉麟对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对外贸易政策取向测度指标，动态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取向，并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成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完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建议。[60]刘国晖和张如庆对困境倒逼环境下中国如何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对外贸易方式对加工贸易的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竞争日趋加剧。造成困境的原因是内源性及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对丰富而资本技术要素相对稀缺，导致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困境。因此，需要建设以促进城镇就业为核心的地方政绩考评机制；合理控制劳动工资增长，渐进培育内需扩张潜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中西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转变。[61]李慢认为，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加以完善。[62]戴明辉从贸易生态化的角度，构建了贸易生态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变迁进行深度剖析，认为中国在1987—2012年的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但近年来有所降低，可以采取增加一般贸易比重、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措施。[63]马涛认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逆差，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中国正在努力建设绿色贸易政策体系，但是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国际上遇到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对此，中国需要避免陷入“环境比较优势”的陷阱与高耗能产业转移产生的“锁定”效应，应充分利用好WTO的相关规则，建立绿色贸易壁垒体系，使对外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保持良性关系。[64]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要形成要素禀赋优势、减少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充分遵守WTO有关规则。尹翔硕分析了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以及对外贸易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为了适应对外贸易格局变化，对外贸易政策取向也应改变。[65]崔日明和张志明认为，虽然中国凭借要素禀赋的传统优势成为贸易大国，但尚未成为贸易强国，需要构建以提升全面要素质量为核心的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扩大了经济发展的规模，产业结构实现了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具备全要素优势，构成了中国构建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的现实优势。全要素质量提升的新型竞争优势、产品生产创新升级的新型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型竞争优势以及对外贸易政策优化和协调的新型竞争优势，是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需要提高资产利用质量、能源利用质量、土地利用质量与人力资本质量，加强产品技术、质量、品牌创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66]马健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市场日益多元化，但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偏弱，出口产品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需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进出口的带动作用，妥善处理外贸过程中的贸易摩擦。[67]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部分学者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进行了研究。牛君在阐述“特保”与“双反”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必须及时、有效地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实现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应实施战略性的自主创新政策，实施贸易反制的策略，有效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从大局出发，切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推进产业升级。[68]李宪铎、马月和戴伦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通过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剖析了对外贸易发展的路径。通过对京津冀三省市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对比，结合金融危机对三省市对外贸易的影响，提出要想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要实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增加，在市场竞争中引入高水平的国际高新技术产品，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69]
经济发展需要实现新常态，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及现代信息技术，对外贸易政策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趋势，一些学者围绕新常态及“互联网+”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吴煜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分析了“互联网+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贸易流程不符合碎片化特点，出口产品同质化，缺乏特色，跨境物流发展滞后。[70]张彩兰在新常态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论证了新常态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