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先师侯仁之先生学术功绩

——为纪念仁之先生仙逝而作

先师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时50分以102岁高龄在北京友谊医院安详地辞世。当晚尹钧科学弟（与我均为“文革”前考为仁之师的研究生，比我晚两年入学）电话告知后，在悲痛之余，想得更多的还是追思仁之师之学术贡献与学术风范以及如何传承创新他的学术事业与学术思想。在决定稍后之26日与我曾任职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萍教授一道赴北京大学参加仁之师祭奠活动后，即拟就并书写好一副挽联：

倾心为创建历史地理学科理论奠基，功垂后世！

竭力对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倡言，利泽当代！

10月26日下午我与作为陕西师大西北环发院代表的张萍教授赶赴北京大学设于百年纪念堂的仁之先生灵堂进行祭奠时，又应接待人员之请，题写了挽词：

先生仙逝，遗教长存。

学生当更发愤，努力传承创新！

之后，12月6日，即仁之师诞辰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侯仁之先生追思会上，我在发言中继深情追思了仁之师引导我进入历史地理学学科门墙，又指导我深入堂奥，促使我将从事历史地理学科研究作为终生安身立命事业后，庄重地表示，当前我们唯有牢记仁之师遗教，努力完成仁之师遗愿，不断推动他参与创建的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纵观仁之师自1932年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接受洪业教授与顾颉刚教授等名师指导，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始，至他辞世之约近80年的学术生涯（除去“文革”中他遭受批判及下放到江西省鄱阳湖滨鲤鱼洲农场劳动几年），在他的富于创新性学术活动中，曾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卓越的成就，就我管见所及，最主要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前述我之挽联中提及的为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奠基与开创历史地理学之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地理两个分支学科以及为中国参与世界申遗活动倡言，并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门新兴事业发展。本文仅就这三方面的学术功绩依次陈述于后。

一 首倡建立历史地理学科，并为其理论奠基

前已述及仁之师1932年夏顺利通过燕京大学特别考试，进入历史系学习。不久因上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又于1934年春参加了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建立的禹贡学会，因而学习的旨趣就朝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方面发展。之后，他在导师洪业教授指导下撰写出本科学士学位论文《靳辅治河始末》与硕士学位论文《〈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均充分显示了仁之师治学的这一取向。以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洪业先生力促并举荐他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投师地理学名家P.M.罗士培教授。但当1946年夏季仁之师乘海轮历经两个月航行到达利物浦大学时，罗士培教授已经退休，且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即来到我国上海，参与中英两国文化交流事务。于是改投接替罗士培教授担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的H.C.达比教授，成了达比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而达比教授恰好是西方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在达比教授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观点指导下，仁之师撰写出博士学位论文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该论文正如它的中文版译者之一邓辉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3年11月出版的《北平历史地理》之“译后记”中所评论的：“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当然我们也当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仁之师选修了顾颉刚先生“中国疆域沿革史”一课，之后不久又参加了顾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也为他日后走上历史地理学研治之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也如历史地理学界同仁所公认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其英文名称曾使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一名，实际上当时学界主要研究内容还是囿于沿革地理范围内。直到仁之师1949年夏《北平历史地理》论文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并于当年9月底回到北京，紧接着于1950年7月在《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在该文中，仁之师既肯定了作为一门传统课程的“中国沿革地理”之学术内涵与价值，也指出了随着社会与学术的发展，在大学中仅讲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的局限性，因而明确提出应将旧日大学里被称作“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尽早改为“历史地理”，将之作为大学里历史系与地理系学生都应学习的必要课程。之后在1952年大陆高校院校调整中，仁之师被任命为新的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任地质地理系主任，不久，他又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率先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随之我国大陆一些高校陆续将原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才正式建立。因而可以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由顾颉刚、谭其骧与侯仁之、史念海等几位前贤共同努力创建起来的，而它正式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仁之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而该文的撰写正是仁之师既继承了我国传统舆地学与古典地理学精髓，又接受了西方新兴历史地理学理念之洗礼，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思想上升华后促成的。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建之发展历程中，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仁之师继1959年执笔撰写出《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原题为《历史地理学》，载《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理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之后，于1962年春撰成并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8卷第1期上《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该文在前两文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学科构成体系以及主要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文中明确地论述道：

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自然的景观如此，属于人为的景观更不例外。

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周围地理的变化，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那是非常微小的。

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上述理论观点的核心则是仁之师特别强调的，要着重研究人类历史时期人为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相互作用之关系，亦即要具体而又深刻地揭示人地关系规律，以之洞悉我们周围之地理环境的昨天与今天，预测并规划它的明天。这实际上已明确宣示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即为人地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之后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成为整个地理科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仁之师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促成了我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建立；而《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则为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 开创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历史沙漠地理学，成就卓著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发展历程中，学科体系逐渐完满。迄今已形成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图五大分支。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之下又各自分别衍生出若干二级分支学科，如历史自然地理之下的历史气候地理、历史地貌学、历史水文地理、历史植被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土壤地理、历史沙漠地理等；又如历史人文地理之下的历史政区地理（即沿革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其下又包括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工矿地理、历史商贸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城镇地理（其下又包括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村镇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在上述历史地理学五大分支中，仁之师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上的创获，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论述；在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图两方面也有建树，前者如在1959年即主编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后者则有由他担任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二集，先后于1988年、199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为我国城市与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开了先河。此外，仁之师还开创了历史人文地理方面之历史城市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方面之历史沙漠地理两个分支学科，且均取得丰硕成果。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仁之师研究最深，影响最大的当数对北京这座古都的研究。而对北京进行研究的情愫最初始于1931年夏末仁之师从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转学至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读高中，当在北平（今北京）火车站出站后，一眼望见黄昏中的前门城楼，立即感到一种历史的震撼，自此就与这座古城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后，他更是深深地爱上了燕园，爱上了北京。之后，通过对北平城内与郊区古物古迹的不断的实地调查，对北平这座古城认识日深，以致到1946年夏负笈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时，竟以“北平历史地理”为题撰写学位论文。该论文正如前已述及的，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城市地理专著，自然该论文也成为我国历史城市地理之开山之作。1949年秋仁之师回国后，继续以该论文为开端，直至终老持之以恒地对北京城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陆续发表出版了多篇（部）论著，还对北京城之文物古迹保护以致规划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其中不少为政府采纳，因而留下了仁之师睿智的学术思想的印记。如今之北京城不少古遗址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它们历史文化标识作用与城市生态功能，完全有赖于仁之师锲而不舍的研究与积极主动的建言献策。仁之师被京城人士与学界同仁赞誉为“北京的守望者”“认识三千岁的北京”引路人，均足当此誉。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仁之师除对北京城进行了终生以之的精深研究外，还曾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以致境外的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可以说成果丰硕，蔚为大观。还需特别指出的是，仁之师在对北京以及邯郸、承德、淄博、芜湖、华盛顿进行研究与撰述时，均以他之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从探明这座城市最初聚落形成时之地理环境入手。在之后论述城市之发展演变历程时，也都紧密结合地理环境变化，特别是河湖水系变化进行综合评析。这既彰显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特点，划清了与城市史学之界限；也突出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的鉴戒启示作用。

在开创历史沙漠地理研究工作方面，最初的发端是1958年夏秋之际仁之先生受邀出席了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西北六省区治沙会议”。嗣后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发出了“向沙漠进军”的号召，仁之师受到感召，力排沙漠地区历史文献不多，历史地理学在沙漠研究工作中无从着手和难有作为的偏见，坚持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新兴学科，参加沙漠研究，可为探明人类历史时期沙漠的扩展变化起到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这对推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自196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连续赴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与陕西榆林地区间之毛乌素沙地考察；“文革”后恢复工作，又赴内蒙古西部与甘肃河西走廊沙漠区域如敦煌等地之沙漠进行考察。并都撰写了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仁之师在对上述沙漠进行考察研究时，不仅发掘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与考古学者合作，通过沙漠中的人类活动遗迹阐明了人类历史时期这些沙漠之变化轨迹，论据坚实，论述可信，使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研究中居于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他率领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在我国沙漠地区开展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使我国北方地区沙漠之总体形成变化历程被明确揭示出来：贺兰山以西的沙漠，虽在地质时期即已形成，但在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在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共同作用下，又有不同程度地蔓延扩展；而贺兰山以东的沙漠与沙地，则大多是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因人为不当活动造成，且在形成之后还不断有新的进退变化。上述结论已为我国沙漠学界所信服接受。也正因如此，所以“文革”后仁之师即被推选为新建立的中国地理学会沙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仁之师的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不论对沙漠学，还是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沙漠的防治工作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 建言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利及当代功泽深远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于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上就讨论了有关保护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问题，并于11月16日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常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后又于1976年11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了第一届公约成员国大会，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建立了世界遗产基金。但当时我国正处于“文革”动乱的后期，对于这项其目的在通过国际合作更积极有效地保护对全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工作，国内文化与科技界有关人士竟未予闻问，政府有关部门也未予置理。但到1984年1月至9月，仁之师偕师母应邀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期间，从一些外国同行专家言谈中才得知这一讯息后，凭着他的睿识卓见，立即认定这是一件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均具重大意义的重要工作。当年回国不久，即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积极促进这项工作，并起草了一份提案，于次年4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阳含熙委员（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郑孝燮委员（当时任职于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罗哲文委员（国家文物局）的赞同支持，遂联署签名后正式提交，并获通过。在该提案中，仁之师深情地写道：

我国为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在上述的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中所拥有的具有世界性重大价值的、而且是应该积极予以保存和保护的对象历历可数，其中为举世所公认并已得到国际友人主动赞助进行维修和保护的，如万里长城和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即分别属于上述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别之中。但是我国迄今尚未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因此，也不能享受由签约国所应该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于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

鉴于上述理由，仁之师在提案中明确地建议道：

现在我国实行开放政策，除去注意引进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物质文明的各项技术、设备和资金外，也应该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我国政府很快采纳了仁之师起草并领衔提出的这一提案，并于当年12月12日我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申报工作，1999年10月29日我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2013年6月，我国大陆共有21批45项涉及26个省、市、自治区与澳门特区的65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在2012年9月，我国政府又遴选出45个项目，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与特区的114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此据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保护规划所白海峰所长提供资料统计得出）。可以说，迄今我国除上海市与海南省外，其余之省、市、自治区与特区均已有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已确定了一批项目积极申请列入《世界遗产项目》。可见这项工作涉及面之广与影响程度之深，也可见这项工作普遍受到各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与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近三十年来之工作实践业已证实，这项工作对推动我国各地对一大批文化与自然遗产之保护工作，对推动这些遗产所在地之文化建设与旅游事业，对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之文化交流，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回顾这项工作近三十年来之发展历程与所取得的进展而备感欣喜之时，不得不由衷赞佩仁之师当年之远见卓识，也不得不感谢他对我国申遗工作的首倡之功！因而人们怀着钦敬感恩心情赞誉他为“中国申遗第一人”，是实至名归，堪当此誉！

由上所论仁之师之三大学术功绩充分表明仁之师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推动它不断发展以及发挥这门学科经世致用作用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我们弟子门人与后学晚辈深切缅怀！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形势很好，学术队伍日益壮大，新人辈出，多个分支学科成果也十分丰硕。但如何推动它继续发展，仍然是摆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同仁面前一项严峻的任务。为此我们更当发愤努力，传承发扬仁之师以及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顾颉刚、谭其骧与史念海等先贤的优良学术风范，以开拓的精神、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团结互济，共同努力，尽快将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兼具文科与理科功能的一级学科，更充分发挥其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积极作用。显然，这才是对仁之师等先辈学者的最好的纪念！

2014年1月12日初稿

2月21日改定

（原文刊载于卞晋平主编《仁者之德·侯仁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