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统语文对话思想考察

20世纪，我国教学论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教育理论体系的借鉴和学习，而对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中的优良教学传统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本意识”和“至善实践”传统，是现代中国乃至未来世界的精神瑰宝。“至善实践”之门由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开启，之后又吸收了老庄“道法自然”和禅宗“直觉顿悟”等精神，经明代王守仁融儒道释学说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的人格养成理论，遂酝酿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解放人性、挑战生活的先声。古代思想家旨在给人们展示一个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实践审美、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精神”，以涵养美丽人格的健康发展之路。

张志公认为，关于传统语文教育，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误解，“就是先在官学或者根据官学要求所办的学塾里教学《三百千》，接下去教学儒学经典，非常狭窄贫乏，目的就在于应科考，考中了去做官，既不提倡博学多闻，也不注意语文知识”[1]。事实上，封建社会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早就提倡广泛读书，接触社会，获取多方面的知识、技能，也注意到教给学童一点必要的语文知识。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将传统的语文教育活动定名为“语文意识”，传统语文意识的基础是“正心诚意”，反对虚伪造作。[2]如《大学》提出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提出的“思无邪”“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等。“语文意识”表现了古代语文教育追求“伦理性”目的的特征。而当今的“语文教育在客观上不断‘教育学化’，即越来越适合于现代教育制度的特点（有较强的西方文化特点），其自身所面临的争议却持续不断……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忽略了在教育学‘中国化’之前先要‘化中国教育’，即深入中国传统教育的土壤中去”[3]。纵观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对话教学并没有作为独立的概念被提出，但先哲们的教育思想和语文教育实践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这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教学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和意义。正如钱穆所言，我们需要一种“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今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而“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4]。历史的智慧和知识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应该把历史的智慧和知识与当代的种种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彰显历史智识的价值，即“鉴古而知今”。

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对话思想，即以德性探究为核心的“儒家对话思想”，主张“不言之教”的内心体悟的“道家对话思想”，以智慧启迪为目的的“佛教对话思想”。从教学实践的角度我们看到，孔子“兴观群怨”的教学范式可谓对话教学的典范。继孔子之后，孟子创造性地构建了诗教释义学。明代的王阳明开辟了“主客一体”的对话哲学观。老、庄思想当中的“不言之教”及其主体内心的感悟则是对话的另一种形态；佛禅之道也非常倚重对话，并由此开辟了中国佛学的顿悟、对话之路。基于传统文化的视野，系统地研究对话教学的思想形态及其当代意义，是教学理论重建的重大课题。[5]本章将逐本溯源地发掘传统教育的对话思想，以期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资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