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制度”与十三行行商

广州十三行商的前身本是闽粤沿海地区从事传统海洋贸易的海商，十三行是明代朝贡贸易向清代海关贸易转变的产物，始于清康熙年间，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一方面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口岸贸易史无前例的繁荣，使十三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加上封建专制的局限，使“广州制度”和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分崩离析。

（一）封建的垄断性的“广州制度”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官方批准的对外贸易机构，其中在1757—1842年间，还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机构。它由官方管理，由经官方审批的行商经营，逐步形成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被外商称为“广州制度”。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行商为了对外贸易而建立一种共同的组织——公行，当时并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公行之外还有闲散商人（亦称行外商人），^[2]他们与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因而公行时组时散。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贸的管理和操纵，从法律上确立了保商制度（即行商互保，一商亏折，其他行商负无限连带责任），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在商业上的运用。翌年，官府把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全都排斥在外，“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缩越紧”^[3]。康乾盛世时，外贸体制尚未完善，官府对商业的统治和限制还不是太严苛，经商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自1757年起，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赋予广州十三行行商对外贸易的特权。规定凡茶叶、生丝、土布、绸缎等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承办，唯有瓷器和其他杂货，才允许散商经营。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整顿对外贸易，经朝廷批准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明确行商在中外贸易中拥有唯一的经营权。次年，由行商领袖潘启等发起呈请，公行正式奉准成立，清政府意识到通过控制公行既可在与西洋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又能强化控制商贾手中的商业资本，使商人终生服务于王朝的政治和经济。为此，为了充实已建立的保商制度，乘机将公行制度化，完善了封建王朝对外贸易的管理体系。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承认失败，“胜利的果实则落入广州官吏和商人们的手中”^[4]。

（二）“广州制度”下的官与商

清统治者建立行商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满足政府征税的需要；二是作为政府对从事外贸的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让行商负担外贸市场管理和工商管理的职责，也为中外贸易顺利进行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所谓“广州制度”，系由粤海关和十三行构成，并受广东督抚的节制。“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被指定为外国商船的碇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这4个环节互相联系，又各自形成一套制度。”^[5]该制度的运作，体现了清王朝把中外贸易的互动控制在特定的范围，使管制、防夷、抑商三者结合起来的意图。

十三行商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机构”，“行商的位置是通过花一大笔钱从北京方面获得的……虽然这份执照所费高昂，它却保证行商财源广进，不断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6]。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分配行商进出口货交易额，不许私自经营，这为其开拓商业及赚取高额利润创造了有利条件。1720年，广州行商为建立稳定的通商秩序成立了公行，这原本是行商自感势力薄弱，自发要求建立的具有行会性质的商人互助组织。其主要目的在于独占商务，划一市价，不许竞争，平均支配，但亦不许销售劣货，拖欠货款。1760年，行商向清政府呈请复组公行，其主要目的仍在于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因当时西洋货船越来越多，而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既烦琐且利微），以排挤其他商人。^[7]

可以说，在垄断对西洋贸易这一点上，行商与清统治者是一致的。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反映：“事实上在1790年左右，对外贸易就集中垄断在几家大的行号手中，其中潘启官和石琼官占了所有进出口货物的三分之二，茂官和沛官占了九分之二，剩余的行商占了九分之一。”^[8]

但另一方面，行商的发展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与环境。乾隆朝后期和嘉庆朝，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中外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专制统治的体制和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的保守政策，已明显滞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吏治腐败迅速滋长，行商受到沉重的压抑。制度上的因素使粤海关监督向行商施展巧取豪夺的伎俩，其乃“皇帝的直接代表”，“在广州享有法定的和实际的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整个时期内……竭尽搜刮的能事”；粤海关监督“是最肥的关务官职”；公行被粤海关监督“用作榨取对外贸易的工具”^[9]。

行商受到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官吏、关卡的层层盘剥，要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以及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事务的风险，其“地位是很低的，破了产不但丢人，而且被认为是犯罪行为”^[10]。

（三）“广州制度”下的华洋贸易商

19世纪初，英国夺得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执掌海上贸易之牛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由于清政府对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实行严格的管制，引起其强烈不满，华洋贸易商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微妙。

公行是为适应清政府封建外交体制需要而产生的，为维护天朝尊严和体面，清政府限制官员与外商直接接触，便采用以官制商、用商制夷的办法，通过公行去完成这个使命。十三行商充当了清政府与外商对话的传话人，在商务上既是外商的对手，在外交上又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行商既是外商在华期间遵守中国法律的担保人，又是监管人。“公行”实际上充当了“闭关政策”的工具，影响了中外政治、经济的关系。这就引起了外商的愤懑，抱怨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可言”，“如有公行交易，货低价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说话”。甚至认为对华贸易有两大灾难：一是地方官吏任意勒索税饷；二是行商垄断贸易，其他种种都是这两项派生出来的。^[11]

公行制度的建立以保障海关税饷征收为前提，即使洋货滞销，行商仍须按期缴纳货税；保商制度不许行商拖欠外商银两，且规定若有行商因欠夷债而破产时，同业有义务为其代偿债务的连带无限责任。这就确保外商的利益，而缺少确保行商利益的有效措施，潜藏了日后其因“商欠”而频频破产的隐患。

十三行处于封建政府和外商夹缝中难以发展，破产事件屡有发生。到嘉庆初年，行商的事业都面临极端的困难。19世纪初，不少商行倒闭或陷入严重周转不灵的困境，因清政府不愿看到有更多的商行破产，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行商领袖伍秉鉴（怡和行）也愿意加以极力扶持，这些商行才得以苟延残喘。^[12]

行商所面临的形势日益险恶，一是自19世纪初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解决本国因外贸入超并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纵容和鼓励商人对华走私鸦片，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二是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起，英国政府允许本国散商（即所谓“自由商人”，Free Trader）免税通行，其势力迅速壮大，英美散商与中国行外商人的贸易兴起，清政府无力制止，致走私猖獗。清政府愈加无能，吏治极为腐败，中外不法商人勾结，强有力地冲击了十三行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形势迫使行商不得不愈加仰赖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潘家第二代潘有度（潘启官二世）明白与英美散商交易的风险比较大，从而审慎地选择交易对象与商品，尽量维持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最大的交易额，而避免与散商做买卖。^[13]梁经国在嘉庆十三年（1808），即19世纪初叶中英关系恶化和老的行商纷纷破产的厄境中，创立了天宝行。由于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和清政府的眷顾，一度发展至于鼎盛。^[14]

鸦片战争前，广州有案可查的商行共33家，有24家倒闭，其他都面临破产或欠债困境，只有同文（孚）行潘氏与怡和行伍氏在贸易中发了财，主要是通过其英国、美国、瑞典等贸易伙伴投资于外国企业，才在广州制度下保持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