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现实状况

我们运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方法，在对总成本和分项成本进行全面判断基础上，对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做出了基本判断。

（一）工业总成本持续上升

1.从历史比较角度看，工业总成本持续升高

总成本水平指实现单位工业产值所耗费的成本。由于成本指总产值减去利润，因此可以用“总成本水平＝（总产值-利润）/总产值”这一公式表示。我们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产值”数据表示总产值，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数据表示利润。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成本水平呈上升趋势，“十二五”时期平均成本水平为93.53%，较“十一五”时期上升了0.54个百分点，即每实现1万元产值成本提高了54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成本水平连创新高，2011年以来总成本水平逐年上升，2014年为93.84%，是2006—2014年间的最高点；2015年升至94.24%，是2005—2015年间的最高点；2016年1—8月成本水平进一步升至94.34%，是继2015年之后的新高点（见图1-2）。

图1-2 2005年至2016年8月我国工业成本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6.10）》计算。

从成本构成看，原材料、能源和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占较大比重。由于投入产出表是全口径统计，能够全面反映工业成本总体情况和构成，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来研究工业成本结构。将投入产出表中采矿业、制造业、水电气热工业的投入列进行合并，得到整个工业的投入列即成本结构：农业、采矿业（除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制造业对工业的投入为原材料成本，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气热工业对工业的投入为能源成本，运输仓储邮政业对工业的投入为物流成本，金融业对工业的投入为融资成本，劳动者报酬为人工成本，生产税净额为税收成本。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看，原材料成本占我国工业成本的60.7%，能源成本占10.4%，人工成本占9.2%，税收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资成本则分别占4.7%、2.7%和2.3%（见表1-2）。

表1-2 中国工业成本结构

2.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总成本水平高于美国

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美国工业成本水平和成本结构。将美国投入产出表的工业总产出和营业盈余数据分别作为总产值和利润数据。计算结果表明，美国成本水平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前成本水平为80%—82%，而金融危机后在78%—80%波动，近三年来成本水平则徘徊在78%（见图1-3）。美国工业成本结构同样以原材料、人工和能源成本为主，其中原材料成本占45.8%，人工成本占26.0%，能源成本占9.7%，税收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资成本则分别占3.4%、3.1%、0.8%（见图1-4）。

图1-3 2005—2015年美国工业成本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1-4 2012年美国工业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笔者计算。

数据显示，中国总成本水平高于美国，且差距呈扩大趋势。2005—2015年，中国成本平均水平为93.25%，高于美国近14个百分点（见图1-5）。换言之，中国每百元产值耗费的成本高于美国14元。2005年，中国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这一趋势在“十二五”时期尤为明显，2011年中国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3.17%，2015年迅速扩大到15.66%。如果考虑到中国利润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利润总额”与企业会计损益表中的“利润总额”相比，还包含“所得税费用”，不完全是净利润的概念，而美国的利润总额采用投入产出表中的“营业盈余”，是净利润的概念，中国成本总额核算口径比美国小这一因素，中国成本水平实际上比美国更高。

图1-5 中美工业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从成本结构看，原材料、人工成本和能源成本都是中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材料、融资、税收、能源成本在中国成本中所占比重高于美国，人工成本占比低于美国，物流成本占比接近美国（见表1-3）。从分项成本占比看，除了人工成本比美国低12个百分点外，中国其他成本均高于美国，其中原材料成本比美国高20.7个百分点，能源成本高2个百分点，税收成本高1.7个百分点，融资成本高1.6个百分点，物流成本高0.1个百分点（见表1-4）。

表1-3 中美工业成本结构对比

表1-4 中美工业成本分项对比

（二）能源原材料成本依然较高

从历史趋势来看，中国能源价格有所降低。2008年以来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价格快速上涨，但是随着2012年宏观经济下行，各类能源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企业用能成本下降态势较为明显。中国工业者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从2008年的120.6下降到2016年的91.3（见图1-6）。2012年、2015年和2016年多次对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进行下调，平均每次调价2—3分钱，企业用电成本有所降低。2011—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8%，实现节能量6.9亿吨标准煤，^[1]相同产值能耗下降也反映出工业能源成本占总成本比重在下降。但是，随着产业增速和效益下滑，一些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能源成本压力仍很突出。

图1-6 中国工业者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统计局网站。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部分能源原材料价格偏高。由于水、电、气及少数原材料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受各级政府不同程度控制，价格与国际水平相比明显偏高。一是工业电价总体高于美国等国家。2015年工业用电均价为0.79元/千瓦时左右，美国平均水平约为0.50元/千瓦时。由于直供电政策落实不到位和自备电过网费偏高，部分用电负担较重的企业成本很高。二是受油气改革滞后影响，用气成本仍然高于美国。页岩气技术取得突破后，美国天然气价格比2004年下降了25%—35%，目前每立方米约0.7元人民币，而中国天然气供应层层转供加价，用气企业需要“先款后气”，^[2]企业用气成本约3.5元，是美国的5倍。三是中国油价降幅明显低于国际水平。国际油价从2008年的高峰140美元每桶下调至目前40美元每桶左右，下降幅度约为60%—70%，而同期国内油价下降幅度仅为10%—20%。四是部分原料价格高于国外竞争对手。国内棉花、粮食价格相对较高，但受进口配额限制，国内纺织、粮食加工等企业难以进口低价资源，生产成本明显高于国外竞争对手。

（三）生产要素成本总体偏高

1.人工成本普遍上涨

中国企业负担的人工成本主要由工资及“五险一金”等社保费用组成，前者为工资成本、后者为社保成本。^[3]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并处于较高水平，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逝。

（1）从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人工成本尤其是工资成本上升较快，社保成本虽有降低但仍然偏高

从工资成本来看，近年来，企业工资总额和人均工资不断上升。2003年以来，二者均以两位数增长，且各年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部分年份增长率虽呈下降趋势，但总体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人工成本快速上涨势头已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蔓延，西部地区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其他区域。这表明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中的工资成本一直上升，给企业增加了不小负担。

表1-5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从社保成本来看，目前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根据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得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以及不得超过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00%，缴费结构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构成。加总看，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约占人工成本的40%左右，如果加上20%左右的住房公积金，则企业缴费负担就高达60%以上。为减轻企业缴费负担，201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并根据行业风险程度细化基准费率档次，根据工伤发生率对单位（企业）适当上浮或下浮费率；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超过合理结存量的地区应调低费率。但总体来看，“五险一金”企业缴费率仅降低2%—3%，企业缴费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2）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人工成本偏高，企业负担的社保成本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从工资成本看，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已超过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已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2倍以上。近年来，中国人工成本的上升速度也远超过美国同期不足3%的年均增速。

从社保成本看，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主要是养老缴费，法律规定企业缴费比例20%、个人缴费比例8%，合计起来高达28%，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甚至远远超过了20%的国际警戒线。美国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只有6.2%，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8.25%、9.3%、10.2%，越南、泰国的比例更低，仅为月薪的2.8%—5%，就连国际上公认的高福利国家瑞典也只有9.25%。

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中国企业人工成本尤其是工资成本上升很快，社保成本虽有降低但仍然偏高。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工成本偏高，尤其是工资成本是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2倍以上，企业负担的社保成本也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这均表明中国的人工成本已上升并处于较高水平，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2.融资成本依旧较高

近年来，中国多次降息降准，并利用常备借贷便利和补充抵押贷款等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以降低融资成本。但无论从历史趋势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融资成本都依旧较高。

（1）从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融资成本偏高

从较长时期看，得益于经济体制转轨，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融资方式和渠道的逐步多样化，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来，中国进入一个降息周期，贷款基准利率多次下调。在此背景下，近几年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下降，到2016年第三季度为5.22%（见图1-7）。但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数据显示，自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实际利率总体上保持上升趋势，2014—2015年实际利率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到2016年才有所下降，与2012—2013年的水平大体相当（见图1-8）。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的上升加大了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的难度。

图1-7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1-8 经通胀（GDP平减指数）调整的实际利率
资料来源：统计局网站、Wind数据库，经计算得到。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以及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利润之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能够进一步看出企业的融资成本近年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在2012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均处于1.1%—1.3%的区间，明显高于2010—2011年0.9%左右的水平，也高于2005年下半年到2007年的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利润之比的情况也类似。

图1-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1-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利润之比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在中国较为突出。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利率一般比基准利率上浮20%—45%，并且由于银行贷款远不能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量中小微企业只能寻求正规金融以外的民间融资。温州市金融办自2012年起向社会发布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即“温州指数”，指数反映出中小微企业较为依赖的外部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利率远高于贷款利率，大体在20%上下波动。到2016年第三季度，“温州指数”综合利率已连续7个季度同比下降，仍然高达16.73%。此外，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融资成本一般也高达16%。

（2）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融资成本高于发达国家

从利率水平来看，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和改进，通货膨胀得到较好控制，使得中国贷款利率与同为新兴市场大国的俄罗斯、南非、巴西等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与欧美、日韩等主要经济体相比，不论名义贷款利率（基准利率）还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利率，中国利率水平都相对较高。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贷款年利率数据显示，到2015年，尽管中国名义贷款利率已下调至4.35%，仍比美国、韩国高1个百分点左右（见表1-6），实际利率则升至4.82%，比加拿大、意大利高约1.5个百分点，比美国、韩国高1倍多（见表1-7）。

表1-6 世界主要国家贷款基准利率

表1-7 世界主要国家实际利率

国内利率明显高于主要经济体利率及受其影响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对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构成了融资成本方面的劣势。近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升值趋势，进一步加剧企业以国内融资支持出口或开展国际业务的资金成本。这类企业寻求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意愿不断增强，但外债管理方面的现行规定，又造成了一定障碍，仅有少数企业能够利用国际市场融资降低自身融资成本，且其中包含较多金融机构，实体经济企业因此受惠的比例很小。

3.土地成本呈上升态势

从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监测价格来看，2008年以来中国土地价格呈现加速上升态势。虽然2012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土地出让价格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综合地价^[4]由2011年的3049元/平方米上升到2016年的3744元/平方米，平均涨幅4.2%。工业用地价格由2011年的652元/平方米上升到2016年的774元/平方米，平均涨幅3.5%（见表1-8）。土地价格上升直接导致了企业用地成本提高。土地成本高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的实际用地成本都很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纷纷为引进大企业提供了价格优惠的土地，或者以税收返还的方式降低企业成本，而用地成本高在中小企业表现更为突出。

表1-8 2011—2016年我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价格

续表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土地价格偏高。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美国中西部地区最低约为80元/平方米，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一些当地政府还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中国企业在美购地予以补偿，美国地价的吸引力较大。中国土地价格也高于日本、越南等国家，目前日本地价最低为614元/平方米，越南最低为280元/平方米。中国工业企业用地成本仍低于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韩国最低为903元/平方米，中国台湾最低约3325元/平方米，泰国约为765元/平方米。

4.环境成本大幅提高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和保护，企业加大了对环保设施的投入，环境治理费用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快速增加。2009—2015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由5258.4亿元增加到8806.3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由442.6亿元增加到773.7亿元，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额由1570.7亿元增加到3085.8亿元（见表1-9）。这些投入是必要的，但势必增加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投入，特别是严格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成本上升更快。

表1-9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续表

中国企业为排污支付的费用及违反环保法律的成本将呈长期上升趋势。2014年9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将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5项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1.4元，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1.2元，分别将原有标准提升1倍。^[5]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坚持重典治乱，铁拳铁规治污，并采取综合手段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2015年以来，中央成立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督察地方党委、政府环保责任的落实情况，进一步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最终将带来违反环保法律的成本上升。

图1-11 全国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征收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四）税费负担总体偏重

201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全国和各省陆续建立了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企业税费负担有所减轻，但企业税费负担总体上偏重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

1.我国宏观税负仍居历史高位

按照中国政府收入的四大账本划分，可以以四种口径来衡量中国宏观税负。从最常用的公共财政收入口径看，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税负指标仍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到2015年已达到22.21%；其他三个口径的指标值在2013年之前大体呈上升态势，近两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从最小口径看，税收占GDP比重自2010年后始终在18%以上。加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两项后，宏观税负比口径2提高了7个百分点，再加入社保基金收入，宏观税负指标又提升了7个百分点左右。总体看，近年来大力推进的各项减税降费措施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在部分口径的宏观税负上已有所体现，但目前税负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

表1-10 四种口径下的中国宏观税负

续表

2.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中国宏观税费负担较高

根据上述口径的计算，2014年中国最广义口径的宏观税负已超37%，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了主要发达国家30%—35%的平均水平。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我们进一步使用税收占GDP比重这一口径计算，^[6]分为不含社保和包含社保两个口径，同时在计算我国宏观税负值时加入政府性基金收入。^[7]计算公式如下：

基于IMF最新的2013年版GFS（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数据库的、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我们构建了以2011年数据为主体的7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集。可以发现，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含社保和含社保分别为22.5%和29.6%，而2015年中国不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水平是24.4%，包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水平为31.16%，明显高于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世界平均水平。从总体排位来看，中国宏观税负在主要国家中排序靠前，特别是中国不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水平，排在北欧典型的福利国家之后，而比大多数其他类型国家都高。对于不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指标，中国排在丹麦、瑞典、挪威、冰岛、芬兰、比利时、新西兰、意大利和英国之后，居第10位。对于包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指标上，中国排名20位。

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城镇化率、政治体制、直接税比重和人口密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的合意宏观税负水平。^[8]研究发现，中国不含社保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的经验标准为17.65%，包含社保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的经验标准为20.34%。对于不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指标，我们以上下相差5个百分点作为基准线；对于包含社保的宏观税负指标，以较为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即实际值与经验标准上下相差8个百分点作为基准线。^[9]可以发现，中国当前的实际值比经验标准分别高出约7个和11个百分点，落在了基准线之外。这进一步表明，在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条件下，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出了国际经验的合理范围，总体偏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不同，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下的高税负，这造成税负痛感更加明显。

图1-12 国际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税负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政府财政统计（GFS）数据库2013年版。

图1-13 宏观税负合理基准线（不含社保）

图1-14 宏观税负合理基准线（含社保）

3.中国宏观税负高主要体现为企业部门税负高

根据中国相关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目前中国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10]明显高于OECD国家24%—27%的平均水平。其中，增值税税率以17%为主，比亚太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近4个百分点；所得税税率为25%，而台湾为17%，泰国为10%—12%，韩国为10%—18%，日本为9%—15%，美国为8.84%。除正常税负外，企业还承担着各种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占利税总额的比重高达44.57%，比2011年提高了4.27个百分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行业、各地区企业税收负担呈现差异性特征。虽然铁矿石资源税下调至40%后，矿山企业税费负担仍达25%左右，远高于澳大利亚、巴西等竞争对手4%—10%的水平；煤炭增值税进项税率调整为17%后，煤炭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仍在12%左右，约为工业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交通物流行业“营改增”后，由于燃油、修理等支出很难取得增值税抵扣发票以及人工费等不能纳入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实际税负增长40%以上。从地区层面看，西部、东北地区税收负担最重。2014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3.89%、4.11%、6.27%、4.97%，其中，西部地区最高，占比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4倍，是最低的东部地区的1.61倍。从税金总额占利税总额比重看，2014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40.11%、45.05%、55.99%、55.09%，西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与之接近。

（五）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由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营商环境，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仍有较大下降空间。

1.从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了很多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提前超额完成本届政府承诺的改革目标。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也减少了50%—70%。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位置逐年上升。然而，由于市场规则不完善、监管措施不到位，部分企业依旧承担着较重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大多数企业还面临节能评估、安全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水资源论证、防洪影响评价等数量多、内容杂、程序繁的与行政性审批相关联的强制性服务，明显增加了企业成本。另外，由于缺乏正式制度保障和公平竞争条件，在日常市场管理过程中，一些部门和政府利用行政审批、许可管理等权力，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寻租”活动，对外来企业实行地区封锁，从而产生了较高的制度性成本。特别是对于中小城市和城镇而言，民企几乎成为当地政府行政摊派、公益募捐、活动赞助甚至接待贵宾的“主力军”。此外，历史遗留问题和企业办社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也使得国企成本负担较高。

2.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与同期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东亚文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较高，这削弱了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化程度，尤其是导致创办企业、完成破产企业等需花费更长时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化程度不仅低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而且也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且还低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泰国。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距尤其体现在了创办企业所需时间长短的差异上。2015年，中国创办企业需要的时间为31.4天，远高于韩国的4天、英国的4.5天、美国的5.6天、德国的10.5天、日本的11.2天，也略高于泰国的27.5天。

图1-15 2015年有关国家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企业破产完成时间和营商便利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六）物流成本负担较重

近年来，由于运输费用、保管费用与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国宏观物流成本有所下降。由于物流成本增长慢于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使得中国企业物流成本负担也呈下降趋势。但是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物流成本仍偏高，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从历史比较角度看，宏观物流成本有所下降

从历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近几年宏观物流成本有所下降。2015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6.0%，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宏观物流成本的结构看，运输费用、保管费用与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运输费用与GDP的比率从1991年的13.3%下降到2015年的8.6%，保管费用与GDP的比率从1991年的7.5%下降到2015年的5.5%，管理费用与GDP的比率从1991年的3.2%下降到2015年2.1%。^[11]

图1-16 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 的比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1-17 中国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与GDP 的比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在企业经营层面，近年来由于物流成本增长慢于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总体而言，企业物流成本呈下降趋势。2008—2014年，中国重点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物流成本累计增长了93.9%，但增速明显回落，由28.3%降至6.9%。同期，企业销售总额累计增长了123.7%，物流费用率^[12]降低了1个百分点，降至8.3%。^[13]总体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工业企业物流费用率明显高于批发和零售企业，下降速度也较快，2008年以来二者的差距由1.6个百分点缩小至1.2个百分点，分别降为8.9%和7.7%。^[14]

图1-18 2008—2014年重点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物流费用率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全国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报告。

2.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物流成本偏高

宏观层面，按照统一口径数据，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印度的1.3倍、巴西和墨西哥的1.4倍，^[15]这就意味着创造同样规模的GDP，中国付出的物流成本代价更高，经济运行的物流成本负担较重。从宏观物流成本的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运输费用占GDP比例为8.8%，高于美国、日本约3.5个百分点，是美国、日本的1.7倍左右；中国保管费用占GDP比例为5.8%，高于美国、日本约3个百分点，是美国、日本的2.1倍左右；中国管理费用占GDP比例为2%，高于美国、日本约1.7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的7.3倍、日本的6.7倍。^[16]企业经营层面，2014年，中国重点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物流费用率为8.3%，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偏高，大约比美国高0.6个百分点、比日本高3.5个百分点。^[17]

图1-19 2014年部分国家物流成本与GDP比率
资料来源：Armstrong & Associates，Inc。

图1-20 2014年美国宏观物流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