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双重叙述”困难

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经作过精彩的论述：

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

显然，第一条道路是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科学方法；而第二条道路则是叙述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抽象的规定（公设、假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从而把研究的结果最恰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特别指出：“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

因此，正确地确定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至关重要，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分析的思维路径，否则，我们将面对一个危险的“先验结构”。几何学的发展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不同的逻辑起点（公设）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它们同样都是无懈可击的逻辑公理体系，这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非欧几何学。欧几里得从平行线公设（即通过一给定点只能引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出发，建立了欧氏几何公理体系。而罗巴契夫斯基则从鲍耶（Bolyai）—罗巴契夫斯基公设（通过一给定点能够引两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出发，这里只有一和二的差别，同样建立了一套完美无缺也绝不亚于欧氏几何的逻辑体系，这就是非欧几何，包括后来的黎曼（Riemann）几何。它们在逻辑上与欧氏几何完全平等，但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新奇结论，它在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非欧几何发展起来的思想极其有成果，它鼓励科学家们通过改变公理体系逻辑起点的方法去探索新问题和启迪创新思维。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些经典大师的传统，把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商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开始就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

然而，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还原为它的元素形式——商品，从而把商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方法包含了许多理论上的麻烦和困难。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注意到了古典劳动价值学说“双重叙述”的缺点，即在商品交换关系发生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二重性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信条，仍然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它不是一个自明的公理，事实上对它的严格定义和量化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分工决定的不同劳动时间是无法通约的，我们不知道一个小时教授的劳动时间等于多少清洁工的劳动时间，等等。价值规定在古典经济学家们之间引起了许多枯燥无味，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谓的争论。诸如为什么钻石或窑藏的葡萄酒具有更高的价值等。难怪李嘉图也不得不感慨道，在政治经济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不仅如此，价值规定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先验的结构”是造成商品拜物教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属性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4]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分析出发的“双重叙述”结构，即在交换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的二重性，并“先验”地确立价值决定，不仅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同时也使得从价值量到生产价格的研究道路变得曲折崎岖，并且在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等问题上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和分歧。

虽然马克思后来也注意到了“双重叙述”的缺点，并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5]。而这一切只能在交换关系之后，而不可能是交换关系发生之前。但是，马克思仍然没有打算改变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分析开始的“双重叙述”结构，商品分析仍然是“先验的”，并“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只要保留价值理论的先验结构，脱离人的行动理论，脱离经济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经济学理论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价值悖论”，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格现象，劳动价值理论始终无法回答为什么相对钻石而言，面包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价格）却微不足道，或者窖藏葡萄酒的增值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