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岭民族走廊的地理构架与民族史阐释

南岭山地是我国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线，是华中和华南的自然与农业生产差异的重要界线，是我国大陆南部最具地理意义的山地。狭义的南岭包括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岭，附近还有九连山、青云山、滑石山、瑶山、海洋山、大桂山、大瑶山、驾桥岭等，由一系列北东向平行的破碎山地组成。岭间有低谷，多构造盆地，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长江流域的潇、湘、资水上游夫夷水，湘水支流舂陵水、耒水，赣江上游的章水，珠江流域的桂（漓）江、贺江、连江、武水、浈水等，都分别发源于南岭的北坡和南坡。狭义的南岭山地行政区划包括广东韶关、清远、河源，广西桂林、贺州、梧州，湖南郴州、永州、怀化、邵阳，江西赣州等。而广义的南岭还可向西延伸，即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界线，一直向西至红水河与乌江的分界线苗岭，即两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分界，包括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桂北、桂西北、滇东等地。这一带雪峰山、大南山—天平山、九万大山、凤凰岭、东凤岭—都阳山、青龙山南北分列，融江、龙江、刁江、红水河等南北贯穿。南岭走廊现有人口约700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175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4左右。在黔、桂、湘、粤交界处的一些州市和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40%—50%；在桂北的河池、桂西北的百色、黔南、黔东南等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都超过了60%，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80%左右。南岭走廊与其他走廊相比，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资源比较丰富、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上的南岭走廊，显然不是狭义的，而应是广义的，不仅指今天生活在南岭走廊黔、桂、湘、粤、赣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族、苗族、畲族等，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等。以民族语言系属来分，这一走廊主要生活着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苗瑶两大语族的民族，还有汉语族（汉、回族）、藏缅语族（彝族）以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语支但普遍使用汉语的满族，可谓是我国中南和西南民族交通与连接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中南民族与部分西南民族的交汇和融合的地区，若要研究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舍此别无他选。

南岭因处于华中以南而得名。“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11]五岭也是南岭的另一别名。南岭不仅是汉族南下百越的通道，也是诸多少数民族南下的通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根据瑶、畲的盘瓠传说和徐偃王记载而认为，先秦时生活在东夷中靠西南的徐族人，不断南下进入长江流域，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还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潘先生还主张，我们祖国的历史是许多不同民族相互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研究多民族的发展，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12]苗岭、南岭以及生活在这里附近的苗、瑶、畲等族，可以说是对他这一理论的最好阐释。

历史上，瑶族是秦汉时武陵蛮的一部分，南北朝时，“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13]。《隋书·地理志》载，隋时“莫瑶”主要杂居于湘中及湘南的长沙、零陵、衡山、桂阳等郡，以及湘西北的武陵郡和五岭山麓粤北的熙平郡。宋代，原居住在荆湖南路的瑶族越过南岭而进入岭南，逐步形成了今天瑶族的基本格局，也使岭南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地区，而湘南、湘西南的南岭北麓仍是瑶族分布的次重要地区。以南岭山地及走廊的角度来研究瑶族，既符合瑶族的发展历史，又与今天瑶族的分布相一致。而以南岭为基础，向东至闽西北、赣东、浙南以及广东东部、北部山区，是畲族分布地区；向西达云贵高原的南缘、西缘，湘西、黔东、桂北一带则是苗族居住地。在苗族历史传说中，其祖先“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14]，应是苗族迁徙的最好例证。唐宋以后，湘西苗族进入广西北部，黔南、黔西南苗族迁入广西西北部和西部。虽然学界对苗与畲、瑶同源之说还有争论，但以南岭走廊来探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无疑是解开这些民族起源谜团的最好钥匙。

与苗、瑶、畲不同，秦汉居住在岭南的百越一支的骆越、西瓯却是南方的原住居民，秦统一岭南，“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15]。中原移民经南岭走廊南下两广。汉武帝发兵，从湘、赣、桂、黔四省的湟水、横浦、漓水、牂牁江的南岭走廊及珠江各支流南下而取南越政权。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南岭走廊以南的百越称作“俚”“僚”“乌浒”等，其虽时叛时服，但与汉人错居，“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16]，已经被列入地方行政管理范围之中。受到封建王朝压迫的瑶族、苗族，“此外还有侗族、水族等历来都是聚居在南岭山脉附近的侗壮语族的民族，他们定居在湘黔桂边区的时间可能还早于苗瑶。他们也同样和统治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其中也有一部分溃散，流动到不同的山区以求自保的”^[17]。从唐宋时代开始，岭南的各族逐步分化，虽然大部分仍冠以蛮称，但各民族的特点已有差别。五代以后，黔南布依族称“仲家”。宋代，广西壮族称为“僮”；黔南、滇东、桂西一带出现仡佬族，称为“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等。元代，桂北的毛南族称为“茆难”“茅滩”“冒南”“毛难”等，桂北的仫佬称“木娄”。在湘黔桂交界一带依山傍水的“溪峒之地”，住着水族、侗族的先民，直到明代，水族、侗族的名称才出现在邝露的《赤雅》中。^[18]随着历史上汉族人不断通过南岭走廊南迁，在宋代彝族也沿南盘江等进入广西西部，到元代时回族人也沿湘桂走廊进入南岭地区；而苗族、瑶族则沿着广西及云南的诸多河谷继续南移，形成今天东南亚一带的跨国民族。

从以上粗线条勾画南岭走廊历史上的移民活动不难看出，有汉、瑶、苗、彝、畲、回等民族沿南岭走廊南下。南岭走廊附近的侗、水等民族称作“溪峒之民”，自然依靠这一走廊联系外地；壮、布依、仡佬、仫佬、毛南等民族多分布于南岭走廊南北，历史上这些民族也应在这一带有所迁移，只不过其迁移规模不如历史上汉、瑶等民族的大迁移。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桂北位于云贵高原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盘江、红水河、清水江、都柳江、曹渡河、格必河蜿蜒于群山丘陵间，形成许多河谷和盆地，苗、布依等民族辗转其间。虽然西江上游的南、北盘江水系所在的滇东、黔西南、桂西北多岩溶地形，河流不时为地下河，但南、北盘江及其重要的支流，却一直是地上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地理上呈东西展布的南岭以及其西的苗岭，虽然平面上呈横向展布，但实质上仍是一系列由东北—西南走向组成的山地，从民族意义上说，西江、北江各支流是许多呈南北向的民族走廊。

李星星先生认为费先生所言的“南岭走廊”是“壮侗走廊”^[19]，这种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壮侗走廊”未能全面涵盖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南岭走廊所涉及的壮侗（语族）和部分苗瑶（语族）的内容。那么，南岭走廊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笔者以为，南岭走廊北端为云贵高原东南、雪峰山南段、罗霄山脉南段，即北纬26.5度左右，南端在左江—郁江一线约为北纬23.5度，南北宽330多公里；西界在滇、黔、桂相交的南、北盘江上游地区的东经104度，东界达南岭东端东经115度，东西长1000多公里。如上所言，历史上壮侗、苗瑶语族的民众借南岭走廊南进北迁，湘、赣江各支流与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等大小干支流成为民族交流的通道。今西江各段名称不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江干支流流经之处多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缘故。如果把南岭走廊按河流通道详细划分，从东向西主要分布有以下几条南北向通路：

其一，沿湘、赣江及支流，古苗、瑶语族群取道南下西进，越南岭、湘西山地等，其中沿湘江支流和西江支流西进后而南下的为苗族；越过南岭后经西江支流漓江、贺江等和北江支流连江、武水等，向西南迁徙的为瑶族；向东南即南岭东端赣、粤、闽山地迁徙的为畲族，畲族传说其祖先来自粤东的凤凰山，可能与民族迁移有关；而汉、回族也沿南岭走廊偏东的湘、桂等通道南下。

其二，沿湘、资、沅等江支流，越过今湘、黔、桂交界地带的南岭及以西山脉，沿西江支流寻江、都柳江、融江、大小环江、打狗河、龙江等柳江干支流，历史上苗、瑶、侗、仫佬、水、毛南等族多沿这条通道南下。

其三，沿清水江、黄泥河、革香河等南、北盘江干支流，涟江、蒙江、曹渡河等红水河干支流，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多沿这条通道南下或东进，形成南岭走廊西端西南民族与中南民族交错的局面。

西江干流如左右江、邕江、郁江、黔江、浔江等，多东西展布，使交通走廊南端各民族便于相互交流，壮族与其他民族于此交会，甚或通过交通，苗、瑶等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南岭民族走廊既是历史上北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南下的通道，而且通道两旁的山地又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地理构架正反映了民族迁徙与民族聚集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