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粹主义概述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民主思想的一个分支，是相对于精英主义而言的，与精英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利益分配及治理方法的不同。民粹主义中的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1]

（一）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

民粹主义（运动）是“一种历史性的、世界性的现象”。^[2]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美国南部、西部的人民党激进运动以及俄国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民粹派运动。其主张是强调平民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基础”^[3]。19世纪中后期，“俄国和美国开创了世界上两个典型意义的民粹主义形式”。^[4]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民粹主义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相对于美国民粹主义只是“一幅幅贯穿于政治生活的装饰图案”，拉美民粹主义却是其“现代发展进程中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基本色调”。^[5]原因在于，“不论是权威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的，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倾的，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6]20世纪9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化转型；无独有偶，20世纪后期也出现了所谓的欧洲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或new populsim）——用来描述欧洲民粹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某种“重新回归”。之所以说是“回归”，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民粹主义的动员形式曾经被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利用。^[7]

知识分子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原因在于，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8]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试图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平民），以寻找力量的源泉。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称作民粹主义的纲领，并把孙中山称作“中国的民粹主义者”。^[9]当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仅熟悉马克思，而且尽取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最美好”的共同要素，热情地拥抱种种带有强烈乌托邦意识的社会革命理论。在这一激进狂潮中，民粹主义就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它与“五四”的激进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民粹主义的冲动。

（二）民粹主义的特点及产生根源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政治运动或政治策略。因此，从不同视角看待民粹主义，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换言之，民粹主义所具有的模糊性特点，必然导致对其或贬或褒的模糊性评判。从贬义上说，民粹主义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从褒义上说，“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常常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等。

从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来说，西方对欧美世界之外的民粹主义建构了三种解释理论。第一种理论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大众参与的爆炸性扩大，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权威，阻止了新的制度化体制的逐渐建立，并因此导致了不稳定的统治类型的产生，其中就有民粹主义，如战后亚非的民粹主义。第二种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民粹主义追求收入再分配的平等、平均目标，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第三种理论是民主化理论。该理论倾向于将民粹主义看成一种政治策略，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密的联系，这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和过程对政治起着决定和限制作用的假定不同，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分析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0]

而从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观之，以下三种“化合”而生成民粹主义的因素，更具有普遍性的解释意义。它们分别是：第一，只有文化接触而缺乏文化认同的社会转型为民粹主义的萌芽准备了社会前提；第二，民族主义在特定的外部或内部事件的演变中与民粹主义有所交融，近乎“助燃剂”；第三，精英主义是隐藏在民粹主义背后的逻辑，民粹主义在思想上的成型和实践上的展开取决于精英阶层的自觉与设计。^[11]

（三）民粹主义的类型

从类型上看，有学者将民粹主义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政治上的左翼、政治上的右翼、经济上的左翼、经济上的右翼（见表1）。

表1 民粹主义类型分析

在拉美早期民粹主义、经典民粹主义和新民粹主义（也称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三阶段^[12]中，如果说以战后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属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左翼，以20世纪90年代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1930—）、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Affonso Collor de Mello，1949—）和阿尔韦托·谦也·藤森·藤森（Alberto Kenya Fujimori Fujimori，1938—）为代表的新民粹主义属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右翼，那么21世纪以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2013）、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Néstor Carlos Kirchner，1950—2010）、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Juan Evo Morales Aym，1959—）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1945—）为代表的拉美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则可谓“回归”拉美经典民粹主义。^[13]在欧洲，20世纪上半叶，民粹主义的动员形式曾经被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当时欧洲民粹主义属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右翼。在当代欧洲三种民粹主义——包括像2000年燃料抗议运动或反全球化运动之类的社会运动动员、疑欧主义，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形式之中，第三种现象是主导形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