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

在上述民粹主义产生根源的西方理论界的三种解释中，第一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对美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民粹主义进行解释。例如，“大众参与的爆炸性扩大”应归因于“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迅速发展”；这一点尤其与20世纪初之前的美国民粹主义相符。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民粹主义生成的社会根源，则可能需要分别从上述三个“化合”因素——社会转型不畅、民族主义和精英操控——的角度节能型解释。据此，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可以划分为大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伊始到19世纪4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三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第一阶段，美国民粹主义有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宪政依据和思想源头，从而对此后各阶段的美国民粹主义发展产生规定性的影响。具体而言，美国的宪政制度设计中隐含了民粹主义的精神实质。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论及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时即对此有所论述。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即使是最好样的政府也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识到，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因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张“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控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观点则是，“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论述的核心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美国的宪政设计之中并持续影响美国的宪政建设过程，如权利法案的提出和通过等。

在第二阶段，美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正式登上美国政治舞台，其背景是因美国的现代化而引发社会转型问题——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美国建国不久之后，即面临着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间的政策争论。在中央政府层面，争论的结果是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同时也是工业立国论者）取得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中其实存在根本性的妥协，也即尊重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农业立国论者的关切。反映在宪政实践上的一个例子，是在规定奴隶人头以五分之三计算规则的同时，完全剥夺其参与投票的权利。这种妥协的不可持续性，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起步和推进，开始日益明显地在南北之间的矛盾中显现出来。一方面，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工业主义者彻底战胜了农业主义者；另一方面，工业主义北方的胜利，使得南方的农业经济更加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格兰其”运动，^[15]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并以新的民粹主义形式——平民主义运动出现。“格兰其”与民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键连接点，是源于内战后美国南方乃至西部农场主所陷入的经济困境。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平民主义运动乃是“从工业美国的血盆大口中拯救农业美国的长期而失败的斗争中的最后一场”，是“农场主对已经稳占上风的工业文明的最后反扑”；^[16]是农场主的“艰难世事造就了平民党”^[17]。

按照尼耶克尔克（A.E.Van Niekerk）的解释，“民粹主义出现于发生急剧的、根本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从而产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多方面冲突，尤其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18]因此，这一阶段的美国民粹主义，其实质是“以农场主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业及支持和包庇它们的联邦政府发起的一场民众抗议运动。”^[19]从这种意义上说，“格兰其”运动和平民党运动，既是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直接动力，也是20世纪30年代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干预角色的先声。

在第三个阶段，以自由放任为特点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性弊病，导致普遍性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由世纪之交作为美国主要“弱势群体”的农场主，扩展到20世纪初普遍性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面对这种情形，包括美国部分精英在内的群体在社会内部的比较中产生了不满情绪；值此社会变革之际，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社会群体成为精英可动员的“人民”，而“精英阶层则成为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设计者和主导者”。^[20]

美国在这一阶段里发生的两场重要民粹主义运动，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Huey Long）所领导的“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运动和60年代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所领导的“隔离”运动。^[21]朗所领导的民粹主义运动起于路易斯安那州，其社会基础是受30年代经济大萧条影响而流离失所的平民大众，运动理念是要求分享财富，以弥补大萧条中受到伤害的人。具体而言，虽然20世纪前30年里美国工业产值从1.21亿美元猛增到6.85亿美元，虽然新奥尔良的铁路等基础设施位列美国南方工业州之首，但在路易斯安那州，利益却只集中在南方少数新的财富精英手中。^[22]在这样的背景下，朗提出了“人人都是国王，但却不戴王冠”（“Every man a king，but no one wears a crown”）的口号，代表“以有限所有权和小规模为特点的资本主义”传统理想社会，来抨击像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和皮埃尔·杜邦（Pierre S.du Pont）这样的新型华尔街财富巨头，以及美国政府对这些大金融利益集团的资助。^[23]相比之下，华莱士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的失序和动荡：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在国会通过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族裔关系更加紧张；越战使得美国“一分为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接连遇刺身亡。这一切都导致了更多社会暴力的发生，从而使得（白人）中产阶级的和平生活不再安宁。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华莱士主张恢复民权运动中白人中产阶级失去的特权。华莱士的“隔离”，不仅停留在主张上，而是付诸实践。早在1948年，华莱士就带头反对当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民权纲领；1962年竞选亚拉巴马州州长时，他以强调种族隔离和经济问题而获胜；1963年6月，他“站在校门口”，阻止亚拉巴马州大学为黑人学生登记注册；1968年，华莱士发起成立独立党并代表该党竞逐1968年美国总统，结果赢得13%的选票和46张选举人票。^[24]

在这一阶段，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有限所有权和小规模为特点的资本主义”传统理想社会的崩塌所导致的草根阶层的怨怼，还是（尤其南方）白人中产阶级为失去的特权而“揭竿而起”，其根源都是社会内部的比较而产生了不满情绪，从而为精英阶层重塑美国政治提供了草根阶层的大众支持。就罗斯福新政而言，朗的“分享财富”运动既是一种补充又是一种竞争，从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就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而言，华莱士的“隔离”运动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反例；虽然华莱士重塑美国政治的“开倒车”企图归于失败，但是“隔离”运动却在以族裔保守主义为其一大特点的美国民粹主义中，起到了承前继后的作用，其阴影一直投射到今天的美国民粹主义身上。

在第四阶段，美国民粹主义发生的根源，开始明显超越其内部社会政治环境。其中的重要民粹主义运动，包括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罗斯·佩罗（Ross Perot）领导的改革党运动，1999年发生的反全球化“西雅图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爆发的共和党内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中的出现的“桑德斯现象”和“特朗普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