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独特历程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和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通过发挥农牧业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崛起，一度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龙头。1945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分别是巴西和墨西哥的3倍和2倍，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大致相当[1]。但好景不长，当德、法等国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并重回世界强国之列的时候，阿根廷的发展却陷入“过山车”式的恶性循环，其经济在“危机——改革——危机”的钟摆中踯躅前行，从一个盛极一时的富裕国家逐渐沦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衰落国家。到2000年年底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时，其人均GDP只有澳大利亚的不到1/3。[2]如图1所示，阿根廷人均GDP在所统计的世界近百个经济体中，排名已从20世纪初的第13名逐步滑落到近年来的35至40名之间。阿根廷由盛转衰，特别是其“从危机到危机”的大起大落式发展进程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图导—1 阿根廷人均GDP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变化
数据来源：Pablo E.Guido，“Los dos siglos de Argentina en clave institucional”，Documentos No.120 de CADAL de Argentina，5 de April de 2011.p.2.
20世纪阿根廷由盛转衰、危机不断地发展历程被许多人称为“阿根廷之谜[3]”。学界对“阿根廷之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其解答大致上可以分为历史文化决定论、发展政策失误论、外部环境制约论（依附论）、政治危机论等几种。其中文化论主要宣扬民族精神和集体性格对长期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阿根廷继承的西班牙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美国所信奉的新教文化是决定两国发展路径和绩效差异的主要根源。依附论主张结构性经济关系特别是畸形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阿根廷的权利分配和政治发展，认为影响一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政治危机论认为，阿根廷的落后不是单纯的经济结构和政策问题，而是政治动荡引起的，特别是“二战”后阿根廷频繁爆发军事政变，每次政变都带来了政治倾向的转变和经济政策的摇摆，政局动荡还使民众丧失了稳定的预期，造成经济行为短期化和营商投资环境不断恶化，最终降低了经济效率。
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每个观点和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阿根廷独特的发展进程，但它们的解释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有交叉包容之处，部分观点甚至可以相互补充。不过，这些观点忽视了近代以来阿根廷发展路径的历史特点和基本制度结构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很难系统地解释阿根廷发展的前后有别以及钟摆式发展的特点，而政治危机论是制度危机的表象而非原因。
有鉴于此，本书将透过“钟摆现象”这一阿根廷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路径特征，从阿根廷在民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策选择中剧烈摇摆，揭示出初始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形成了阿根廷特殊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结构制约了阿根廷的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特别是当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农牧业寡头（后期转型为横跨农牧业、服务业和工业的“多种经营”寡头）和具有选票优势的劳工集团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西班牙殖民经历遗留下来的考迪罗主义及其庇护——依附关系架构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和分配冲突。特别是“开明”的寡头集团推行代议制民主却又通过舞弊和暗箱操作垄断政权，造成了各阶层对基本制度缺乏共识和尊重，而以南欧移民为主的劳工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使这一集团高度自治但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阿根廷最终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彼此敌视的“断裂状”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底层民众从农村涌入城市，但城市市民社会发育滞后、民间组织匮乏、传统政党不愿代表这一新兴阶层利益等现实情况，使得大量摆脱了农村庇护关系网络的人群处于原子化和政治动员性较强的状态，这为民众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随着庇隆上台执政和庇隆主义的确立，民众主义正式登上了阿根廷的历史舞台。在“断裂状”社会中，职团主义和庇护主义无力调节各集团间尖锐的矛盾，“狭隘利益”逐渐取代“共容利益”成为社会主导，权力机构成为社会各集团力量角逐的竞技场，“俘获”政府成为各集团争取自身利益和避免利益受损的唯一途径。政府在不同时期沦为特定集团的“俘虏”，使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更多来自于各集团间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改变无效率产权结构的需要。狭隘的利益集团控制政权后，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制定和实施政治经济政策并宣扬它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其他集团利益受损，产生相对剥夺感，立即开始政治动员，不断积聚力量阻碍政策实施，甚至控制政府。由于没有哪一个集团的力量大到足以完全控制其他集团，因此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呈现出独特的“钟摆现象”。掌权的利益集团推行于己有利的制度本质上是对其他集团和民众资源的掠夺，这与整个国家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相容，掠夺获益大于生产和创造从长期看会改变社会的激励结构，使社会陷入低谷。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政权时刻面临动摇甚至更迭的风险，更会造成统治者缺乏稳定的执政预期，掌权后往往选择“竭泽而渔”，立即最大化自身所属集团的利益，采取忽视长期契约执行、否认已有债务、从铸造新货币中谋利等“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并通过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巩固其政治支持。因此，阿根廷的发展悖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失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在特殊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各利益集团间异常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在缺乏社会中介调节和国家层面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被不断固化，造成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并被锁定在周期性震荡的无效率状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似的新兴国家，阿根廷的衰落从经验层面提供了很多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国家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例外，也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拉美化”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研究阿根廷的钟摆式发展及其由盛转衰的社会和制度根源，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比较视角。1978年，中国开启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开放。一般认为，我国进行的这场改革是在保证政治体制连续性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先易后难、从沿海到内陆的渐进式改革，其中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主线，国有经济改革和放松管控是关键。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借鉴了自由经济理论中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但渐进式改革在避免剧烈冲击和动荡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权力运作方式，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转型。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近年来收入分配分化的问题更是不断凸显，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促进和破坏双重作用开始显现。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强弱势群体之间对立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成熟，不仅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有可能成为孕育中国式民众主义的温床。以“中国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在于市场化”为代表性观点的民众主义舆论声浪在国内已不鲜见，有的人甚至为“文革”招魂，这成为阻碍市场化改革努力的最大敌人。中国与阿根廷虽然相距遥远，改革方式迥异（渐进式与激进式），但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并行的发展进程，当前也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迫切需要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众多民众处于原子化状态且缺乏公民意识等相似的情况和问题，阿根廷的“钟摆式”发展进程及其“危机—改革—危机”的发展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攻坚阶段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学者樊弓在《一个国家的破产——解读阿根廷命运》一文中写道：“阿根廷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宝贵的改革‘试点’……中国跟阿根廷一样面临深化经济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遇到产权“瓶颈”。阿根廷面临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深深的忧虑。阿根廷的很多深层危机都能给中国以启示，中国如果要加大改革力度，时机还不算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