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速增长的源泉

如果从人口转变的特点看，1978—2010年这一时期，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变相重合的时期。我们把这个时期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收获期。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我们可以从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看人口转变创造的有利人口结构，如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被兑现为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即固定资产形成与GDP的比率就非常高，改革时期继续提高，在21世纪的前10年达到空前的水平。1995—2010年期间，该比率的名义值从32.9%提高到69.3%，提高了1倍多。而如果分别对GDP总量和固定资产形成额按照价格指数进行修正的话，由于GDP的缩减指数大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则该比率的提高幅度会更大，绝对水平也更高。

此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资本投入的报酬递减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在资本报酬递减律之上，前提是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个假设无疑对于理解西方发达经济体是必要的，但是，却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所以，很长时间之内，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特征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都是很高的。因此，在分解经济增长源泉时，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两个因素，都表现为资本投入的贡献率。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的人口结构保证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和工资成本低，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较高。

例如，200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印度高33%。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7%。因此，劳动力的丰富与素质双重优势，使中国得以长期享受单位劳动成本优势^[5]。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第三，因农村在人口转变上滞后于城市，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改革时期他们大规模转移出来，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这一结论对全要素生产率也适用）。在1978—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GDP）实际提高了16.7倍，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合计贡献率为56%。劳动力转移导致的配置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44%^[6]。

第四，因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贡献，并非可以全部为上述几种变量所囊括殆尽。统计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或者与人口红利有关因素的残差。在既往的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做的人口红利计量分析，大都选取人口抚养比，即纯粹消费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生产型人口（15—64岁）的相对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以人口抚养比做变量，估计了在1970—1995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3。此外，他还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大陆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全部可以由较低的抚养比来解释^[7]。

图2—2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资料来源：蔡昉《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重新配置》，《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0期。

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我们尝试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更加全面的分解，以便观察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对于这些理论上可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因素，我们选择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解为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及残差。图2—2显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分解结果，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各种源泉，在改革开放期间对中国经济奇迹——GDP的高速增长，所作出的相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