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理论综述
（一）现有文献对阿根廷发展悖论的解释及其缺陷
1.结构主义和政策失误论的解释
关于阿根廷的发展问题，结构主义学者通常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归咎于依附性的外部因素及相关政策选择。美国学者威尔（Felix J.Weil，1944）在《阿根廷之谜》一书中强调，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错失了三次发展机会：19世纪末阿根廷过度依赖肉类和谷物出口，没有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一战”期间，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弊端就已暴露出来，但政府未及时调整发展模式，没有采取政策保护幼稚工业发展，反而执意发展出口部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没有直面困难的政治勇气，反而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对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渡过难关。迪亚兹（Carlos F.Diaz Alejandro，1970）认为，阿根廷1930年之前的经济模式非常成功，并未错失工业发展机遇。1930年后遇到发展困难，是由于“大萧条”后出口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佛多尔等（Jorge Fodor and C.A.MacDonald，1990）认为，是外部障碍制约了阿根廷“二战”后的经济政策选择并造成了其发展困境。博金（Miron Burgin，1941）认为，阿根廷众议院否决了旨在解决阿根廷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并使其尽快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的“皮内多计划”，这是阿根廷错失实现经济现代化“黄金机会”的罪魁祸首。
政策失误论者多从不当政策导致资本积累困难以及要素价格和配置扭曲的角度解释阿根廷的发展问题。美国学者泰勒（Alan M.Taylor，1994）提出，阿根廷近代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1913年以后阿根廷资本积累条件的持续恶化。魏斯曼（Carlos H.Waisman，1987）强调，20世纪40年代后阿根廷发展出现了“逆转”，主要原因是政府执行了错误政策，特别是“以农补工”和内向型工业化政策以及职团主义的劳工政策失当，是造成该国衰落的主因。孔德（Roberto Cortés Conde，1980）认为，阿根廷1930年之前的工业化就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市场的局限性和汇率贬值消解了阿根廷的成本优势。索尔伯格（Carl E.Solberg，1987）认为，农牧业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出台的政策不可能使佃农成为土地所有者，这使得阿根廷铁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农牧业技术水平和市场体系迟迟得不到提高，最终造成阿根廷的发展滞后。林毅夫在《经济发展与转型：战略、思潮与自生能力》（1994年）一书中提出，政府发展战略是解释为什么阿根廷等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发展缓慢而资源贫乏的东亚实现了快速发展的关键。政府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应立足于升级禀赋结构，而不是罔顾禀赋结构直接寻求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在竞争性市场中，禀赋结构升级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动，会促使企业出于逐利动机和应对竞争的考虑，自发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政府只需建立并维护竞争性市场制度，并确保要素价格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禀赋丰裕程度变化即可。同时，政府还应做好技术和产业有关的信息服务，对可能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并加强金融、法律和社会等相关制度建设，为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国内学者中，沈安（2007年）认为，阿根廷19世纪60年代开启现代化进程，并依据比较优势选择了出口型农牧业经济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了当时阿根廷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使阿根廷获得了宝贵的外汇，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资金条件。但富裕不等于发达，阿根廷发挥比较优势抓住了赚钱的机会，却失去了工业化的机遇，成为拉美地区生产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较为落后的国家。陈舜英（1982年）肯定了庇隆政府经济政策成就，但也指出其政策两大失误之处，一是片面强调工业发展，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基础作用，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二是不顾阿根廷的发展实际盲目套用国外经济理论，借助“政府干预之手”，追求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通胀达到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等目标，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2.对民众主义及其“福利赶超”政策的批判
随着学界对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和对拉美民众主义（民粹主义）的批判，“福利赶超”被普遍认为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陷入“增长陷阱”乃至危机的罪魁祸首。萨克斯（Jeffrey D.Sachs，1989）认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政府制定和出台政策时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不得不保持社会支出份额，并将改善贫困群体福利水平作为施政重点之一，但这会造成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的经济后果，最终反而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特别是民众主义为了达到“福利赶超”的目的，往往采取过度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造成恶性通胀和财政不可持续。国内学者中，樊纲等（2008年）认为，拉美国家普遍奉行民众（民粹）主义政策，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政策，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补贴和就业保障制度，实现低收入群体收入“跨越式”增长，以此来缩小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但正是这种不顾实际的“福利赶超”，给拉美国家带来恶性通胀、财政收支失衡、债务和金融危机、经济停滞等一系列恶果，最终使经济落入“陷阱”之中。
学界一般认为，阿根廷的“福利赶超”举措始于庇隆政府，庇隆主义也被视为拉美民众主义的典型和代表。学界从“福利赶超”的角度分析“阿根廷之谜”多集中于将阿根廷由盛转衰归罪于庇隆主义政权的政策失误。美国学者坦奇（Vito Tanzi，2007）提出，正是庇隆政府创造的“永久性财政问题”使阿根廷经历了一个从富裕国家变成贫穷国家的历程。庇隆政府1946—1955年间执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是通过剥削农牧业出口建立起来的，政府将GDP的约3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不仅造成阿根廷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还使其陷入永久性的“财政恶性循环”中。美国学者刘易斯（Paul H.Lewis，1990）认为，阿根廷20世纪的国家发展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庇隆经济政策的失当，特别是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将劳工再分配的诉求置于农牧业和工业发展需要之上，一开始就遭到工业家、商人和农场主的反对和抵制，最终导致其疏远政府并撤回投资。而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一经破坏就很难得到恢复，这正是阿根廷危机的根源。迪亚兹（Carlos F.Diaz Alejandro，1970）认为，庇隆政府对外国投资百般限制，对发展贸易和提振出口并不关心，为满足其民众主义分配方式更是不惜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政策失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短缺，引发了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增长丧失了持续的动力。波尔坦蒂埃罗（J.C.Portantiero，1977）认为，1955年9月庇隆进行的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试验遭遇首次失败，这标志着阿根廷于20世纪30年代开启、40年代巩固的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庇隆将广泛的收入分配模式引入经济发展中，终结了阿根廷的资本积累周期。
国内学者中，陆万军等（2014年）在对比了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东亚部分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后提出，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拉美国家难以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为回应民众诉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高福利这条“捷径”，通过高税收和强管制等方式干预经济并直接进行收入分配调节，但这种逆市场方向而动的政策会影响经济和制度的转型，从长期看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分配问题，还会付出经济效率损失的高昂代价。樊纲等（2008年）将庇隆主义作为拉美民众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对于阿根廷危机和拉美国家20世纪遭遇的“失去的十年”，国内基本以总结新自由主义的教训为主。但事实上，对拉美影响更为深远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却是民众主义及其“福利赶超”政策。福利赶超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绩效，其教训主要体现在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忽视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和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三方面。
（二）阿根廷发展进程中“钟摆现象”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状况
1983年，阿根廷经济学家马塞洛·迪亚蒙德（Marcelo Diamand[5]）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拉美政治经济变革举措”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阿根廷钟摆何时方休？”的报告，首次提出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钟摆现象（péndulo argentino）”。所谓“钟摆现象”，是指阿根廷的发展策略特别是经济政策总是在民众主义（或扩张主义）和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模式间剧烈摇摆。其中，民众主义模式反映了民众在经济领域的诉求，它崇尚凯恩斯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追求更好的收入分配和完全就业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通常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名义工资、实施价格管控实现，同时还会借助汇率和公共服务价格等政策工具确保生活成本基本稳定；第二个目标通常以保持内需旺盛来实现。自由主义模式反映了农牧业、金融业、传统产品出口业以及部分民族资本家的诉求，它强调经济秩序、财政纪律、效率、预算平衡、信心、吸引外资和民众的必要牺牲。迪亚蒙德的这一研究发现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学者通过这一“钟摆现象”来描述阿根廷发展进程的特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96）即认为，阿根廷乃至拉美多数国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有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主导间走极端的现象，即“钟摆现象”。由于钟摆是机械的，这一概念没有考虑到反馈机制和共识形成机制对“钟摆”摆动幅度可能产生的减缓作用，但从历史上看，在拉美国家中这种减缓作用的确十分微弱。
关于“钟摆现象”的产生，迪亚蒙德认为，民众主义模式重分配而轻投资、轻出口，其高收入、高福利政策不过是“寅吃卯粮”，外汇储备耗尽之时就是该模式终结之时；而自由主义模式在外汇枯竭和国家濒临破产之时“临危受命”得以确立，其对内实施紧缩政策、对外加大引资力度和初级产品出口等举措虽然能够在短期恢复外汇储备，但中长期却会导致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持续恶化，经济会因需求不振而陷入衰退泥潭。这两种模式的内在缺陷是产生“钟摆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外债的持续增加、“以农补工”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牧业和工业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这使得“钟摆现象”不是静态往复，而是一种动态的恶性循环。迪亚蒙德将“钟摆现象”定义为阿根廷长期性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像民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政府缺乏足够权威“真正”落实其改革举措，而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发现或并不重视阿根廷经济中的生产结构失衡问题，即农牧业生产率远高于工业生产率。民众主义通过高汇率保障工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做法，抑制了农牧业发展和出口，最终导致工业化资金来源日益枯竭；自由主义通过货币大幅贬值推动农牧业出口，造成了去工业化和过高的社会成本。
迪亚蒙德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阿根廷学者米诺和达维拉（Miño and Dávila，2011）认为，造成“钟摆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阿根廷发展中的“三元悖论”，即无法通过工业化同时实现完全就业、较高的实际工资和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三大目标。保守主义解决“三元悖论”的方法是依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依照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但其主导的货币局制度在稳定价格的同时，付出了牺牲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外部失衡的代价，最终导致价格失控和经济衰退。民众主义解决“三元悖论”的思路表现为两个机制，一个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节省进口制成品所需的外汇，但这只是延缓了发展的外部制约并付出了生产结构失衡的代价；另一个是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弥补本国储蓄不足，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持，但这种做法混淆了资本积累不足和外汇短缺这两个概念，由于工业生产的内向性，扩大投资并不能提高出口能力，反而会扩大潜在的贸易赤字和金融负担，最终导致经济停滞。阿根廷学者纳洛多夫斯基（Patricio Narodowski，2011）认为，造成“钟摆现象”的原因最初是生产率较高的农牧业部门与生产率较低的工业部门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新形势下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的弹性不足，即存在外围的福特主义和初级泰勒主义，实施以个性化需求大规模定制、水平组织形式、弹性生产和竞合市场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模式是摆脱钟摆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阿根廷学者古里亚（Eduardo Luis Curia，2011）认为，阿根廷“钟摆”的两端可以定义为工业化模式和金融模式，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实际汇率水平。阿根廷无法摆脱“钟摆”桎梏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外汇不足的外部制约以及社会融合和就业不足的社会制约。美国学者恩布什和塞巴斯蒂安（DornBusch and Sebastian，1991）提出了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即宏观政策初见成效→经济增长遭遇“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民粹主义政府破产。这一框架描述了民众主义模式不可持续的发展历程，与“钟摆现象”框架中民众主义一端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内学者通过“钟摆现象”分析阿根廷发展进程的文献较少，但在对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危机的根源探讨和反思中，多数学者将政局动荡和经济政策不稳定作为解释危机乃至“阿根廷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江春（2013年）对阿根廷和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径和绩效进行比较后，从制度角度提出，阿根廷经济制度的内部多数时候充满张力，难以配合衔接，频繁更迭，对抗性政治体制在此留下深深烙印，其对抗性特质也得到强化。而智利经济制度由纵向渗透、横向合作的个人军事独裁体制护持，有足够时空磨合。阿根廷冲突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冲突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智利协调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协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董国辉（2013年）认为，阿根廷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历程漫长曲折，庇隆政府剥削农牧业出口所得补贴工业发展，激起了传统出口利益集团的反抗，阿根廷国内分裂为支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庇隆主义和强调初级产品出口并兼顾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反庇隆主义，两派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此后数十年阿根廷社会的显著特征。吕芳（2006年）从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角度提出，阿根廷的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为“钟摆状”，即在官僚——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间循环往复，钟摆幅度（即某种政体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力量。保守主义政策的障碍主要是政治上的，劳工发动罢工、抗议等民众暴动，迫使跨国资本家和农牧业生产主放弃权力；而民众主义政策的障碍主要是经济上的，农牧业出口集团通过减少农产品出口引起收支失衡，或从国内市场撤出农产品导致消费品短缺，跨国资本家利用国际舆论进行干涉。不同方式的更替引起不同制度的更替，进而引发不同政策的变换。从这个意义而言，“钟摆状”经济政策是“钟摆状”政治的产物。
（三）新经济史学对阿根廷发展悖论的解释
1.新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演进
新经济史学先驱诺斯（Douglass North）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因忽略了制度这个关键因素，在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绩效、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缘何兴起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等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分析，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等都是经济增长的表现或现象，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诺斯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产权，经济增长依赖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国家在产权形成、界定、保护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国家既可能促进产权界定，提高产权运作效率，也会导致无效产权的出现，即国家对产权和经济增长具有矛盾的双重作用（即“诺斯悖论”）。而意识形态对制度选择及其社会运行成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变化和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此外，诺斯还发展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制度变迁中存在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说明了为什么低效乃至无效制度在历史中能够长期存在，以及路径依赖对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作用。在成功解释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基础上，诺斯构建了一个以制度变迁为主轴，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理论为主要框架的新经济史学分析范式。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国家理论是连接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桥梁”，在制度变迁和新经济史分析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诺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具有垄断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的“暴力潜能”能否在民众中平均分配，将决定国家是“契约型”还是“掠夺型”，而国家的类型又将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最终绩效。意识形态有助于降低国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对减少交易成本和“搭便车”等行为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继诺斯之后，张宇燕、高程（2004年）[6]和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5）[7]继承了诺斯的新经济史分析范式，并对西欧国家的崛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其中，张宇燕和高程提出，美洲新大陆的意外发现造成大量金银流入欧洲，由于货币是“非中性”的，其供应量大幅增加引发“价格革命”，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土地贵族的衰落和商人阶层的兴起逐渐改变了政权的性质，使国家更多从新兴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出发，进行制度选择并推动制度创新和变迁，正式规则的确立和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共同推动西欧经济“起飞”，其理论模型可简单概括为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与大西洋和亚洲贸易的繁荣带给西欧国家绝佳的发展机遇，但最终只有英国和尼德兰这类国家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短暂辉煌后即陷入长期衰落，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双方的初始制度禀赋不同。在英国和尼德兰，君权这一初始政治制度因受到一定约束而无法垄断贸易和新财富，迅速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利用其不断增加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制度变迁进一步约束君主权力，以保护自己积累起来的财产。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高度集权的初始政治制度使得王室垄断了同殖民地的贸易，阻碍了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和制度变迁的可能。上述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新经济史研究范式探索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
具体到制度变迁的方式，新制度经济学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拉坦（V.W.Latan）在其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分析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关系，从制度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并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他们认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是对能更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的需求所引致，或者是与社会和经济行为、组织和变迁有关的知识进步所引致。而制度变迁的供给是科学与技术知识、社会科学与相关专业知识进步共同引致的。只要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超过成本，就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如果制度变迁没有发生，则可能表明变迁的成本超过潜在收益[8]。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分析了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和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但其对20世纪80年代东欧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制度转型解释力不足，从而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林毅夫（1994年）运用制度非均衡的方法对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了经济学阐释，认为技术进步、可选制度集合的变化、对制度需求的改变以及其他与制度相关的改变会引发制度非均衡并产生获利机会，从而诱发制度变迁。其中人们对获利机会的预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在此基础上，林毅夫还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并非所有制度变迁都是在新的获利机会“诱发”下自发产生，特别是对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收入再分配需要依靠政府的法律和命令，这种由政府推动并执行、不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制度创新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变迁，是由于制度具有公共品性质，其变迁会遇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从而造成制度供给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需要国家进行干预以矫正供给不足。
诺斯早期将制度变迁看作是一个一般均衡过程，即“初级行动集团”认识到制度非均衡及其获利机会，开始进行制度创新。创新者经过组织、谈判、签约等博弈过程形成“次级行动集团”并推动制度变迁发生。后期，诺斯开始进一步扬弃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更多吸收制度演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环境——信念——制度的分析框架。诺斯认为，环境的多变为人们所感知，会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现有的观念并演化出新的信念。人们根据新的信念并在传统和固定的思维习惯影响下推动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塑造激励的制度网络。为了解释相似的制度变迁在不同国家路径和绩效千差万别这一现象，诺斯从新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初始制度安排和信念结构对制度变迁方向和速度的制约作用，即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而从文化遗产继承而来的传统和心智模式会影响新的信念形成，这两者共同造成了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并决定了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最终绩效。
2.本书解释阿根廷悖论的新经济史视角
作为一个国家产生后，阿根廷从欧美发达国家移植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这一政治制度，但西班牙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考迪罗制和庇护——依附关系等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面对大规模垦殖带来的劳动力和资本短缺，现存制度环境影响了阿根廷的制度选择，最终形成的大地产制（Estancia）与其他拉美国家盛行的大庄园制和由宗主国直接投资建立并控制原料供应和生产加工经济不同，其对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要求更低，可以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这种畜牧业单一经济实现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其“粗放式”发展严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农牧业在“二战”之前就扩张到了阿根廷地域的边界。大地产制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由于对外来资本和技术依赖较低且产权高度集中，高度国际化且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本土农牧业寡头和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劳工，成为早期社会结构中的两大集团。劳工受移民身份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普遍缺乏对阿根廷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参与意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寡头制得以长期成为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直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农牧业生产和出口与落后的其他生产部门使经济结构出现了割裂，大量移民缺乏政治和公民权利与农牧业精英寡头垄断政权使政治结构出现了割裂，潘帕斯地区作为农牧业中心“一家独大”与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对其的“依附”使阿根廷在地域发展上也出现了割裂。“一战”及随后而来的“大萧条”使得依附性经济结构弊端尽显，外部冲击打破了制度平衡，推动了制度变迁的出现。农牧业出口集团面对外部阻碍，不得不被动地加快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削弱了农牧业精英的政治基础，增加了中产阶层和劳工集团的人数及经济实力。为避免出现政权危机，农牧业精英“主动”实施选举制度改革，将以移民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和劳工用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拉入政治领域。但出于对劳工可能借助人数优势掌握政权的恐惧，农牧业精英仍通过舞弊和暗箱操作把持政权，确保其对土地的垄断。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农牧业机械化的深入发展，阿根廷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城市劳工和市民阶层迅速发展壮大。这个庞大的新兴群体在摆脱了农村传统的庇护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后，却发现发育不足的市民社会和政党制度无力将他们纳入其中，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人经历着移民城市带来思想观念激烈冲接他们很快成为孕育民众主义的社会温床。随着庇隆在劳工下支持的成功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庇隆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庇隆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阿根廷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为农牧业出口集团和劳工集团分列矛盾两端，跨国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根据利益变化不断选边站队的断裂状社会，而农民阶层的缺失使两大集团的博弈更具“零和色彩”。跨国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摇摆使得集团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和难以调和，阿根廷由此陷入并被锁定在钟摆式发展的桎梏之中，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和国家的衰弱。
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日益壮大的城市劳工和市民阶层有通过参与政治保护其权利的诉求，而1912年选举法改革带来的普选制使这一诉求成为对寡头政权的可信威胁，民众主义可以看作一种利益调和机制，即通过有利于劳工和市民阶层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福利赶超”，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演变为冲垮现行制度的大革命。伴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需要依赖保护主义政策和劳工集团收入提高带来的内需确保自身的生存发展，这使其往往将劳资矛盾置于次要位置，选择与劳工集团结盟，共同抵制任何旨在提高经济开放度和效率的制度变迁。从制度供给层面看，阿根廷作为一个国家最初可以看作是农牧业出口集团为了与世界经济相联系而创造出来的产物，它在财政和政策制定上都高度依赖于这一集团。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一战”和“大萧条”带来的冲击，代表农牧业寡头利益的国家经济上拒绝通过制度变迁特别是通过变革产权制度提高农牧业生产率并为工业化发展创造条件；政治上虽然推出普选制但却迟迟不愿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将新兴的劳工和市民阶层纳入政权中，最终导致了民众主义的崛起。农牧业出口集团和劳工集团分别把持经济命脉和选票优势，造成了政府既无法推动土地等产权制度改革，也难以大幅削减劳工福利和收入水平，出现了经济繁荣伴随着国际收支和财政危机的钟摆状发展路径。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层因其脆弱性往往成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不得不向军队这个唯一具有恢复秩序能力的组织寻求庇护。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短视行为大行其道，国家沦为特定利益集团操纵再分配、掠夺其他集团的工具。
在对阿根廷经济史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阿根廷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中间阶层占据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而是劳工和农牧业精英占据两端的“金字塔型”社会，政党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全使得各利益集团缺乏协调利益的渠道和手段，为争取或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选择“俘获”国家，从而导致社会的泛政治化。另外，与巴西、秘鲁等邻国不同，阿根廷社会的欧洲移民比例非常之高，但西班牙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考迪罗主义传统和庇护——依附关系与欧洲移民带来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以及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作用，最终却形成了恶性循环。特别是具有选票优势、信奉民众主义的劳工阶层和把持经济特权、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精英阶层长期处于“零和博弈”之中，对基本的游戏规则都无法达成共识。出现了虽然没有爆发革命式的制度变迁，但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皆不可行的独特的路径依赖现象，即“钟摆式发展”。具体表现为，自由主义政府执政时，为争取社会底层的选票或为避免社会动荡，无法全面取消民众主义的“福利赶超”政策，最终因恶性通胀和财政收支失衡陷入经济停滞和危机；民众主义政府执政时，为避免经济动荡而不敢实施大规模土地改革等触及一次分配的结构性改革，继续强化“福利赶超”政策最终也会同样导致恶性通胀和财政收支失衡并陷入危机。阿根廷的制度变迁既没有西欧国家自然演进的特点，也没有中国改革开放自上而下的特征，因此在研究阿根廷这一案例时，需要借助新经济史的分析范式，但更要超越这一范式。
在本书中，我们将对阿根廷独立后至今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发展模式的几次断裂重新进行梳理和总结，从史料中归纳出制度变迁的一般路径以及产生路径依赖的冲突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造成阿根廷钟摆式发展和经济衰落的关键因素，比如：阿根廷的断裂状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社会权力结构如何演变并影响制度变迁，国家行为会在其中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激励结构如何变化等，从而总结出阿根廷社会的基本特点、社会结构的演进及其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最终提炼出初始制度禀赋——社会阶层结构——制度变迁及其路径依赖——长期经济增长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并通过这一框架对阿根廷独立以来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绩效进行较为完整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揭示了制约阿根廷长期经济增长并造成钟摆式发展困境的基本矛盾，并提出破解的方向和思路。
[1] José María Fanelli，La Argentina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el Siglo XXI，Editores Siglo Veintiuno，Buenos Aires，2012，pp.131-133.
[2] José María Fanelli，La Argentina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el Siglo XXI，Editores Siglo Veintiuno，Buenos Aires，2012，p.133.
[3] 董国辉：《学术史视野中的“阿根廷之谜”》，《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4] 樊弓：《一个国家的破产——解读阿根廷命运》，《南风窗》2002年2月下，第61页。
[5] Marcelo Diamand：“El péndulo argentino ¿Hasta Cuándo？”，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Económica.CERE，1987，http://www.iade.org.ar/modules/noticias/article.php？storyid=5613.
[6]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46—47页。
[7]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2005，pp.3-5.
[8] 徐光东、欧阳日辉：《制度变迁：从产权理论到中国经验》，《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3期，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