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战国前青铜器、玉器造型纹饰“回首律”

在战国前的青铜器、玉器造型中，作器者或设计者喜欢安排动物作“回首状”，似慢慢形成一种特别的“范型”或艺术表达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现象虽属屑小、细末或枝节问题，但实际上却潜寄着一种对传神、动感、曲线构形予以追求的艺术理性与审美情调，也表现了一种强调生命与活力的美学意识，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探究。

（一）铜器玉器“回首”造型及纹饰的类型

战国前青铜器、玉器造型及纹饰中的“动物回首”，主要分三个类型。

首先是龙蛇类的“回首”。尹盛平先生《神权变革一千年》书中收有一件西周“玉盘龙”佩饰件，造器者让龙的躯爪作“平铺在地”形，而其尾上翘，其颈首则上抬并转向所翘之尾，这样，一个龙回首的形象就完成了。[116]陕西蓝田辋川公社指甲湾村出土西周晚期宗仲盘[117]，盘周铸龙躯纹饰，以示有一龙蛇围绕于盘，然后由盘中伸出龙蛇的颈首，颈首再扭过来，倒啃盘沿，侧视之，恰似龙蛇回头噬咬状[118]。其他，如陕西扶风北桥出土西周晚期带流盘、上海博物馆藏春秋早期郑伯盘、春秋晚期“者尚”盘纹饰皆近似。

龙蛇类动物由于其躯干较长，在器物用途及用材上均不可能允其伸展，故令其回首卷躯，将其压缩在一定的“单元格”之内。这大概是作器者最实际的考虑。战国龙形玉佩多雕为“回头龙”，盖亦此理（图1-44）。商代青铜器上的夔龙纹，也有铸成回首状的。往往龙头回转时，其尾也钩折，整体控制在一个长方形的图案之中，形式感就出来了（图1-45）。

汉代以后“回首”龙蛇逐渐变为吉符，这在遁甲术数中有所反映。明程道生《遁甲演义》卷一《青龙回首》云：“歌曰：甲加丙兮龙回首。不问阴阳二遁，得此局更合奇门，上吉；虽无吉门，亦可用事。”卷二《烟波钓叟赋》亦讲：“丙加甲兮鸟跌穴，甲加丙兮龙回首。只此二者是吉神，为事如意十八九。”[119]

其次，鸟回首的造型及纹样亦出现较早。上海金山县出土良渚文化陶器残片上，即有鸟回首图像；只是回首鸟纹已“几何纹”化，鸟身变得修长，似蛇了。[120]到了商代青铜簋、壶等肩部弧形的装饰带上，有了规整化的鸟回首图案（图1-46）[121]。殷及西周玉器中有回首鸟，鸟儿有勾喙，呈蹲伏，回首侧目以视（图1-47）[122]。鸟回首形象发展到后来，出现了最漂亮的器物，即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铜灯。整个灯形为一只凤鸟，有冠，尾细长，铸鳞片状羽毛。它回首衔物，翅背部乃放火烛之平台（图148）[123]。汉代铜镜上也有单体的回首鸟纹。吴山先生摹绘过一些，其中一只凤鸟，鼓双翅而舞，羽尾翘扬，凤首昂起，呈回首形（图1-49[124]）；有一幅图案则作凤鸟边蹒跚走动、边回望状，甚有意味。

最后，战国前青铜器及玉器上又有鹿回首的形象。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过一件青铜甗，甗上部的鼎耳上，站着一只雄鹿，正回首顾视。[125]马承源先生介绍，鹿之回首，在青铜器上乃定型化纹饰，西周早期貉子卣上即有“鹿回顾作卧状”纹样。马先生说，此卣“铭文提到赠鹿之事，与鹿纹正相应”[126]。似“鹿回首纹”与古之馈礼有联系，的确值得深究。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有西周时期的回头玉鹿，鹿的角与耳几乎和鹿的身躯差不多大；鹿角之形与鹿的回首神态成为艺术渲染的焦点（图1-50）[127]。

汉代画像石上多沿用“鹿回首”技法。洛阳出土画像砖，有图作二鹿驰跑，一鹿首视前，一鹿首回望（图1-51）[128]。汉铜镜及瓦当中的仙鹿图，亦是鹿角长而歧、并作回头状[129]。一般回首状的仙鹿之眼都刻划得格外大，且刻的清楚、细腻（图1-52）[130]。

在徐州铜山小李村汉代画像石上，回首鹿显得特别健壮，犹似马一样，可谓别具一格。应该说，“鹿回头”不光是个形式问题，它有民间文化沉积的内涵。《云笈七签》卷三二《杂修摄》记，华佗告诉他的弟子吴普，“吾有一术，名曰五禽戏。……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131]可见，在民间流传的健身术五禽戏中，就有模仿鹿回首反顾的成分。

在古代民间巫医观念中，鹿乃仙兽，具有觅识药草的灵性。[132]明周文华《圃史》卷十说，“鹿性警烈，多别良草，常食九物。……饵药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草，是故能制散诸药也。”[133]《本草》“衔薇”条引《释名》云：“鹿衔，恭曰：南人谓之吴风草，一名鹿衔草，言鹿有疾衔此草即瘥也。”《本草》“鹿藿”条载：“时珍曰：豆叶曰藿，鹿喜食之，故名。梁简文帝《劝医论》:‘胡麻鹿藿，才救头痛之痾；麦曲芎，反止河鱼之疾。'”因此，大凡鹿徘徊返顾之地，皆有仙药灵草生于其间。故民间采药郎中特别留心鹿麋行走山间而忽然驻足返首之处。我国地名中有许多叫鹿回首岭、鹿回头关的，不是没有缘由的。

古人刻摹“鹿回首”神态，还与鹿性警怯、鹿时刻顾防袭己之物的特性有关。宋陆佃《埤雅》卷三“鹿”条云：“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备人物之害。……食则相呼群，居则环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己。”宋罗愿《尔雅翼》卷二十“麕”条记：“麕之性怯，又谓之麞。章者，张皇也。俗谓之白肉，言其白胆易惊怯。……其饮水见影惊奔。粗豪之人食其心肝者，便即小胆。”汉《焦氏易林》“益·噬嗑”说：“且如惊鹿，不能定足。”“姤·比”则云：“鹿畏人匿，俱入深谷。”马融《长笛赋》描述：“闻之者，莫不张耳鹿骇。”以“鹿骇”状人之惊顾。唐代刘禹锡《蛮子歌》道：“忽闻乘马客，恍若惊麏顾。”李商隐《行坎西郊诗》也有“廷臣列麞怯”之句。元王恽《鹿喻》诗状鹿之警疑亦云：“得远机穽地……置疑齿吻间。”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五“鹿角”条云：“鹿角者，以连枝木环营树之，如鹿角然。……《三馀赘笔》云：‘今官府衙门列木于外，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寨栅，埋树木外向，亦名鹿角。'”[134]这些对我们理解鹿类之所以好作“回首”状，都有众多启示。

后世“回头鹿”则演变为吉祥图案。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条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之行帖子。……亦驱祟之道也。”[135]可见宋时民间张贴“回头鹿帖子”以驱邪。

（二）“回首”造型及纹饰的艺术分析

1.有些器物造型、纹饰中的兽之回首，是为其特定的艺术情境所决定的：即不得不尔，而非作态。如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刻纹铜奁上有狩猎图像[136]，图中有两条狼状兽仓皇而走，惊惶之间尚回首张吻，似恐吓猎者。

这种情境在后来狩猎母题的汉画像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吴山先生《中国历代装饰纹样》收有一图，一猎者左手执剑，右手似抓住一只狼的左后爪，狼回首张大嘴巴欲噬之（图1-53）[137]。河南南阳陇西寨出土捕猎图，三人骑马、一人骑虎，追一兽；兽边逃边回首，以长长的巨吻威慑追者（图1-54）[138]。

又一块南阳画像：两人夹击一虎，一人骑马追赶，另一人率三条猎犬迎头拦截，虎不顾及拦杀者，而回头张吻向赶者发怒。[139]汉画像中还有一种戏兽图，人手中持物，故意在龙兽后惹它，龙兽每每回首以齿吻威吓人（图1-55）[140]。与兽的回首相呼应，汉画像狩猎纹中的人物回首“镜头”，也相当精彩。猎者或于马上追猎，忽见空中或地上有鸟兽逃过，于是搭箭回身相射。就那张弓的一瞬间，成了画像砖的“取象”（图1-56、图157）[141]。画像砖就在反映那“一瞬间”，非常典型地说明着中国古典艺术的时间“向度”。

2.回首造型也不单纯是出于艺术生动效应的考虑，有时它是器物本身用途或“体式”所致。从战国开始，由北方草原传入中原的青铜带钩以及后来的玉带钩，多做禽蛇龙兽回首形。上海博物馆藏凫形带钩、龙形带钩（图1-58）[142]。即是其例。吴山先生《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也有实物图样，兽头回折，自然产生“挂钩”作用（图1-59、图1-60）[143]。

新干商墓中出过一件兽面纹青铜方卣，乃盛酒器。卣的提梁一般按照造型规则铸一躬身的双首龙蛇，龙蛇身颈垂下。此卣的特别之处虺蛇的头并不下探，而是扭过颈来向上，就其头与躯而言，形成一种“向上”的“回头”。此“回头”虺蛇，乃因循卣之提梁，稍加变化而成也。[144]殷周青铜器的器耳由于是半圆环体，故多铸成龙形。但若将龙首贴于器表，会显得呆滞，故作器者时常将龙首再向外扭，成“S”形。这就形成了曲线之美，而在我们的视角中，那龙首又在“回望”（图1-61、图1-62）。若用其他动物附在器身上做器耳，亦以此法使其回首向后，同一理也。[145]

与上相近，青铜器造型中还有一种“爬附”的形式，即让龙蛇猛兽爬在器物上。有学者称之为“爬龙”纹。其实所爬器者未必都是龙蛇，有时也有虎豹之类。这种“爬附”型的龙虎，也呈回首状。《商周彝器通考》中有四虎方鼎[146]，鼎的四角攀爬着四条乳虎，竖起尖耳，似爬鼎觅食，因有所顾忌，它们在回头看动静；那神态既憨玩，又敏警。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盠驹尊情形类似[147]。尊的肩部爬一对虬龙。龙爪抓住尊肩部的环，而其首目与尊体相背，正张望着身后。又如，河北邢台出土西周戚的边缘也爬附两条回首兽[148]。

3.在一些以圆形为造型空间的器物上，动物“回首状”也比较多。战国铜镜上的蟠螭纹最典型（图1-63）[149]，蟠螭在穿绕的植物纹中回转头来。这种圆形空间中的兽之回首，在后来的秦汉瓦当上表现得较充分，一般是凶猛的虎豹大张其吻而回首，欲噬身尾后之物（图1-64）[150]。还有瓦当中的朱雀，虽无凶噬的内涵去发挥，然作成回首自观其尾羽，构思上完全因动物特性而为之；[151]不能不谓之“巧”。

4.安排“对子”化的“回首”，即由对禽、对兽构成相背而回望的艺术组合，也是战国前及后世文物造“型、饰”的常用手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接”型，如河姆渡出土的木篦上的双凤朝阳纹，实即两鸟头转颈相视的神态。龚宁先生收集到的战国嵌松石红铜壶肩部有两对鸟，作回首对吻状（图1-65）[152]。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把“触角式鸟首短剑”。此剑乃商代器，有学者把它和“鬼方”文物放在一起，称其为“鬼方剑”。剑柄顶端是两个回头相接的鸟头，鸟之喙竟相触，侧面可见双鸟圆睁的大眼。[153]后山东济宁出土的汉画像砖上有两鸟相背而回首共衔一鱼（图1-66），河南郑州新通桥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对舞人是间隔一鼓、回首对舞（图1-67）[154]，皆此型之延承。

“对子”化的鸟兽回望，第二种是不“对接”型，即一对鸟兽各自回首而不相顾。这种类型最早出现在殷代及西周初的青铜壶、簋肩部带纹上[155]。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楚王为曾侯铸和大钟，钟之“舞”上，蹲伏一对“团龙”，身躯短肥，以透雕形式铸成回首态[156]。吴山先生摹绘的西周铜器钮环以及战国铜钟钮环纹饰中，有对虎回首观望神态（图1-68）[157]，与以上类型相近。春秋时期刺绣的鞍褥面上也可见“对凤”各回首而不相顾状（图1-69）[158]。吴山先生《中国历代装饰纹样》中收一汉代铜壶[159]，壶颈部的对鸟各回其首、互反其视，也属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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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丹姆：《导论：作为一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审美人类学》，转引自《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李修建、向丽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2]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3]不少学者用“民族”的概念，如覃德清说“审美人类学是美学领域对异民族异文化或本民族本社会中的民间文化进行美学研究”,“是美学和人类学……多重交融形成的一门具有鲜明区域民族文化特色的人文学科”。（《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柳州师专学报》2008年第2期）事实上用“族群”更灵便一些，因“族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亦可以是一个民族的次级群体，如汉族人中又有客家人、广府人，也都是语言风俗自有特点的人群共同体。

[4]吴燕和：《跨越东西方的香港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第2期。

[5]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

[6]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页。

[7]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4页。

[8]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4—70页。

[9]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1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150页。

[11]贾克·马奎：《美感经验：一位人类学者眼中的视觉艺术》，台北雄狮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17、111页。

[12]Stoller and Canver,“Anthropology,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in J.M.Cordwell（ed.）,The Visual Arts,Plastic and Graphic,The Hague,New York:Mouton,1979,p.95.

[1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176页。

[14]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4页。

[15]何毛堂、李玉田、李全伟：《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6]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7]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69、81页。

[18]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7页。

[19]王杰：《审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意义》,《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

[20]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东埃术埃》中亦道：“天大无云遮，天空广又阔，星辰布满天，日出射光芒，月出夜明亮。地大无埋石，地坪广又宽，绿草铺满地，池塘水汪汪，牛羊遍地跑，庄稼长得茂。”（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21]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22]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23]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

[24]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25]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26]杨学政：《宗教调查与研究》，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986年版，第191页。

[27]杨学政：《宗教调查与研究》，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986年版，第176页。

[28]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29]周晓陆：《中国消失的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30]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31]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32]经文描写：“术女麦达苟沭命，穿上银白色小褂，套上玉碧色褶裙，系上金黄色彩带，来到蔚蓝色海边，弹起动听的金竹口弦来：‘好姑娘的好心肠呀，一心都挂在阿哥上；好哥哥的心肠硬呀，不把我放在心头上。好猎犬的好心肠呀，一心都挂在麂子上，好麂子的心肠硬呀，没把猎犬记在心呵！我心爱的阿璐哥哥呀，术家兵马都转回去了，一个术兵都没有留下，一匹术马都没有剩下了呵！’东子阿璐的灵魂做变化，变作一只利眼的白鹰，飞到东地上空旋三转，真的没有看见一个术兵，也望不到一匹术马，但他还是不放心，又钻进海中躲起来。”（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33]邓章应：《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34]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35]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36]邓章应：《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

[37]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38]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39]和钟华、杨世光：《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40]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41]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42]经文说：“魔王星命没登空思玛，奄奄一息的当儿，口服心不服，身死嘴不死，嘴里还咒骂出三句话：‘丁巴什罗你呀，虽有九十九个能干的妻子，但愿她们没有一个像我好！愿你的金板铃套烂的快，愿你的乘骑变成一匹坏马，愿你的住房经常会漏雨！'”（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43]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3页。

[44]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45]黄杨：《“美”字本义新探——说羊道美》,《文史哲》1995年第4期。

[46]张道一：《中国图案大系》（二），山东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47]后有学者称，甲骨文、金文中的“姜”字（图1-5）亦和“美”近似，与羊生育崇拜有关，可备参考。如郑先兴说：“姜像头戴羊角的孕妇，或像怀孕的羊”,“姜的本意在于……接触羊生产巫术的生殖崇拜。”（郑先兴：《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4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49]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50]美的本义是祈求顺产，是王政1996年提出的，原文《美的本义：羊生殖崇拜》，刊于《文史哲》1996年第2期。陈望衡先生评价说：“中国美学也有这种审美发生学，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这一概念，其来源有五种说法：（1）‘羊大’说。中国文化最早开发的区域在西北，那个地方的人以羊为主要食物，个头大的羊格外受到人们的喜爱，故‘羊大为美’。（2）‘羊人’说。中国古代巫术盛行，‘美’为头戴羊面具的巫师，巫师是当时社会上最有本领的人，故为美。（3）‘色好’说。‘美’字本为‘媺’字，‘媺’为美女，后转训成‘媄’,‘媄’字后简化成‘美’字。（4）‘顺产’说。商代青铜器父乙簋上，‘美’字的写法像一个孕妇。为何要将孕妇的形象与羊联系起来？因为羊是顺产的，妇女顺产则为美。（5）‘味甘’说。《说文解字》说：‘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凡甘之属皆从甘。’既然可以用‘美’来解释‘甘’，那么，也可以用‘甘’来解释‘美’。美就是甘甜。这些解释均符合审美发生学的基本原理。‘羊大’说和‘羊人’说，是影响最大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按审美发生学的基本原理，‘色好’说和‘顺产’说应为第一，这两说立足于性的吸引和种的繁衍，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应是审美最初的萌芽。……‘顺产’说关系人种的生存”。（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美”的理解》,《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收入陈望衡《美在境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9—452页）汪涌豪先生亦赞同，他说：“羊在当日先民的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所以，有的游牧民族如羌族就以羊为图腾，‘羌’‘美’形近，非为无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那就是羊生产时通常胞衣不破，滑溜顺利，母羊无大痛苦，羊羔成活率高，这在先民看来无疑是一种美。这一点，同样有实物遗存可证明。商代有一著名的青铜器叫父乙簋，簋在当时为实用器，主盛饭，兼用为礼器。它上面的‘美’字就被写成一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头戴羊角与羊骨，似在祈求生殖平顺。所以，我们看《诗经·大雅·生民》吟诵姜嫄生周的始祖后稷之事，有所谓‘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的吟唱，意思就是到了满月，那头胎生得可顺溜了，母体没有撕裂损伤。可谓无灾无难啊。其中‘达’字通‘羍’,《毛诗》郑笺解为‘羊子’，就是羊羔的意思。孔疏更指出此段文字是在说‘羊子初生之易’，由此可知，美在那个时候与先民的生殖崇拜大有关系。《魏书》记载，北朝妇女有用皮裹羊骨做头饰的，就是此风的遗存。而这种祈求生殖过程的顺美与生命的祥美，又正可解释《说文》何以用‘祥’来释‘羊’的缘由。”（汪涌豪：《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81页）

[51]卢晓辉：《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52]林少雄：《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53]林少雄：《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54]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5]蒋书庆：《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插图18。

[56]郑军编：《中国鱼纹图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57]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79页。

[58]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1页。

[59]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亨三年狮谷莲社刻本。

[60]刘志雄：《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该书作者刘志雄在记述此图时交代，摩竭鱼旋戏火珠，表现有“鱼龙变”之义。中国的摩竭鱼形象“与龙纹相似”，故此图中的二“摩竭”（鱼）戏珠是文物图案中传统的二龙戏珠的变形，似摩竭鱼吞噬宝珠即可化为龙也。因为在中国文化沉积中，龙珠关系是联连的。如《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61页）《史记·龟策列传》:“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蛟龙伏之。”（司马迁：《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27页）《初学记》卷二七引《尚书考灵曜》“赤用藏，龙吐珠。”［徐坚：《初学记》（下卷），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刘禹锡《答乐天所寄咏怀》诗中也有“骊龙颔被探珠去”的句子。（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7页）《本草纲目·鳞部》:“龙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0页）诸例皆为龙珠系联之证。

[61]任昉：《述异志》,《百子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361页。

[62]李昉：《太平御览》第四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68页。

[63]转引自张英《渊鉴类函》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页。

[64]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5页。

[65]徐建融：《彩陶纹饰与生殖崇拜》,《美术史论》1989年第4期。

[6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0页。

[67]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6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291页。

[69]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7记载过“蛇衔尾”:“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衔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尽。人击之，亦不为害。”（《涌幢小品》下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644页）

[70]古玉中的“珑”为龙形，有时作为半璧的璜形，并因龙形雕刻“龙文”。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为“珑”字下注：“瑑龙为文也。”（《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意思是：缘龙之形，刻以龙体之纹。王筠《说文句读》中，“珑”字下引《字林》曰：“祷旱玉为珑。《山海经》:‘应龙在地下，故数旱。旱而为应龙状，乃得大雨。’是以祷旱之玉为龙文也。”（《说文解字句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页）段、王皆以龙形、龙文之玉为“珑”。这种“珑”形器红山文化中就曾出土过。其中“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是标准的“珑”玉，龙体弯曲之态中透示着龙之卷缩隐伏的神性。而辽宁建平出土的那件“珑”形器，其首大拙似猪，学界因之称为“猪龙”。“猪龙”致雨的传说，一直到宋代仍在祈雨风俗中流行。苏轼《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诗就云：“岂知泉下有猪龙，卧枕雷车踏阴轴。前年太守为旱请，雨点随人如撒菽。”（《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另外，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洛阳金村出土之“珑”，中山王墓出土之“珑”，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之“珑”，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钩珑”，都是既具龙形，又在龙体上雕刻有花纹，以之祈雨。

[71]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另外，此种见解又见于另一处动物右旋的解释。欧洲中世纪教堂的窗户有开为圆形的习惯，圆形窗上画三只右旋奔跑的兔子，汉斯·比德曼说：“我们经常看到三只兔子在一个圆圈里的图画，它们的耳朵构成一个三角形——这使人很容易想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或时间的循环过程。”（《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72]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73]田旭桐：《美洲民俗民间图案》，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74]陈兆复：《原始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75]陈兆复：《原始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76]蒋书庆：《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插图。

[77]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78]陈兆复：《原始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174页。

[79]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80]古之骨瓮或地下所埋之瓮的意蕴尤其复杂。如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78“方药部”五有“神水埋瓮法”，其文曰：“先埋瓮于地中为架，架上重重安之，以瓦盆合瓮口”,“其埋瓮处，勿使妇人、小儿、鸡犬、污物犯之”,“明日欲埋瓮，今夜须宿斋净心。当埋之时，勿令妇人、小儿、鸡犬、疾病人见之，又以成、满、除日为之，复得福德建王盛洁等地埋之，最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35页）。又如，晚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记：“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时以勋戚随高宗南渡，籍临安……一日者，于门隙见双灯野外来，潜出窥之，则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孙位极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数。’儒冠者曰：‘以何为验？’曰：‘以鸡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时，鸡子出矣。’乃于怀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忆前事，往探其处，则闯然二鸡雏也。正骇异间，又见双灯遥遥至，雏已出壳，不以埋，急于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搰之，则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讐，道士迟疑良久，曰：‘或气运尚未至耶？’遂去不复返。居久之，公乃奉东园公骨瓮葬其中。二世之后，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举、贡、进士至二百数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81]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插图。

[82]赵爽：《周髀算经》（卷下）,《中华杂经集成》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页。

[83]黄伦：《尚书精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册，第158页。

[84]王与之：《周礼订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册，第726页。

[85]毛奇龄：《尚书广听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635页。

[86]秦蕙田：《五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9册，第639、806页。

[87]朱元升：《三易备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册，第826页。

[88]古人的右旋观念确与日月周行有关。唐卢肇《浑天法》曰：“日出地上，于卦在晋；日入地下，卦为明夷。乾为天，坎为水。天右旋入水为夕，则天在水下，于卦为需。”“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董诰：《全唐文》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5页）明张介宾《类经》卷23云，“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上者右行，言天气右旋，自东而西以降于地。下者左行，言地气左转，自西而东以升于天。故司天在上，必历巳午未申而西降；在泉在下，必历亥子丑寅而东升也。”（《类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6册，第467页）又如祝允明《前闻纪》记：“夫日月五星之丽天也，除太阳人目不能见其行于列宿之间，其太阴与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见之？当天清气爽之时，指一宿为主，使太阴居列宿之西一文许，尽一夜则太阴过而东矣。盖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动者，太阴过东，则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随天体也，右旋者附天体也。必如五星右旋为顺行，左旋为逆行，其顺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尹直《謇斋琐缀录》卷7亦云：“地道右旋，是以太阳次子方为子时，次午方为午时，顺行十二方而为十二时，此所以今夜之子时即为明日之初，宜也。”（分别见王熹主编《中华野史·明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531页）又如清代方浚师《蕉轩续录》卷2有“日月五星右旋”条，文说：朱子谓“历家以右旋为说，取其易见日月之度。”又谓：“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余）偶阅明《高皇帝集·七曜天体循环论》云：‘蔡氏所注《尚书》言乾旋之道，但知其肤，不究其肌……朕自起兵以来，与知天文、精历数者昼夜仰观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辩，非寻常之机。所以非寻常之机何？因与群雄并驱，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浚师案：高帝此论，确有证见，非经生家一知半解者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右旋之说本之陈祥道，不知实出高帝独断也”。（《蕉轩随录续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1页）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9也说：“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盖二十八宿经也，附天体而不动。日月五星纬乎天者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纬天右旋”。（《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吴伟业云：“天为动物，本行无不右旋为性，所循黄道，所宗黄极”［《吴梅村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朱彝尊《书传会选跋》云：“天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曝书亭集》卷4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8册，第131页）李慈铭云：“自来言天者，皆曰天左旋，日月右旋，《晋书》《天文志》乃有蚁行磨上之喻，谓磨左旋蚁右行，磨疾蚁迟，不得不西。”（《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页）日月等天体右旋运行规律对古代中国有深刻影响，古人在社会生活中常自觉模拟这一自然法则。如杜佑《通典·军礼》（二）记，射礼中有右旋之仪：“协律郎偃麾，乐止。射者右旋，东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复西阶下位。”《宋史·舆服志》记“指南车”:“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若折而东，推辕右旋。”［《二十五史》第5册《宋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又如清方绚《采莲船》描写文人置酒美人履中、饮“莲杯酒”，也依次右旋六巡。之所以“右旋者，（乃因）莲开以六月，以天道东行也。（之所以）六巡者，（乃因）莲花十八瓣，坐有六人，重之得并头莲也。”（虫天子编：《中国香艳全书》第2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900页），诸例皆为古人右旋观念受天体运行规律影响的显证。

[89]邱振声：《壮族图腾考》，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7页。

[90]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6页。

[91]司马光：《书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2册，第501页。

[92]徐乾学：《读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册，第148页。

[9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页。

[94]荆门左冢楚墓发掘报告讲：“浮雕车壁皮袋，l件（M1S:104）。仅存木质边框。……边框中段正面的一组浮雕为一龙二蛇相蟠图案，龙作一首双身，龙的两侧各有一条小蛇，蛇尾卷曲并列压住龙的双身。”（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左冢楚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刘敦愿《山西石楼出土龙纹铜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商周方鼎上多见，都是那种一首双身的神话动物……此器所见……这条龙龙身在左侧有一条两间尖细、中段粗大的带状物，不知另一个动物还是一首双身龙的另一支躯体，疑不能明，如果是后者，那也应是一种很特殊的处理方式。”［孙进已等：《中国考古集成》（三），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4页］曾侯乙墓发掘报告云：“最能表现青铜器装饰效果的莫过于尊盘。如尊的……腹及圈足在浅浮雕及镂空的蟠螭纹上，各装饰四条一首双身龙。”［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页］

[9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9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

[9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98]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彩版第15页。

[99]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100]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0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102]在战国前的双身龙纹纹饰中，还有一种形式，即龙蛇的双躯不是“一”字形摆开，而是龙蛇之首与双躯呈侧面状，与《山海经》上的肥遗形象相接近。如夏家店文化上层陶器上双身龙纹，殷墟妇好墓大型瓿（778）肩部那种“身分两歧”的夔龙纹等。另外，长沙楚帛书十二神中的“余”神，也是一首双身，只不过双身扭缠在一起。李学勤描述说“蛇首青色，口吐歧舌，首侧有伸出的四角。双身，一赤一棕，互相扭结”。由于蛇双身扭结，有“交”之象，故帛书云“取女”吉。何新先生看到了这点，他讲：“余蛇……即偶蛇也。”“偶蛇，即骈体之蛇……偶蛇，有利于婚姻。”（《宇宙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10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104]周南泉：《中国古玉断代与辨伪》（下），蓝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519页。

[105]周南泉：《中国古玉断代与辨伪》（下），蓝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519页。

[106]周南泉：《中国古玉断代与辨伪》（下），蓝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519页。

[10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

[108]谢崇安：《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11页。

[109]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110]《诸子集成》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90页。

[11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112]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页。

[11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14]陈公柔：《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15]范晔《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注引《续汉书》云：“天子葬，太仆驾四轮辀为宾车，大练为屋幙……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駈。旗长三刃，十有二旒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391页）《后汉书·礼仪志》中“大傩”条也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皀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3127页）《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条亦云：“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3144页）《隋书》卷八《礼仪志》（三）云：“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169页）此“四目”，显然为面具矣。又古人以四目者为凶异，故可辟邪。《三国志·魏书》卷1注云：操“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35页）《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记：“六月，建城县昌城田获四目龟一头，下有‘万齐’字。”（356页）《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记：“十一年夏，雉集河内县署。咸通中，吴越有异鸟极大，四目三足，鸣山林，其声曰‘罗平’。占曰：‘国有兵，人相食。'”（891页）《明史》卷30《五行志》（三）记：“嘉靖二十年，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487页）

[116]尹盛平：《神权变革一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1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118]古人刻画龙蛇回头噬咬的凶猛之相，盖缘自此类生物的实际特性。宋洪迈《夷坚志·乙》卷3“小隐蛇”条：“绍熙五年七月二日，圃人徐三……见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其长五六尺。蛇回头反啮其颔。一犬径衔蛇头吞嚼，喉间滞碍，不能伸缩，复为蛇啮舌，遽吐之。俄顷犬死，其一遭毒。不逾时，三者俱毙。蛇体黒花，方纹间之……盖蝮也。”可见，虺龙蝮蛇“回头反啮”，乃其性（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页）。

[119]金沛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

[120]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121]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122]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123]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124]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457页。

[125]尹盛平：《神权变革一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2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335页。

[127]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70页。

[128]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图1-512之鹿颇似“两头”，或与古代“两头鹿”神话相关。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一“茶苜机”条云：“藏器曰：按张华《博物志》云：茶苜机出永昌郡，是两头鹿名也，似鹿两头。其胎中屎，以四月取之。范晔《后汉书》云：云阳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华阳国志》云：此鹿出云阳南郡熊舍山，即余义也。时珍曰：按盛弘之《荆州记》云：武陵郡云阳山、点苍山产两头兽，似鹿，前后有头，一头食，一头行，山人时或见之。段成式《杂俎》云：双头鹿矢名耶希。夷人谓鹿为耶，谓屎为希。按：《唐韵》屎字又音希，即此义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5页）

[129]凡鹿属角歧繁乃灵性之征，古人每每记写。唐韦应物《述园鹿诗》:“麑班始力直，麚角已苍然。”宋黄庭坚《题罗公山古柏庵》:“千角鹿死尚精神。”金李俊民《驯鹿赋》:“有足而歧，有角而枝。”明田艺蘅《白鹿赋》:“会何事于犄角，顾标枝而容与。”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云：唐京师安国寺释元康，“先居山野，恒务持诵观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歧，厥形绝异。康见之，抚而驯伏，遂豢养之，乘而致远，曾无倦色。”（宋赞宁：《宋高僧传》上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页）清张廷玉《骈字类编》“鸟兽门·麢羊”条云：“按王安石《字说》,‘……（麢）独栖，悬角木上以远害，可谓灵也，故字从鹿从灵。”［张廷玉：《骈字类编》（第11册第213卷），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9页］鹿若独角，亦灵贵之物。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征志》记：“太祖登国六年十二月，上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是诸国将并之应也。'”又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献一角鹿。”“神龟元年七月，徐州献一角鹿。”（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31页）《太平御览》906卷“鹿”条：“《交州记》曰：‘合浦口有麛，角当额上，戴科藤一株三四条，长可一寻。射师从禽，每见而不敢射。'”［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14页］宋代董逌《书东丹王千角鹿》云：“秘阁有李赞华画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长三倍其身，觰触斗立，群角森列，故画录号千角鹿，其实则角上而横出者众也。崇宁四年，诏下秘阁收其画以入，使者疑其状且求其说，古有是类者当得其名，以备顾问所及。余谓邪希有鹿，两头而角且千（杂俎），云南郡有神鹿，一身两头而角众列（华阳国志），合浦有鹿，额带斜藤一枝，四条直上各丈，人以为角，条支桃枝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为辟邪拔，《道书》有两头鹿，其角且千，皆古之异鹿也。此画得之，殆为瑞应而出者邪！条录谨上。”［（宋）董逌：《广川画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页］

[130]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131]张君房：《云笈七签》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31页。

[132]徐珂《清稗类钞》植物类记：“鹿衔草，产云南之顺宁。以牝牡二鹿之交也，牡则惫不能起，牝衔是草以喂之，牡顿起，因以得名。可入药。”（徐珂：《清稗类钞》第43册，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57页）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记：“木兰为较猎之所，又谓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冠鹿角冠，夜半于旷山中吹哨作牡鹿声，则牝鹿衔芝以哺之。盖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于死，死则牝鹿啣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4页）

[13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1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89页。

[134]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79页。

[135]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页。

[136]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37]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

[138]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139]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83页。

[140]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页。

[141]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226、232页。

[14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143]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540页。

[144]尹盛平：《神权变革一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45]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301、302页。

[14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14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48]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49]龚宁：《中国历代器物图案集成》上册，台湾南天书局1994年版，第262页。

[150]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56页。

[151]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61页。

[152]龚宁：《中国历代器物图案集成》上册，台湾南天书局1994年版，第271页。

[153]尹盛平：《神权变革一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54]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155]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15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157]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第二册，第66页。

[158]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一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159]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