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崩溃论”

正如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世人瞩目一样，质疑这个奇迹的论调也曾经喧嚣一时，并在唱衰中国的预言一次次破产之后，又不时卷土重来。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称作“沮丧的科学”，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常常扮演关于经济前景的乌鸦嘴，喜欢揭示出一种普通人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经济未来。作为这门学科的从业者，经济学家中有乐于报喜的，也有不惧众怒而频频报忧的，各有各的用途。

保罗·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一些媒体大肆渲染，宣称是他成功地预测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但是，克鲁格曼的确以其对所谓“亚洲奇迹”的质疑，以及对东亚经济模式的批评著称。如果我们从“物必自腐然后虫生”的逻辑看问题，也不妨认为，他确实洞见到了东亚模式中固有的弊端及其潜在的经济风险。因此，他的观点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却并不妨碍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例如，在经历了克鲁格曼等人对新加坡增长奇迹的质疑和批评，以及经济学家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大争论之后，新加坡政府尽管并不认可经济学家对其增长模式的批评，但终究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把这个复杂而且拗口的生产率指标设为国家目标，提出每年提高2%的要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最终没有让那些经济学家的预言成为现实。

克鲁格曼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扬坚持扮演诅咒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角色。继把亚洲四小虎称为“纸老虎”预言其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之后，进而否认中国经济有生产率的实质进步，并预言中国经济终究要撞墙^[3]。这些学者在预言一次次被证明错误之后，仍然坚持并反复做同样的预测，有点像谎报“狼来了”的放羊男孩，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

尤其使人无从做出反应的是，还有一类预言丝毫不带有建设性，干脆就是为批评而批评。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就自始至终有一个这样的“中国崩溃论”学派，其中最不负盛名的学者当属章家敦（Gordon Chang）。在章家敦出版其英文版畅销书《中国即将崩溃》的2001年^[4]，发生了两桩将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一个是好消息——中国被接受为WTO成员国，另一个是坏消息——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被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这两个事件都被章家敦兼收并蓄，作为唱衰中国经济的证据素材。

他的逻辑大体上是这样的。中国经济虽然一度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弊端，如官员的腐败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隐患。一旦加入WTO等因素使竞争在更大范围成为不可避免的，又由于“9·11”事件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处于低谷，外需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中国的增长就不再是可持续的，因此，崩溃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部书中的惊世骇俗预言，在其出版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被证明无一应验。而且，由于作者表现出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感情色彩，许多数据的出处颇为可疑，在严肃的学者中间，为之叫好者寥寥。我们在本书的以后章节中将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事实对章家敦如此不讲情面。有趣的是，作为辞了铁饭碗做自由撰稿人的该书作者来说，承认自己预言失算的代价是高昂的。因此，人们将看到章家敦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声音，继续充当唱衰中国经济的角色，惨淡经营自己作为领军人物的“中国崩溃论”。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不同阶段，分别产生这样或那样需要克服的困难。例如，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中国在借助人口红利实现3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的人口转变新阶段，进而迎来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必然面临崭新的挑战，需要加快把经济增长源泉从以往依靠要素投入的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模式。

面对这些挑战，严肃的学者揭示问题所在，结合古今中外经验和教训，向社会公众作出警示，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政策建议，无疑是必要且应该受到欢迎的。章家敦先生与时俱进，从人口趋势看到了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些挑战，无疑是有意义的，虽然他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但是，对于他断言中国将取代美国的密歇根，成为新的“锈带”的代表，笔者真的很担心他又要犯一次“狼来了”式的错误。

笔者的建议是，若要就人口问题发言，特别是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说三道四，至少需要懂得人口转变理论和人口红利经验。所以，我们将在下节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至于“锈带”这个说法，通常指美国东北部早期的制造业中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式微。这种现象反映了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性和影响，背后也有很多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需要深入研究，远不是一两篇专栏文章可以讲得清楚的。我们也将在随后的章节，给出较之章家敦先生更为严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