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丰富内容
与其他民族走廊一样，南岭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之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其地形复杂，处于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的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民族迁徙流动又便于其躲避以求自我保存，这些特殊地带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的摇篮。[20]可以说，南岭民族走廊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地和迁移通道，是积淀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区，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宝贵资源。
民族走廊理论是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的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多以省区为界限，没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研究多以一个民族为内容，考察其与邻近民族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这给梳理民族迁徙与民族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费孝通先生提出和倡导的民族走廊学说，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也对南岭民族研究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与发展民族走廊学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可喜的是，以李绍明、李星星等为代表的民族学研究学者以藏彝走廊为重点，对民族走廊的概念、形式、性质和特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我国东部冲积平原和边缘山地地形之间转变地带的高山峡谷，恰是历史上诸多少数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和退避的庇护地，也是相关民族及社会文化自我保存的地区，这一特殊地带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相关性。而且“民族走廊”具有历时性，且与相关族群的流动及方向变化具有相关性。[21]南岭民族走廊具备以上民族走廊所要求的特点，是民族走廊的典型性代表。
南岭民族迁徙与发展史，是我们研究南岭走廊的重要内容之一。除大量的历史文献外，各民族的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文学也是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如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高皇歌》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盘王歌》等）都有民族图腾信仰残余的盘瓠传说以及民族迁徙等内容，畲族的祖先传说和瑶族的《千家峒传说》等分别反映闽粤赣地区的“凤凰山”和湘南“千家峒”应是畲族、瑶族迁徙过程中的重要中转站与集结地，在畲、瑶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2]侗族的迁徙史诗《祖公之歌》分为《祖公上河》和《祖公落寨》两部分，《祖公上河》叙述侗族祖先由广西之东部、广东之西部，溯西江而上，逐步水迁至桂黔湘边界；《祖公落寨》则叙述侗族另一部分祖先由江西吉安府和太和县等地迁徙到湘桂黔边界居住的情景，这与洪武时调集一些江西籍官兵到湘桂黔边驻防屯垦，与当地侗族融合而成为其民族的一部分的记载相符。[23]壮族有《姆六甲》《布洛陀》等创世神话故事，后者中含有开红河等资料；瑶族的《海南信歌》反映了瑶族一支从广西迁往海南岛的事实，《交趾曲》还涉及广西恭城瑶族迁往交趾北部的情况；仫佬族的《唱罗按》介绍了罗城县建置的历史与仫佬族古代社会的历史；苗族的《古歌》和《史诗》也有部分内容反映了苗族先民的迁徙史；[24]毛南族的《谭氏始祖歌》等，为我们研究其民族迁徙发展与南岭走廊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注重研究南岭走廊各民族迁移的同时，南岭走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民族走廊的关键所在。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壮族与汉族、苗族与瑶族、广西龙胜的壮族与侗族等在历史上都有联系，利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更清楚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25]。费孝通先生在《瑶族调查五十年》中第四次有关南岭走廊研究中注意各民族关系的论述，基本概括了南岭走廊各民族关系研究的主线。只有把汉族与南岭走廊少数民族的关系梳理清楚，对南岭走廊各少数民族关系深入了解，才能把握这一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贡献，展现历史上到今天中南各民族的风貌，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
南岭民族走廊及其南北附近地区是中南、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地带，这一地带民族众多的原始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民俗等，有别于我国西北、东北和部分西南民族。壮族历史上曾出现“土俗字”（方块壮字），水族有水书，侗族在明代出现用汉字记录侗语的“汉字记侗音”（未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等。虽然今天南岭民族走廊的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里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苗瑶两大语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大多是自然图腾和祖先崇拜。壮族多崇拜山、石、树等，信仰大榕树、木棉树；侗族信仰香樟树、银杏树、枫树和桐树；水族信仰水杉树；仫佬族信仰桐树，[26]其独特的“拜树节”也与其居地多岭多树以及民族迁徙有关。仫佬族从湖广迁到贵州的安顺，再沿南岭走廊西部南、北盘江而迁至广西西北部的隆林、西林。早先其祖先居住在大树上，多依靠果树等为生，后开田定居，为纪念祖先功绩而有此节。[27]壮族等在唐代以后受道教影响较深，近代，在沿江及交通发达的壮族、水族聚居的城镇，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时有流布。原始的各种神崇拜，是民族走廊信仰研究的重要符号。南岭民族走廊各少数民族的住房、饮食、服饰、节日等虽不尽相同，如壮族的“牛王节”、瑶族的“盘王节”、毛南族的“分龙节”、侗族的“打油茶”、仫佬族的“依饭节”等所表示的意义各不相同，但他们均能歌善舞，在喜庆的日子均举行歌舞活动，如侗族的“多耶”、仫佬族的“走坡”、水族的“赶端坡”，等等。还有各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音乐、诗歌、医药、体育等都是民族瑰宝，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南岭民族走廊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岭南无山不有瑶”，瑶族作为一个山地民族，刀耕火种，“游耕”迁移，山区瑶族“山丁”向“山主”租借耕种，期满后的“种树还山”即是例证；畲族生活之处的海拔高度远较瑶族要低；苗族生活的苗岭、大苗山，苍山林海，他们的经济活动以农林、牧业为主；侗族的生活主要依靠竹木和桐油；而毛南族生活在大石山区，耕山、放牧。壮锦、侗锦、苗族的“賨布”、瑶族的“徭斑布”、布依族的“蜡布”，都是少数民族手工技艺的代表，这些民族的社会生产活动与生态相结合。因此，南岭走廊民族生态学涉及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诸多丰富的内容，也是民族研究的重点。
南岭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不一，社会组织形态各异。壮族的“都老制”及习惯法，瑶族的“瑶老制”“石牌制”和“油锅组织”，苗族的“寨老制”和古规古法，仫佬族的“冬”组织、“会款”以及乡约和习惯法，毛南族的“隆款”，彝族的“议事会”制等，都是我们了解各民族发展的重要证据。与其他民族走廊相比较，南岭民族走廊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各层关系，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费孝通先生生前对金秀大瑶山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树立了楷模。只有利用各民族“活化石”的调查资料，才能开创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天地。
从云贵高原的二级阶梯向两广、湘赣丘陵三级阶梯过渡地带的南岭，是西南向中南转换的必经地带，江河及关隘成为这一交通走廊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通便利的湘桂走廊，江河两岸山石林立，景色宜人，风光秀丽。而南岭一带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同样景色宜人，但多石灰岩地形，难以耕种。今天这里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我国经济贫困地区之一。如何利用这里丰富的水力、物产资源，改变这里的交通落后面貌，发展生态环保农林业；利用丰富的民族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改变这一走廊贫瘠的面貌，也是我们应着重研究的内容。费孝通先生倡议建立一个南岭山脉瑶族协作区，利用这里的亚热带水果、烟草、稀土金属矿产、木材等发展经济。[28]这不失为促进南岭走廊发展的良策。
现今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的工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得到飞跃发展，使当地各民族焕发了勃勃生机，社会各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留原有的民族文化，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应打破桂、粤、湘、黔、滇等行政区划的限制，统筹规划，从各民族的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入手，从民族区域史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入手，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交通学、生态学、旅游学等多学科联合，将历史记载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相结合，整理、挖掘南岭走廊属于瑶苗语族与壮侗语族的十多个民族的丰富文化和经济社会内涵，以切实解决这些民族关心的重大问题，发展适合这一地区的生态农林业和旅游业，做到既不破坏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又可为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
总之，南岭民族走廊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应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今由于分民族、分地区研究，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的界线，给这一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希冀更多民族史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领域，为整理和保护民族遗产，为这一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添砖加瓦。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382页。
[2]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165、319—322页。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81、382页。
[4] 费孝通：《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17—319页。
[5]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165页。
[6] 费孝通：《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20—322页。
[7] 费孝通：《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311—312页。
[8] 费孝通：《瑶族调查五十年》，《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88页。
[9] 费孝通：《瑶族调查五十年》，《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90页。
[10] 参见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1] 《晋书》卷15《地理志下·寿州》。
[12] 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潘光旦民族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3] 《梁书》卷34《张缅传附弟张缵》。
[1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页。
[15]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
[16] 《隋书》卷82《南蛮传》。
[17]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94页。
[18]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第458—533页。
[19] 参见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三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民族论坛》2005年第3期。
[20]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三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民族论坛》2005年第3期。
[21]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三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民族论坛》2005年第3期。
[22] 吴永章：《畲族与瑶族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3] 黄成授：《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24] 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37页。
[25] 费孝通：《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17—323页。
[26] 江帆：《生态民族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27] 莫家仁、陆群和：《广西少数民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28] 费孝通：《南岭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52—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