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
1900年，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八国联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国家面临危亡，民族蒙受奇耻大辱，迫使更多的人不得不考虑救亡图存的问题。
近代史上的一切进步的或革命的运动，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救国。康梁等维新志士企图先谋内政的变革，以求国家强盛，渐达与列强平等相处的地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认为必须发动反满革命，推翻清政府，然后仿西方制度，以跻为列强兄弟之邦。这两种主张，两条路线所取手段不同，但都以用西法救国为目标。尽管都包含主观的理想化的甚至是幻想的成分，但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再也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需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制度来代替它，这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可是，在长期封建专制的愚民政策之下，由于闭关政策所造成的闭塞，在中国能有这种认识的人，在庚子以前确乎极少。梁启超曾估计说：中国“四万万人中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义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原，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1]。梁氏的这个估计虽不能说很精确，但恐距事实不会太远。这种情况自然不可能很快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清末革命运动的思想水准，清末革命运动以“反满”为最主要的口号并非偶然。本文结合对1900年到1903年反满革命运动的考察，略论反满革命思潮的兴起、表现特征及其历史评价。
一 留日学生政治思想的变化
人们都知道，清末反满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中国留日学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庚子以后，中国赴日留学的人数迅猛增加，大批不满于现状的青年都想到国外去寻求新知识，寻求强国的途径。日本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留学之地。一则路近费省；二则同文同种，较易适应；三则日本维新的成功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最可效法的榜样；四则日本公、私方面都企图借收受留学生以图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力；五则中国流亡政治家都在日本，他们本身对青年也是一种吸引力。由于这些条件，中国留日学生从1900年到1906年几乎每年都成倍增长。1906年最高峰达到8000人以上。[2]
在一个邻近中国的小小的岛国里，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中国最有理想，最富热情又精力旺盛的青年学子，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攻错，互相激荡，有朝一日，爆发思想异动，实在可谓势所必然。所以，每一个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注意到留日学生的重要性，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清末留日学生中，绝大部分人都怀有救国强国的志向。据不很精确的统计，在涉及3320人的学业调查表中，除1080人学科不详者外，其余2240人的学科状况是：学军事的（及有关于军事的）最多，有1090人，占48.66%；学师范的其次，有488人，占21.80%；学实业的351人，占15.67%；学法政警务的，有240人，占10.71%；其他学科合计120人，占5.40%。[3]这里居前三位的是军事、教育、实业，恰与清末新政的三项主要内容练兵、兴学、实业相当。
1900年以前，留日学生不过百人，他们当中除了在国内已经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分子以外，一般尚无明确的政治见解。大多数人，其政治见解是在1900年以后逐渐形成起来的。
当时，以梁启超为中心，集结着一大批原属维新派的力量。他们在留学界的影响一直占着上风。原来孙中山参与倡办的横滨大同学校，早在1898年就在康门弟子徐勤的经营之下，成了主要是康梁一派人的地盘。1899年，梁启超又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堂，更是他的弟子占据优势。甚至原来孙中山与陈少白亲手建立起来的兴中会分会，其中也有不少骨干投入了康有为的保皇会。足见在戊戌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康梁在日本留学界和华侨中间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孙中山。特别是梁启超，以其卓越的宣传活动吸引了广大的留学青年。
梁氏于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办起《清议报》抨击清政腐败，揭露后党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进化论与民族主义，介绍资产阶级新思想，以开民智振民气为己任。1902年又办起《新民丛报》，揭橥改造国民，改造国家，自由、平等、民权的大宗旨，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思想。虽甚肤浅，然而三数年内，梁氏一人成了海内外青年学子精神食粮的主要供给者。他的文章，他所办的杂志，人们争相购阅。尽管清政府再三查禁，然而购阅者、翻刻者仍所在多有。据《苏报》载，南京陆师学堂一校订阅《新民丛报》达百余份。[4]《浙江潮》载，杭州一地订阅《新民丛报》达250份。[5]据当时报刊记载，江浙一带地方，屡有学潮发生。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原因就是由学校当局禁阅《新民丛报》等报刊而引起的。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梁启超在当时的知识界具有如何重大的影响。黄遵宪当时即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称赞梁氏办报的成功，是“震惊一世，鼓动群伦”[6]。蒋梦麟说：“在介绍现代知识给青年一代的工作上，其（梁启超——引者注）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7]1902年，上海发生著名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事后出刊一本《教育界之风潮》，详记其事，并随发议论。书中多次征引梁启超的议论思想，使人们了解到，这次影响全国的著名学潮的领袖分子们，正是主要在梁启超的自由、平等、新民诸说的鼓荡之下起而抗争的。书中甚至把梁启超说成是“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更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出版的革命留学生所办的《江苏》杂志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其文中还大力颂扬梁启超启迪青年的劳绩。文章斥责一些“浮生小子偶拾得革命之字”，便对梁氏出以嬉怒之态，而忘其“送自由之苗，播平等之种，散之大陆”的功劳。我们不管这些说法究竟是否完全正确，它终究反映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在戊戌以后一个时期里，在思想界、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当中，梁启超是最主要的启蒙导师。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梁启超“执舆论界之牛耳”的时代。这个时代，孙中山的反满革命的思想在知识界，在青年学生中还传播不广。与此相应，兴中会的组织也没有大的发展。据可考的1904年以前的兴中会会员中，只有18人是留日学生。而这18人中，有14人是1903年孙中山在日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时所吸收的。也就是说，从孙中山到日本创立兴中会分会，直到1903年青山军校创办之前，只吸收了4个留日学生（这四人是戢元丞、沈翔云、郑贯公、刘成禺）。
留日学界的这种状况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梁启超具有“天才的宣传家”的本领，深深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这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903年以后，同样是这位“天才的宣传家”，其影响却逐渐不能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反满革命论相匹敌。所以，要说明这种情况还必须寻找其他方面的原因。人们已经指出，孙中山及兴中会的革命党人们，长时期按秘密会党的方式活动，没有注意公开的宣传工作，这显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必须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是青年学生，是正在受教育的一代人。他们同其他人，特别是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思想的形成，除了直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摄取的现成的思想养料。这些戊戌以后来日本留学的青年，本身即是受戊戌维新之赐。没有戊戌维新，便不会有留学日本的热潮。而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正在源源提供维新派的思想资料，充实青年学子们的头脑，以致使他们这时期大多逃不开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观念。况且，他们之所以易于接受康梁一派观念的影响，还有传统的文化心理因素。康有为是进士，曾设万木草堂讲学授徒，结撰皇皇巨著；梁启超是举人，主编过《时务报》，主讲时务学堂，两人都堪称士林领袖。即使不考虑其领导政治运动的身份，他们也比既无功名，也无传统学问背景的“白丁”孙中山，对知识分子更具影响力。除了少数有机会直接接触孙中山的人，得以了解其知识气度，因而会接受他的影响外，其他人在当时就难免受传统影响而瞧不起这个毫无文名的亡命客。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因素帮了康梁不小的忙。然而，当民族危机感愈加震撼人心的时候，当革命党人大力开展反满革命的宣传之后，优势便逐渐转到孙中山一边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被时势所激励，转而醉心于反满革命。
留日学界中革命思想的酝酿和传播，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的事有密切的关系。自立军起义原是康梁与孙中山共同支持的一项事业。唐才常为赢得多方面的同情与支持，自始就没有明确起义的宗旨。所以，当在上海召集“国会”讨论到宗旨问题时，章太炎与唐才常发生激烈争论，章氏怒而断发明示绝清之志。这是知识界明树反满旗帜的第一个行动。后来，自立军事泄惨败，许多英年有为之士不幸遇难。一部分躬于其事而幸存下来的人，对清廷的反动残酷，愤懑已极。加之，事前康梁大言以巨款支持起义，事到临头，却迟迟未能接济，使起义日期一拖再拖，终至秘密泄露而失败，使众多前敌骨干惨遭杀害。一部分人便把愤怒都发泄到康梁头上，声言要与康梁“算账”。秦力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是湖南长沙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热烈追随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召，同十几名时务学堂的学生一起，赴日入梁氏所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还曾助梁编辑《清议报》。但自立军失败，他认为康梁不予及时接济，实等于出卖。自是师生反目，形同水火。遂结合其他原属励志社的一部分激进分子，于1901年创办《国民报》，专与康梁相对抗。《国民报》成为留学生所办刊物中最早反对康梁，倡言反满的刊物。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就是在该刊发表的。章太炎和秦力山等人，在当时还远谈不上自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们那种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反满主张，和掺杂着浓厚的恩怨成分的排击康梁的论调，在当时对于揭示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分野，导发革命排满论的高涨，却是起了关键性的政治作用。
应当指出，较早倡言反满的还有郑贯公所办的《开智录》，这是他利用《清议报》助理编辑的身份，附于《清议报》发行的一种小报。郑为广东香山人，初至日本是在太古洋行横滨支店当伙计，曾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因受时代风云的鼓荡而萌发革命思想，借《开智录》以发抒其大胆不羁的议论。最突出的是他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其中对于义和团的正义斗争的充分肯定，不啻石破天惊之论。且更有“排满洲之外种”的主张，反满思想已极明显。只可惜，因是附于《清议报》发行的小报，其言论光彩不免为人所掩。
主办《国民报》的人，在留日学界都有一点声望。如戢翼翚、沈翔云是有名的激进分子；杨廷栋、杨荫杭、雷奋原是《译书汇编》的主笔。他们都是庚子前即到日游学，所以资格声望在众人之上。秦力山在自立军之役，是独当一面的大将。由这些人所办的《国民报》，在思想内容上远胜过《开智录》。这不仅在于它有更多更明确的反满革命的言论（如第三期《说汉种》，第四期《亡国篇》），而尤在于它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诸如，关于国权在民，“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一国之兴亡，其责专在国民”，以及揭明国民与奴隶之区别，国民应知权利与义务等。并响亮地提出“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前仆后兴，死亡相继，始能扫荡专制之政治，恢复天赋之权利”，从而造成真正的民权世界。这些，都可算是中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见（《国民报》第二期《说国民》，第一期《二十世纪之中国》等文）。
《国民报》在第四期（也是其最后一期）上登出章太炎的《正仇满论》。由于章氏笃于国学，早有文名，所发议论不同凡响，产生了重大的鼓动作用。文章主要意思是说，满洲异种，盗占中国，其对汉人极尽屠刽、焚掠、钳束、聚敛之能事。以九世复仇之义，虽犁其庭、扫其闾，鞭其墓、潴其宫，积骴成阜，蹀血为渠，亦不为过。而今仇满者并不为此，只以其制汉不足，亡汉有余，所以必求光复汉人宗国，以达救亡图强的目的，是仅逐满，并非仇杀。文中还直接批评了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谓其拥护光绪复辟的主张是“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趋，其说之偏宕也亦甚矣”[8]。章氏以明确的反满论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相对抗，是庚子以后两种政治观念直接交锋的重要开端。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熟悉历代经典、掌故，且能融会贯通。因感受到时势的强烈震撼，蓄志革命救国。于是从自己所熟悉的群经中锻炼出自以为最精锐的武器，就是剖清人种，激扬反满复汉的民族精神。庚子年，志士集会于上海，发起所谓“国会”。太炎与会，首标反满宗旨，要求严拒满蒙人入会，特写说帖交与会中同仁。其说未被采纳，章氏又作《解辫发说》，引经据典，力辩满汉异种异俗。为反满复汉，决然解辫以明志。以后，凡宣讲反满的文字，无不谈及历史，每谈历史，无不征引经典。而其内容大旨总不离：一、剖辨种族；二、激发汉族复仇之心；三、建立汉人自立的信念。
1902年春，章太炎再度流亡日本。那时留学生中间，反满革命思想正在兴发之际，章氏立意进一步加以激励。遂与革命分子秦力山等商定，于三月十九日，组织一次纪念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活动。按，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死于1644年的旧历三月十九日，一般史书也都以这一年作为明朝灭亡的年份。照此计算，则1902年是明亡258年。然而章太炎极其强调种族观念，他要把南明的一段历史仍作为整个汉族的历史。所以，在他所写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里说：“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9]这里的辛丑是指1661年，即南明败亡的一年。章太炎取永历败亡的年份，再取崇祯自杀的日子，两者凑合而成，发起这次纪念会。既然把满清入主中国看成是汉人亡国，当然就是不承认满清政府为中国政府；既然要纪念这个所谓汉人亡国的日子，便是要表明反满复汉的决心。这样以公开的群众集会的形式表示反满革命的意志，确乎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极大胆、极富鼓动作用的重要举动。也正因此，清政府驻日使馆要求日本政府禁止举行这个纪念会。结果，纪念会未能在东京上野公园精养轩按时举行。但纪念会的宣言已通过《新民丛报》散发出去。而且，由于孙中山、梁启超直接参与支持这次活动（临近会期，梁启超申明道义支持而不具名），所以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参加进来。孙中山知道事情被阻后，于次日亲率一部分留学生在横滨补行了纪念仪式。所以，这次纪念活动虽未能按计划举行，但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从1903年的旧历新年团拜会上明显看出来。那时，正值清室贵族载振（奕劻之子）在东京。留学生举行新年团拜时，特把他请到场。而马君武、刘成禺两人当场演说，公然反满，足见留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已达到何种程度。
二 国内学界的思想异动
当留日学界反满革命的思想日益公开表露的时候，国内学界的思想也正在急遽地酝酿着革命性的变化。
革命运动的本源是在国内。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备尝身受者当然是国内的人民。而对此最敏感的自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但是，由于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宣传和组织联络都较困难，有志之士遂争往日本游学或游历，以期结识同道，共同奋斗。因此，革命的思想情绪首先在留日学生那里集聚并表露出来。可是到1902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革命思潮已在兴起，与日本留学界呈双峰并立的态势，彼此互相鼓舞，互相激荡。这对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至关重要。
本来，对满州贵族的反抗思想，在汉族人民间一直存在着。满清统治者曾大兴文字狱，企图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满意识。但这种意识却在民间继续潜滋暗长。到清朝末年，人们看到满清统治者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处处暴露其残民卖国的本性之时，这种反抗意识便逐渐公开发动起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满宣传品开始广泛流传。
我们现在就先追述一下庚子以后上海一带知识界与教育界革命思潮的酝酿与兴发的过程。
就现在所见的材料看，庚子以后，国内最早表露反满革命情绪的是1901年发生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的所谓“罪辫文”一案。大约初夏时节，该院学生团体励志社（成立于庚子年，一作浙会，又作浙学会）的成员请教习孙翼中命题作文。结果有许多学生在文中激烈抨击作为清朝顺民标志的发辫。此事为人告发，成为震动舆论的“罪辫文”案，孙翼中不得不走避日本。孙氏也是励志社的成员，该社虽未明揭反满旗帜，但其对清政府不满是毫无疑问的。其成员后来多数都成了革命党人。
反满的思潮首发于浙省知识界，不是没有原因的。据陶成章《浙案纪略》所云：“浙江为人文荟萃之地，学者多出其间；而此学者多以讲求国故，常起祖国沦亡之感。”又云：“明之末也，浙东沿海义师抗拒最烈。”[10]陶氏所说，都颇近理。相传，浙省知书之家，人死入殓皆着明代衣冠，足见其种族观念之深。所以，庚子年第一个明树反满旗帜的是浙籍国学大师章太炎，而次年便有杭州求是书院的“罪辫文”案，信非偶然。应当说，浙省人士对于清末反满革命思潮的兴发是有突出贡献的。后来，反满思想特为强烈的光复会即以浙省为主要活动基地。
“罪辫文”案发生后不久，杭州府学堂学生以不满校方专横而发生学潮。结果有汤槱、马叙伦等九名学生被开除。汤、马等随后同具有进步思想的该学堂总教习陈黻宸到了上海，在那里办起《新世界学报》，攻击专制制度，介绍世界新学术，于新学界颇有积极影响。
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思潮，在新学荟萃的上海，终于冲决专制的堤防，滚滚而来。
1902年11月，上海发生南洋公学二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的风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洋公学是以办洋务著名的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可算是国内设立较早的新式学堂。校中设备较好，学生出路通常亦颇优越。历任监督、总理、总教习都是当时的名流，如张焕纶、何嗣焜、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汪凤藻等。其中除劳乃宣、沈曾植在政治上可说偏于保守，其他人都不能说是守旧派，风潮发生时任总理的汪凤藻是同文馆出身，曾出使日本，多少有些新知识。任总教习的是姚子让，亦算得开明人士。在这样一座学堂里，何以会发生震动全国的一场退学风潮呢？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11月5日，一个平日不得人心的教习郭镇瀛到五班上课，发现教师座位上放置一墨水瓶。郭氏认为是学生有意戏污他，遂严厉诘问何人所放。然无一应者。郭在盛怒之下，限令坐在前排的学生贝致祥三日内报告实情，贝生始终不肯。该班班长以教习逼勒太甚，要求辞去班长职，意以要挟郭某。这时，有一学生暗中报告郭某，墨水瓶系伍正钧所放。郭某当即致函学堂总理，要求将伍正钧等三名学生开除。经人缓颊，郭氏坚持必须开除伍生一人。总理允准。五班学生集体要求收回成命，不果。于是群情激愤，决定集体退学。汪凤藻得知后，委派多位教习到五班婉劝。11月14日，学生们提出，如郭某仍为师长，告密某生仍为同学，伍正钧仍然斥退，三者有一，全班学生即决然出校。当日，五班学生举行告别演说会，发言者个个慷慨激昂，于申明他们退学的理由的同时，生动地表达了忧国忧时，痛恨专制，向往共和的思想和意志。其他各班学生纷纷向五班表示挽留。然而汪凤藻却于此时传下开除五班全体的命令。至此，决裂之势已成。其间，在校内颇负众望的特班教习蔡元培，曾出面力为调处。当他看到事已决难挽回的时候，勉励大家说：“诸君言行一致，以公愤而去公学，实社会进步之现象，亦学界风潮之膨胀发达使然。”[11]11月16日，全校二百余名学生怀着公愤与正义，整队高呼祖国万岁，离开学校。事后有自署“爱国青年”者编著一书，名曰《教育界之风潮》，比较全面地记叙了这次风潮的始末及其反响，为我们研究当时学界风潮的性质和意义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认真研读这份资料，可以使我们对这次风潮，乃至1902-1903年前后整个东南沿海一带频频发生的学界风潮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
书中所列学堂总理等人的罪过或劣迹，今天平心看来，都属管理制度的不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禁止阅读《新民丛报》等报刊。而所举开除学生的事件大多由细故而起。比如，有一起是这样发生的。某学生因错过就餐时间，到食堂没有吃到满意的饭菜而与厨师口角并撕打起来，校方决定开除该生，因而引起学生的不满。类此细故而致开除学生，已足见学堂教育管理上存在问题。而从学生方面说，以此小事而至于打架，可反映出其对校方管理制度的不满已积久而成怨愤。学生的这种不满来源于新思想的输入。所以，学堂禁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刊，大约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这种不容忍的情绪必定要找机会发泄出来。这些有了新思想的少年们认为，“居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天地新，大陆新，思想新，学问新，凡触吾目而动吾心者无不新。……人皆新而我独旧，耻孰甚于是？人皆新而强使之旧，痛孰甚于是？我欲新，为人所强而亦旧，悲孰甚于是？可耻，可痛，可悲之事接触于吾耳目间，而吾不思破此耻此痛此悲，非志士也，……非人也”[12]。他们说：“学生居艰难辛苦之际，阅境既广，困苦留于五中，盖有万种情绪，万斛牢愁”，“心血满腔，无可发泄”。[13]他们听说留日学界思想颇为自由畅发，对“留学生新年之会，众人艳羡万分”[14]。他们个个“以造新中国为己任”[15]；他们渴望崭新的教育，即“国民教育，精神教育”。不能忍受“浸渍于荒陋、窳朽之学术，拘迂于仁义礼乐”[16]的旧规范。他们憎恨封建专制制度，向往民主共和。以“风潮激之，见闻动之，游于共和之乡，达于共和之地，优游焉，梦寐焉，思想于是而大变”[17]。这是当时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他们虽然对民主共和还缺乏真切的了解，但对于使国家民族蒙受奇耻大辱，使他们身受不自由之苦的专制制度，却是憎恨万分。“今者新理大行，学生所好者自由，所言者革命，所恨者专制，所弃者陈臭，所乐者共和。……今乃夺其所好而与以所恨，是招学生之怨也。”[18]他们说：“今日不能脱君主专制之苦，异日即不能脱异族奴隶之苦；而欲脱君主专制之苦，必先脱学堂专制之苦。”[19]这就是导致学生起而与学堂抗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由此可以看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某些管理上的不合人意，更不在于个别教习的不得人心，而乃是剧变中的时代风云的激荡，使尚未长成的少年学生自动承担起忧国忧时，解救民族的重任。他们设立演说会、书会、任会，以爱国救国相策励。他们的思想、愿望、激情，都与循章办事的学堂旧规处于无法调和的境地，无时不可以爆发，无处不可以爆发。而且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一发而不可止之势。学生们由痛恨学堂的专制进而痛恨政府的专制，由痛恨政府的专制进而愤恨“异种人民盘踞大地”[20]，流露出反满革命的倾向。南洋公学学潮是这样，其他各地学潮亦大抵如此。
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在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创办了爱国学社，继续求学。中国教育会是这年4月刚刚成立的教育界进步分子自由组合的团体。他们起初的意思不过是想集中有识之士编辑较好的教材以供学堂之用。会中虽然有一些革命分子，但教育会本身不是革命团体。自从创办爱国学社以后，他们与志气激扬的少年学生一起，互相感发，互相激荡，遂使教育会成了吸引革命分子荟萃之所。迄至拒俄运动前夕，教育会改章，明示“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已流露出革命的味道。
南洋公学学生集体退学事件震动了整个东南学界。随后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退学事件。如浙江吴兴县浔溪公学学生得知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后，当即决议登报表示祝贺。此举受到总教习杜亚泉的干涉。恰于此时，杜氏怀挟意气，假借总董名义将平日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员辞退。学生益加愤慨，以致季考前十名受奖学生竟将奖品投之茅厕。杜亚泉怒斥学生，师生辩驳良久不得了结。总董请蔡元培调节。蔡氏以浔溪公学为私立学校，学生在校应听师长指挥，不愿受者，当听其去。遂有29名学生愤而退学。又如苏州中西学堂，以新派教师受挤辞职，遂有十余名学生随之退学。1903年春，江宁（今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也以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主义的管理制度而发生30余名学生集体退学。到后来拒俄运动起来，学潮更是层见迭出。
这些学潮的接连发生，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征兆。同时，这些学潮又为以后的革命运动预备了大批骨干分子。因此是极可注意的现象。
当时上海是国内进步与革命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这里是出国留学或留学归国的集散之地。二则这里较大的公共租界区为从事各种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远较内地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上海成了国内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最大温床。
三 拒俄运动
留日学界与国内知识界革命思想的迅速发展，是同时势的刺激密切相关的。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家危亡的局面具有特别的敏感。
1902年，有消息说，法国强迫清政府出卖广东。当时在日留学的广东籍学生闻之大为震动。郑贯公、冯斯栾等即倡组广东独立协会，并与孙中山联络，筹商进行办法。他们主张广东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这无疑是一个反满的革命行动，它对于推动粤籍留学生走向反满革命有重要作用。
对留日学界产生最强烈刺激的还是1903年的拒法、拒俄运动。
1903年春，有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向侵占安南的法国殖民当局请兵镇压云南起义，事成将以全省路矿权益为报酬。留日学界听到这一消息，愤激万分。4月28日，留日学生会馆召集评议员会议。次日即在锦辉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大会，控诉王之春的卖国罪行，揭露法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会后向国内发出函电，强烈要求清政府将卖国的王之春撤职，并废除与法国侵略者所订卖国协议。在留学生的刊物里，许多文章不但谴责王之春，而且直指清政府卖国。他们指出王之春的罪恶行径不过是效法清朝廷卖国的故智。这种宣传很容易把青年学生的愤怒引到反满革命的轨道上来。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拒俄运动，在留学生中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沙皇俄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乘机出兵侵占东三省。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按清政府与俄国政府所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沙皇政府应分期撤退其侵略军。但沙俄侵略者拒不履行协议。第一期撤兵就采取欺骗手段，没有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其侵略军。到第二期撤军期限时，不但不撤兵，且进而蛮横提出七项要求。企图永久地把东三省变成它独占的势力范围。这项消息首先被上海知识界所探知，当即于4月27日举行由十八省爱国人士参加的抗议集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得此消息后，更为激愤。4月29日上午，开过评议员会议，下午便举行了由500余人参加的抗议集会，并鼓起血勇，组织拒俄义勇队，拟赴前敌，为国效死。4月30日，上海绅商学界再度集会于张园，他们得到东京拒俄义勇队的电报，全体为之振奋，当即集合于屋外草地遥向东京留学生致敬礼。其后，绅商界人士出面组织四民总会（又称国民总会），设议事厅，以图固结民气，成一永久性民间团体，以为干预国家大事的进阶。学生界则仿东京留学生亦有义勇队之设，且着手军事训练。
此事初起，人们只是出于爱国热诚，尚未揭橥反满的旗帜。当时传闻，清政府拒绝了俄国的七项要求。热血青年们以为事机紧迫，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东京的义勇队，急不暇择，做出联络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决定。按照此事主动者之一秦毓鎏的说法，是“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军能至北方，则凡合吾宗旨之举动无不可为。有此机缘，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达我目的于万一也”[21]。意思就是说，为了奔赴前敌，必须返国到北方；而要到北方，必须有所联络，排除或消减阻力，否则必不得行。但是负责与袁世凯联络的钮永建与汤槱到天津后，袁世凯拒绝接见他们，且传闻将逮治他们两人。钮、汤两人不得不设法潜往上海。是时，外界甚至有传闻说两人已为袁世凯所杀。并传清政府根据驻日使馆的报告，认为留学生是“拒俄为名，实图革命”，曾密谕各地大员搜拿归国活动的留学生。袁世凯的拒见与清政府的密谋镇压举动，使人们进一步受到强烈刺激。于是沪上一部分特别激进的人就宣称东京留学界组织义勇队宗旨不正，仰赖政府，替满人恢复失地，是甘为满奴。这时，因遭日本警方干涉，义勇队已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赴前敌的打算既已不可行，于是改变方针，由对俄而对满，分派回国“运动员”，谋革命、谋暗杀。拒俄运动遂成推动反满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契机。当时，张继在《苏报》上发表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最可表示青年学子这种思想激化的转折。文章一开头就责备义勇队行为之不当。说义勇队之举是“代满人而拒俄，乞怜于满洲政府，愿为前驱，甘为牛马”。其实作者不一定真的认为组织义勇队的那些热血青年是为满人打算。在前引秦毓鎏等人的《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中就曾加以辩别，指出，组织义勇队的当日，叶澜演说毕，即问“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当即大呼曰“为国民”。张继对义勇队的责难，实是出于对满清政府镇压拒俄运动的极度愤慨。张继的文章继续说：“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恢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文章骂满人为游牧部落，历数其“窃夺中原”后，对汉人“钳束之酷”与“聚敛之惨”，并谴责满洲统治者盗卖汉人的江山。他得出结论说：“汉满不能两立。”“自今以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应当“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22]。这篇文章反映出，在激进的青年人中间产生了极端反满的情绪。
东京留学生在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遭到国内的讥评，并得悉清政府密谋镇压拒俄运动之后，大大激发了他们反满革命的精神。他们喊出：“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23]于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分子共商办法，决定重新确定宗旨。以秦毓鎏等15人名义发表的《意见书》，重新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宣称，根据既定的宗旨，“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反满革命的思想明确地表示出来。
在国内，拒俄运动之急遽转为反满革命运动是与上海进步知识界和爱国绅商的再度分化密切相关的。
上海是中国的一大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便取代广州成为最大进出口港。李鸿章在此设江南制造局，知识人才一时荟萃于此。甲午战后，维新运动起来，康有为在这里设强学会，梁启超且办《时务报》，士风为之大振。从此，在这里形成了进步知识界的一个重要阵地。戊戌政变，北京维新人物凋零，上海一隅因得种种客观上便利的条件，仍能保存相当一部分维新力量。戊戌时，据有《时务报》不肯交官的汪康年，实际承袭了维新派的思想路线。当时他把《时务报》改成《昌言报》，政变后又改成《中外日报》。此报在以后数年中，直到《时报》创刊以前，一直是对国内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报纸。汪康年本人也成为沪上绅商与知识界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此前，还有康、梁嫡派一些人仍留沪上，如麦孟华、狄楚青、龙泽厚，等等。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海支店是他们重要的联络机关。庚子年的上海国会，辛丑年的拒俄集会，以及上述1903年的拒俄运动，这些人大多是参与发动的活跃分子。平情而论，这些人都是爱国分子，都堪称是有心谋国的仁人志士。但此时的中国，正是险象环生，亡国无日。世局瞬息万变，人心动荡不已。昨日看来似乎可以救国的方策，今日看来可能已毫无用处。人们的思想处于急遽变动之中。而上述一班人物，此时都自视颇经一度历练，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思想比较趋向于稳定。加上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种种上层的社会关系，也成为羁縻其言行的一种客观因素。由此，青年学子们所感受到的激烈变动，他们往往不能敏感到；青年学子所产生的那种激越的情绪，在他们却不易产生，且反被他们视为浮躁，无补于世。说到底，他们不肯以自己的身名地位去做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这种实际利害关系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实际上是使他们沿袭维新运动的和平改革路线，而不肯赞成反满革命的主要原因。他们同激进青年们的思想态度上的差异，在拒俄运动中公开暴露出来了。据当时报载，4月27日的张园集会，就发生“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24]。对此，《中外日报》初则掩饰说，此事“与本日聚会之宗旨无涉”[25]。继则连发论说，诋斥他人“假义声以风动天下”，欲博“高世之名”，而全无“实心实事”。甚至污为“跳抑叫嚣，自炫自暴，唯恐人之不知，甚至哗噪扮演，有同儿戏”。似乎只有他们才真正诚心谋国，美其名曰“审势而处，量力而行，待时而动”[26]。对《中外日报》的此种议论，《苏报》特发驳论，斥其思想保守，并指出汪康年等人诋他人为煽惑，叫嚣，实际是为自免株连，而故为此论。两报的驳论，字里行间透露出分歧的焦点是在于一派主张激烈从事，一派主张不越出和平手段。在组织国民总会（又叫国民议政会）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再度暴露。创立这一组织最积极的活动分子是曾经加入英籍的华侨商人冯镜如以及易季服、龙泽厚等人。他们赋予此会一种显然与时势隔膜的性质。他们要利用此会名义致力于吁请西太后归政给光绪。这在庚子年及其以前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政治口号。庚子以后，便完全不同了。在拒俄运动中提出这种口号就更加不切实际了。急进的爱国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这样的组织自然绝对不能满意。他们已有了反满的思想，对清政府已完全不抱希望。所以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一方面的人，对此会持消极态度，而激进学生则更持鄙视态度。在国民总会的发起会上，邹容当场质问冯镜如：你是入了英国籍的，你所办的是中国人的议政会，还是英国人的议政会？弄得冯氏困窘异常。
由于拒俄运动，知识界从此判然分途。赞成急进而反满的，归入革命党人一边；主和平手段的，归入要求立宪一途。两派互相敌觇，互相排击，使反满革命论增加了一层刺激作用，因而更加高涨起来。
四 “苏报案”与反满革命思想的迅猛传播
拒俄运动所激发起来的高涨的反满革命思潮，在“苏报案”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满清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反满运动，于1903年7月，制造了牵动中外舆论的“苏报案”。
《苏报》原为日人所办，创于1896年，逾二年，中国人陈范接办。陈是湖南衡山人，在江西铅山知县任上，以教案问题被劾免职。他对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接办《苏报》便出于针砭时局，力图挽救的意图。该报对于洋溢于青少年学子中的急进革新精神颇为重视，特开辟“学界风潮”栏，尽量报道。他这种政治态度自然易与沪上维新志士合拍。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骨干们，都很信重他。蔡元培与陈范商妥，由社中师生为《苏报》撰文，苏报馆月赠一百元资助学社经费。当拒俄运动兴起时，《苏报》自然就成了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一派人的喉舌。他们曾与《中外日报》有所辩论。在爱国学社中盛涨起来的反满革命思想也逐渐借《苏报》发表出来。陈范本人也与时俱进，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感染。6月1日起，《苏报》改革，由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主笔，裁减新闻篇幅，大增论说文章，革命排满言论不再稍加掩饰。改革的第一天便喊出“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恰当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成为反满革命宣传中的一声巨雷。邹容，先以其有激烈反满活动被从日本遣返回国，到上海适逢拒俄运动兴起，便与爱国学社一起积极投入了运动。同时修订其《革命军》书稿。书中愤怒揭露满清入关以来残贼汉人、出卖国权等种种罪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创建类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极为称赞此书，为之作序，指出：“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又说：“即屠沽负贩之徒”，读此书亦“能恢发智识”。他盛称此书“所化远矣”[27]。相信此书于唤起人民种族意识，起而反满革命将发挥绝大作用。章士钊特在《苏报》载文介绍，指出《革命军》一书“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28]。此书问世，果如章太炎与章士钊所论，各阶层人士争相购阅，于是一版再版，改换多种名目，或夹印其他文字，以便销行。有人估计，是书发行达百万册以上，是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大的宣传品。
与《革命军》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宣传品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士钊把此文的一部分标题作《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登在《苏报》上。文中有斥当今皇帝为“载湉小丑”一语。太炎以布衣而指名骂皇帝，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章士钊认为此文是“太炎绝作，风行天下”。其影响于知识分子层，不在《革命军》之下。
《苏报》鼓吹《革命军》，又登章太炎骂皇帝的文章，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实属悖逆已极。至此，《苏报》宣传革命排满已毫无顾忌。
《苏报》从6月1日改革到7月7日被封禁，其间所发论说，几乎篇篇谈革命，日日倡反满。它甚至要求立即实行革命，“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29]，“率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30]激烈的反满宣传，使统治者恐惧异常，决意实行镇压。先是为压制拒俄运动，清吏曾多次策划要拿办爱国学社、《苏报》及国民总会的人。但因其领袖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陈范、冯镜如、龙泽厚等多住租界内，工部局的关节没打通之前是捕不了人的。后来，端方、魏光焘、恩寿等促使清廷发下拿办的谕旨，由上海道袁树勋奉旨与驻沪外国领事交涉。不久又加派候补道俞明震襄办此案。最后采取由清吏出面向会审公廨提出控告的办法，逼使工部局出票捕人。事前，俞明震有意将捕人事泄露给吴稚晖。工部局巡捕又径到苏报馆出示捕人名单。当时捕单有名的陈范就在馆内，而并未逮捕，仅捕去账房一人。第二次到苏报馆，章太炎自动出面声明自己的身份，才被带走。邹容则于次日自己投案。种种迹象表明，工部局与办案的某些清朝官吏，初无意认真纠办此案，想敷衍一下清朝廷便适可而止。对案内被告诸人，实有意讽其出走。真正要兴此大狱的只是被激怒的清朝廷和他的几个忠实奴才如端方之流。而革命气焰正高的章太炎等人，则从反满立场出发，也十分认真地看待此案，非要与“胡虏朝廷”公开较量一番不可。所以尽管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走避，却仍置友朋劝告于不顾，毅然面对敌人的拷索，昂头走进监狱。此案一方面表明，清朝政权已是如何的孤立，很少有人仍情愿为它效劳。另一方面表明，反满革命的好汉们，具有睥睨一切的英雄气概，压根儿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章太炎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中谈及初审日法庭情形时说：“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译宣说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一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31]此案因而成为激励革命党人反清志节，使清政府威信坠地的一大关键。
清政府不甘心自己的权威蒙受如此打击，然而“苏报案”在租界内审理，它又无法施逞淫威。因此便千方百计图谋把章、邹等人引渡到内地，予以“尽法惩治”。但租界当局不肯放弃自己侵略者的特权，所以几经交涉而终未达成协议。其间，清政府两次特发廷旨，使张之洞、魏光焘、端方、恩寿等大员为此大忙了一阵。当事情似乎刚刚出现一点松动的迹象时，突然发生革命义士沈荩被杖死刑部的惨狱。消息传出，中外震骇，外国舆论反应十分强烈，纷纷指责清政府对政治犯处罚过于残忍。租界当局以此为由，坚决拒绝引渡章、邹。沈荩的悲壮牺牲，使清廷竭力加以遏抑的反满思潮再一度高涨，因而打乱了清政府镇压革命的步伐。革命党人得知沈荩惨死的消息，同申哀悼。杨笃生曾为诗悼念，诗谓：“沈荩之血流如潮，逐胡之声愈以嚣。沈荩血肉随风靡，孕出多少革命鬼。”章太炎在狱中作《祭沈禹希文》，呼之为“圣沈荩”。惨杀沈荩，使清政府严惩章、邹的图谋彻底失败。相反，却使反满革命的风潮日逐日高。
苏报案迁延至翌年5月始判决，章太炎被判服刑三年，邹容二年。邹年轻体弱，不胜狱中折磨，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章太炎至1906年6月刑满始出狱，东京同盟会特派人迎接到日，主持《民报》。
1903年，由于国内外接连发生重大事件，人心受激，反满革命思潮遂达于高峰。拒俄运动与“苏报案”是其明显的标志。被迭次革命事件激荡起来的志士，特别是大批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冀为同胞一洒为快。其中一部分人便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秘密潜往各地策划与组织反清革命活动。有的组成暗杀团，准备以铁血对付满清统治者。但构成这一时期最大特色的，最有实绩可述的是革命宣传活动的空前活跃。许多知识分子悚于国危种亡的威胁，起而狂热地进行革命鼓吹。宣传反满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如留日学生办的《湖北学生界》（湖北籍留学生所办，后改名《汉声》）、《直说》（直隶留学生所办）、《浙江潮》（浙江留学生所办）、《江苏》（江苏留学生所办）、《游学译编》（湖南留学生所办）以及《白话报》，等等。内地青年志士所办的有《国民日日报》（《苏报》之续）、《俄事警闻》（上海）、《警钟日报》（前者之续）、《政艺通报》（上海）、《大陆》（上海）、《童子世界》（上海）、《中国白话报》（上海）、《女子世界》（上海）、《觉民》（上海）、《安徽俗话报》（芜湖）、《扬子江丛报》（镇江）[32]、《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海），等等。此外还有在香港出版的《广东日报》，在旧金山出版的《大同日报》，在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在檀香山出版的《檀山新报》，等等。这些报刊，其中虽杂有一般谈改革而语不及反满的文字，但从其总的内容看，其主旨在鼓吹反满革命则无可疑。
除了报刊以外，小册子也在此时期大量涌现。应当提到的著名宣传品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外，影响甚大的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刘光汉的《中国民族志》、《攘书》，章士钊的《孙逸仙》、《沈荩》、《苏报案纪事》，黄藻的《黄帝魂》，杨笃生的《新湖南》，等等。陈天华是一位堪与章、邹并列的，在这一时期影响大而又独具特色的革命宣传家。他以通俗浅显的文字，便于里巷口传的形式，热烈宣传反满救国，其强烈浓挚的爱国主义精神，直可动人心脾。他第一个指出了清政府已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理直气壮地起来反抗这个卖国贼的朝廷。其他如章士钊、刘光汉、杨笃生、郑贯公等等，也都堪称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们除了揭露满清统治者残民卖国的罪恶，号召人们反满革命，也初步宣传介绍了-些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这些思想，往往宣传者本人也还缺乏真切的了解。但在当时，毕竟起了指示方向、注入革命理想的作用。有关当时革命宣传的具体内容，所用的宣传手段，所发挥的社会影响，现在已有许多著述论及，本文不拟赘述。这里，我想对这一时期革命宣传的中心——“反满”问题，略作深入的讨论。
五 反满——革命宣传的中心
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无虑数百种，没有一位著作家不承认，这一时期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最突出的口号是反满。但也有一些著作认为有两个中心口号：一是反满，一是共和。还有的认为反满论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表达民主主义内容的一种恰当的形式。现在让我们重新检索一下当时的宣传家们的作品，及其所生社会影响，看看实际情形到底如何。
章太炎是这一时期最著声望的宣传家之一，又是素有根柢的学者。研究一下他的宣传品是很有意义的。
章氏毫不掩饰他的激烈的反满立场。据其自述：“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33]在戊戌维新运动高潮期间，受康梁影响，他也赞成变法。以后他自贬之为“纪孔保皇”。实则，戊戌维新运动当然不可以“纪孔保皇”来概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见清廷无状，帝、后弃都逃亡，遂断发以明绝清之志，并对戊己间（即1898-1899年）“与尊清者游”深自忏悔。[34]自此以后，章太炎发表反满复汉的议论日趋激烈。痛骂“东胡贱种，狼子野心”，“盗我疆土，戕我人民”，以为“枕戈之耻，衔骨之痛”，“斯仇不复，何以自立？”[35]而且声言，“汉族之仇满洲，当仇其全部”。主张“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36]。这类堪称极端的排满论，在太炎笔下，可谓随时随处，跃然纸上。自然，章氏终是学者，而且多少也受到西方输入的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力言排满的绝对必要性时，也往往从时势上和政略上立论。比如，他在《正仇满论》中说，“就观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砦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这是说，满洲贵族腐败已极，必将导致亡国，要救亡不能不反满。他还说：“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因此，面临外敌侵略，无人肯“伏节死义”。是以“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37]。还是从救国上立论。章氏又说：“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38]所以要变法救国必须反满。
但是考察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从政治变革上立论的极少。偶一论及，亦极简略。而其从种族上发挥，则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纵横议论，文足以服士子，情足以动匹夫。人们从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里领会的最多的恰是他的反满论，而所谓民主共和云云，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无人论及。后世学者有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发掘章氏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者。前面说过，这篇文章是章氏革命宣传的主要代表作，是他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我们不妨仔细检查一下它的实际内容。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三层意思：一、剖清满汉异种，勿忘“九世之仇”。二、论证清帝不可能变法，要变法救国必反清。三、从时势上论证革命可行而立宪不可行。全文宗旨在于驱逐鞑虏，不曾论述民主主义为何事。人们常例举太炎在论证革命可行而立宪不可行的问题时讲过的一段话。太炎说：“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这段文字是否足以证明章太炎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呢？其实，这里所谓民主，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共和的民主，尚未可知。从上下文语气语意看，可作两解。一是“民之主”，即独裁首脑之谓也。二是作为革命的纲领或目标，或即作民主制度解。在章太炎那个时代，“民主”一词，作“民之主”解，是常有事。例如，甲午战后有思痛子写的《台海思痛录》，其中有（绅民）“公请抚军暂作民主，总统全台军国重务”。又谓：“绅民以鼓乐恭送民主印旗至抚署。”[39]此两处“民主”均应作“民之主”解，若作“民主制度”解，则全不可通。又如梁启超在解释波伦哈克论及君主立宪与民主专制的区别，所用民主一词的含义时，特别明确注解道：“按波氏所谓民主者，兼大统领及帝王言之，拿破仑两帝亦此类之民主也，读者勿误。”[40]他提醒读者不可把这种所谓专制首脑的民主，同民主共和制的民主混淆起来。章太炎此文加以驳斥的康有为那篇文章（《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也多次这样使用民主一词。如谓拿破仑“既为民主，事事皆俯顺民情，而挟其兵力以行之，于是复自改君主矣”。“又不见拿破仑第三乎！始为议员则事事必言利民，新为民主，……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议员百数。”又如谓：“吾以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41]等等。这里民主均是“民之主”，即独裁首脑。太炎文中那段话，上句话说“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下句说“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上下对应，民主对枭雄，作“民之主”解，即作独裁首脑来理解，文意至顺，而作民主制度解，反不甚顺。我们再看太炎在文章末尾处竟谓：“少安勿躁，以待新皇”，可见在他内心深处仍是祈望有一个汉族皇帝出来，做“民之主”。但即使退一步讲，认为章太炎这里所谓“民主”可作“民主制度”解，试问，这里究竟能看出章太炎有多少民主主义的思想呢？甚至把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所有政论文字考虑在内，他的头脑中究竟有多少民主主义的思想呢？所以我认为不能根据章太炎使用了民主之类的词语，就断言他所宣传的反满论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应当说，章太炎是那个时期持激烈的反满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有时甚至连革命这个词都不喜欢用，生怕冲淡了他反满复汉的主题。例如，在《革命军序》中他声明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指邹容署其书名为‘革命军’——引者注）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42]他认为邹容使用“革命”一词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基本上只是光复。
从章太炎的例子看来，把反满论看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不妥当的。
类似章太炎这样，怀着排满复汉的心理加入清末革命运动的人，颇不在少数。在当时的革命刊物中，类似的反满论屡见不鲜。如《浙江潮》第九期上飞生（蒋方震）的文章《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其中说，由于现在统治中国的是异族，所以必无立宪可言。作者说，中国“果为中国人之中国，立宪可，专制亦未尝不可”。所以革命端在排满。《中国白话报》的白话道人（林獬）更明明白白地说，若是汉种人做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43]。《江苏》第六期载亚卢（柳亚子）的《中国立宪问题》说：“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甚至说：“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显然是种族问题高于一切。自然生（张继）在其《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中，指责留学生不应代满人恢复东三省，宣称“满汉不能两立”，主张“不计其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44]。应当说，持有这类激烈的反满论的人，特别是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是颇感兴趣的。只是可惜，他们大多数人的情况是闻见不少，而理解甚微。有时，在他们的文章中也力图从时势和政略上议论革命的问题，但往往被他们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反满论大大冲淡了。
最有趣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凡是读过这本仅仅两万字的小册子的人都知道，邹容倒是真正谈到了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但是，这个小册子当时那样风行一世，究竟是它的反满论的魔力呢？还是它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请出两位无可争议的最为权威的历史见证人。首先是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他在谈到《革命军》时，认定它是“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这是革命领袖在回顾历史时，对这本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所产生的主要社会影响所做的正确估价。另一位见证人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于辛亥革命，是躬身经历过来的人。而且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极以观察锐敏、思想深刻著闻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对周围事物的感受要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晰得多，深刻得多。鲁迅先生对邹容及其《革命军》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自然，他（指邹容）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尝想到共和，自然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才成立。”[45]人们也许会惊愕，怎么鲁迅竟然说邹容未曾想到共和呢？《革命军》最后不是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吗”？是的，正如我们前面先已说过的，《革命军》是真正谈到了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的。然而为什么当时读过这本小册子，并受其影响的鲁迅先生，会认为邹容未曾想到共和呢？这说明，《革命军》中关于民主共和的一点内容远不如它的反满论那么深入鲁迅的脑髓，因此不足以给他留下磨不掉的印象，也未能对他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这个事实很可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如果单凭对文字材料进行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那么所得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从发展的总趋势上说，是辩证的统一，不是等同。把历史文献当成录像带，以为在屏幕上再现其影像就是真实的历史，那是很冒险的。即以《革命军》而论，如果单纯就书论书，当然可以指出这本小册子是宣传了若干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但是当时的读者却未必都这样看，他们从这本小册子里得到的是强烈的反满思想，而不是什么民主共和一类东西。很可能当时大多数的读者对小册子中最后略述革命理想的部分并不大注意。就连鲁迅这样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且不免如此，遑论他人！这告诉我们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当时号称革命宣传家的那些人，本身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都不甚了了。有些人则完全不知为何物，有些人知道一点，却很皮毛，甚至只知道一些口号、辞句而已。因而，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笔下显得比较单调、贫乏、生涩，不足以入人脑质。相比之下，他们那饱含感情的激烈的反满论，则堪称是出色的宣传鼓动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果。而从当时的读者一方面说，那些学识未足而热血满盈的青年，对激烈的反满论，如渴极遇泉的旅人一样，而对几句生涩的民主共和之类的文字，则未必会更多用心去领会。当然，此后，特别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情况有些变化，革命党人中多少了解一些民主主义思想的人逐渐多起来了。
但需指出，在1903年前后那个时期，革命党人中也未尝没有对革命民主主义有一些清楚的认识的人。他们的反满论是建立在这些比较清楚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理想之上的。孙中山自然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还在创立兴中会的初期，他就把反满与创建共和国的目标联系起来。以后，每当他谈论革命宗旨时，特别是对外国人，他总是毫不含糊地提出建立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他指出，只因为满清统治者腐朽已极，“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绝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改良”[46]。所以他才坚决领导一场暴力反满的革命。
但是，当孙中山为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当他强调革命党人同立宪党人的界限时，他往往也不得不侧重地宣讲反满复汉的宗旨。例如，1895年，他从檀香山乘轮船赶回国内发动起义，途中，他对群众大讲“杀满洲老，复明之本旨”[47]。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的《敬告同乡书》中，也大讲“驱逐满人，恢复河山”，“革命者志在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之类的话。[48]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机敏的政治领袖，他有热烈的理想，但在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时，他很注意掌握群众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他曾举例说，甲午战争时，家乡父老曾有“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荼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49]这看上去似乎是不合情理，然而确是事实。如果我们联想一下，到了1903年，身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张继在《苏报》上痛责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是代满人收复失地，那么八九年前乡陬老人的议论又何足怪。孙中山正是了解群众的这种心理，所以，尽管他本人热烈地笃信民主共和的理想，但在号召群众时，仍不得不强调反满复汉的宗旨。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而民主共和之说不易为多数人所理解，不易打动人心。
除孙中山外，自然还有一些人多少具备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章士钊任《苏报》主笔时，议论发皇，颇多精彩。比如其《读〈革命军〉》一文，即亟亟于辩明国民主义与反满的关系。他说：“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则革命之后，各图帝制自为，民主共和就完全成一句空话了。所以他认为，应“以国民主义为干，以反满为用”[50]。即反满只能是手段，国民主义即民主共和才是目标。
另一个适当的例子是蔡元培。他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一开始即指明，满汉间纯然种族上的差别今已不存在。因此，他认为反满问题基本上不是种族问题，而乃是政略上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即是说，问题不在于复仇或尽逐满人，而在于取消作为统治者的满洲贵族的政治特权。他称这种政略上的反满是“非真反满”。这个说法对于孙中山、章士钊等来说也是适当的。他们确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满论者。但蔡元培进而宣称，所有革命党人的排满均非真反满，这就近乎武断了。诚然，革命党人中绝少在实行上主张尽逐满人或尽杀满人的。但他们的的确确怀有种族主义心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真正的反满论者是大有人在的。孙中山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说到，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多数是志在排满。“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51]前面引述的有人主张宁欢迎专制的朱温，也不要民主共和的异族华盛顿，其种族界限之严峻可想而知。蔡元培的说法，其实也是从宣传上着想。他并非不知道“真反满”者大有人在。只是他本人是切实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这可以他后来的一些言论行事为佐证。所以，他真诚地希望反清革命能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走向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为此就需要尽量减少革命的种族色彩，大力提高民众的民主觉悟。蔡氏精神高人一筹，其民主信念之纯笃，令人心敬。蔡元培是唯一不很迁就种族主义的反满论的人。章士钊虽然对民主主义有稍为切实的了解，但在他的宣传品中，也每多利用反满以求打动人心。其所著《沈荩》一书，即为适例。其书曰：“沈荩捶毙于满廷，于是舆论愈激昂，而热血愈腾涌，几若全国一致，以奔满洲。”又谓：“满洲之敢杀吾沈荩也，乃自恃其三百年窃国之权，对于四百兆为奴之种，而后杀之者也。”[52]其意均在激动汉族同胞的反满情绪。当时几乎所有的宣传鼓动家包括邹容在内，无不以排满来号召群众，“此时代性使然”[53]。章士钊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当时很流行的一本小册子《黄帝魂》曾这样说道：“《黄帝魂》选稿，范围取其广，议论取其刻，而本旨不离乎排满者为合格。”[54]又说：“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55]章氏的这些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试举一例，当时留日学生刊行一本小册子，据说是得自留美学生中某宗室，其书名《灭汉种策》，主张满汉不两立，必杀尽汉种始可无忧。为达此目的应借外力，对汉族留学生则尤主迫害。留日学生将此小册子刊行，广为散发，以求激动汉族留学生乃至国内青年起而反满。[56]笔者认为，这本小册子的来历颇可疑，极可能是假托满人口气，故意造作此书，以激动反满。此正可为“不择手段”之一例。
这就是说，在1903年前后，从事反满革命活动的人们，绝大部分是怀有反满复汉的心理的，其能不止于反满，更有反帝救国思想的人固亦不少，但中国问题远非改换朝廷种姓即能解决的。所以同反满联在一起的反帝观念，往往不能完全摆脱排外心理。只有同民主建国的目标联在一起的反帝观念，才是比较健全的反帝思想。而在当时真正了解民主建国的思想的实在极少。所以，认为民主共和与反满具有同样深入人心的影响，或认为反满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适当表现形式的说法似未必允当。
弄清当时革命党人的实际思想状况，对于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1903年前后被一派反满论激动起来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和精华所在。他们是否正确理解革命的意义，决定他们能否正确地实现革命的任务。
六 反满平议
反满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中心口号，这不是偶然的。它折射出晚清社会的性质，反映了那场革命运动的水准。一般说来，革命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动，只有基本结构发生变动才会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这正如原子结构的改变会改变元素的性质，分子结构的改变引起物质性质的改变一样。所谓社会基本结构，当然首要的就是阶级结构，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相互关系、力量配置，等等。清末的社会基本结构与传统社会结构已略有不同，有几种社会势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主要是：一、外来帝国主义势力，此种势力在中国社会有两种主要作用。第一，它是压迫力量，它同中国封建统治者联合压榨中国人民；第二，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它引起并不断加强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趋势，造成了资本主义生长的某些机会和条件。二、资本家阶级开始产生，尽管其数量甚微，但它代表新的生产关系，是推动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力量，也是各种朝向现代化的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三、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来源有四：（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培养（如教会学校、企事业等）；（二）成年知识分子接受西学影响；（三）新式学堂出身；（四）留学生。他们的总数量尚无精确统计，但至辛亥革命时止，估计总数有三万人，他们分布在各领域，起着传播新思想、推动新事业的积极作用。
必须看到，上述三种社会力量，从与传统社会力量相较量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总和仍远不及后者强大。因为三种力量中的第一种作为一种外来势力，它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相当复杂，它所能发生的促进革新的影响十分有限。它同清政府的相互勾结的一面，以及它到处激起中国群众的普遍反抗，都大大削弱了它的影响。第二种，资本家的势力，一来它力量甚微，二来它需在帝国主义与封建政权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以它总是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本能地希冀一些可望实现的小小改革。它远不足以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第三种势力，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中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逐渐达到变君主专制为立宪政制。一派主张暴力排满，推倒满清后实行民主共和。反满革命论就是发源于这派知识分子中。
本来，社会变革并非一定需要暴力革命来完成。相反，真正的社会改造，往往主要是通过扎实的改革运动来实现，暴力冲突只是插曲，或是一种补充，或是一种先导。而单纯暴力革命往往只能解决政权转移问题，并不足以完成社会改造。英国、日本、法国的历史都堪为借鉴。现在，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以上的论述，已不致被视为异端的奇谈怪论。
但是，清末中国社会何以未能给和平改革运动留有充分的机会，而迫使人们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呢？
一般来说，和平改革运动得以有成效地进行，须有如下的条件。第一，社会已生长出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第二，统治集团本身意识到改革的必要，并有发动改革的力量准备；第三，国家民族没有逼人的外部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从消极方面说会拘牵改革者，使他们不敢放胆进行改革（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新兴社会力量都会如此）；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威胁可以冲淡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使改革本身的意义大大降低，也就是民族主义会抑制、冲淡民主主义。而一切民族主义无例外地总是要从旧传统中汲取力量，从而限制革新意识。
我想，无需罗列具体事实与数字，人们不能不看到，清末的社会，上述三个条件都不具备。而外部威胁又是异常逼人的事实。因而，清末致力于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志士都是以救国为出发点。但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要救国首先要推倒满清政府，从这个卖国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国。立宪派担心革命遭致动乱，易为洋人所乘，所以力图推动清政府实行立宪，收拾民心，既可防止革命，又可渐图富强，最终达到解除外部威胁，使国家现代化的目的。但清政府是由腐败的贵族官僚集团组成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既得的权力地位，所以宁可甘为“洋人的朝廷”，也不肯放弃权力，实行真正的改革。最后终于使立宪派失望，而革命党人却赢得了群众。
革命党人靠什么去赢得群众呢？
曾经有一些出版物，认为革命党人主要是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吸引群众的。我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一文中，着力做了相反的论证。我认为，除了少数领袖和知识分子骨干人物对民主较有理解外，绝大部分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是受了“反满”的号召而投身革命的。这是因为，民主的思想基本上是少数知识分子从西方介绍到中国来的。不是中国社会发展中自身产生的观念和内在的要求，甚至力量微弱的资本家阶级（其实严格地说，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这个小小的资产者群，还谈不上是一个阶级。但除了这个习惯说法，暂时还不易找到一个为大家乐于接受的新提法），也不太热衷于“民主”，而只要求在立宪政体下多得到一些较切实的保护，得到一部分参政权。对“民主”真正表示热情的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这部分知识分子，大多数对“民主”也是热情多于理解。有人说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民主派，这其实是一个从未有人加以证明的“大胆假设”。可以说，在清末，民主的观念，还极少能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因此，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产生激动精神的力量。真正能够激动人心，可以使人振臂扼腕，投袂奋起的口号是“反满”。因为满洲贵族的昏庸腐败是人人可见的事实；满清政府丧权辱国也是历历可数的事实；满清皇室“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处处防制汉人，削弱汉人权利，也是到处可见的事实。不仅如此，“反满”的口号还唤起人们对“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的记忆。这种历史上的民族仇恨心，以现代人眼光看来虽然不那么伟大，但实际上它却是最能激动人心的。革命党人最初发动的时候，恰恰主要是依靠这一点唤起群众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一、在清末，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刚刚产生，资本家数量甚微。因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
二、民主的思想，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从西方介绍过来的，是舶来品，中国人大多数对它有生疏感。
三、清末革命运动的主要起因是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满清政府腐败卖国加剧了这种威胁。要救国，必须推倒满清政府。因此，革命党人主要是以“反满”的口号，而不是以“民主”的口号去组织和动员群众。
四、由此可见，与其说反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适当表现形式，远不如说，它是清末反帝民族主义革命的适当表现形式。
五、鉴于上述各点，辛亥革命虽然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目标，因而可以列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这个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降一格的形式中实现出来的，它是穿着厚重的民族主义外衣登台表演的。这也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足以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本文写于1990年，收入1991年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一书）
注释
[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五》，第21页。
[2]有人估计达15000人，8000人算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参见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及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两书。
[3]参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44-51页。
[4]见《苏报》1903年4月16日。
[5]见《浙江潮》第3期。
[6]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7]见《西潮》，第36页。
[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94页。
[9]《章氏丛书·文录（二）》，第48页。
[10]见《辛亥革命》（三），第10、18页。
[11]《教育界之风潮》卷八，第6页。
[12]《教育界之风潮》卷二，第27页。
[13]同上书，卷四，第5页。
[14]同上书，卷五，第17页。
[15]同上书，卷四，第13页。
[16]同上书，卷二，第31页。
[17]同上书，卷三，第12页。
[18]同上书，卷五，第15页。
[19]同上。
[20]《教育界之风潮》卷一，第2页。
[2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22]见《苏报》1903年6月11日。
[23]《游学译编》第9期。
[24]见《苏报》1903年5月6日。
[25]见《中外日报》1903年4月28日。
[26]见《中外日报》1903年5月14日。
[27]《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193页。
[28]《苏报》1903年6月9日。
[29]《苏报》1903年6月11日。
[30]《苏报》1903年6月22日。
[31]《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38-239页。
[32]《扬子江丛报》，有好几种出版物把它当成立宪派刊物，是不对的。笔者详考其内容，指明其为革命派所办刊物。详见拙著《〈扬子江〉杂志并非立宪派刊物》，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33]《与某某书》，《中国旬报》第19期。
[34]见章太炎《客帝匡谬》。
[35]《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中国旬报》第19期。
[36]见《狱中答新闻记者》，《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33页。
[37]《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三），第120页。
[38]《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199、200页。
[39]见《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1期，第33页。
[40]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85页。
[41]见《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82、483页。
[42]《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193页。
[43]见《中国白话报》第3期，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第876、877页。
[44]《苏报》1903年6月11日。
[45]《“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鲁迅全集》卷四1981年版，第129页。
[46]《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卷一，第86页。
[4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1页，按书中冯自由所述这句话是“杀满洲老，复明之江山”，而该书影印原件手迹是“杀满洲老，复明之本旨”。
[48]《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32页。
[49]《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22页。
[50]见《苏报》1903年6月9日。
[51]《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1981年第2版，第834页。
[52]见《辛亥革命》（一），第258页。
[53]同上书，第244页。
[54]同上书，第256页。
[55]同上书，第241页。
[56]永井算已：《光绪末年留学界趋势》，转见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