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秽貊、夫余筑城研究综述
一 秽貊、夫余前期王城研究综述
秽貊族系的貊族在东北历史上很早就已开始筑城。目前已在辽东地区发现大量以大石棚、石棺墓、石盖墓等石构墓葬及夹砂褐陶平底器、青铜短剑等为典型器物的秽貊族遗存。这些遗存附近还往往分布着一些青铜时代的石筑山城，这些山城应是秽貊族所建。一些山城为后世高句丽所沿用。学术界关于秽貊族山城的研究还极为有限。王绵厚在《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山城》一文中认为秽貊族以“环山围壕”和“石垣聚落”为主要形式的石构建筑是高句丽山城的“近源”。一些学者也已开始注意到吉林市东郊南城子、龙潭山、东团山等夫余筑城中，早于两汉时期夫余的西团山文化因素，说明这些古城应是秽族始建，即文献记载的“秽城”。但目前还未见秽貊族山城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关于夫余筑城的研究，由于未能发现更多的夫余聚落遗存，因此对夫余筑城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夫余王城。夫余在历史上曾多次迁徙，其政治中心遂不断迁移。关于夫余王城的记载主要见于《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346）春正月”条：“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败，西徙近燕，而不设备。”因此，传统上学术界将夫余王城分为“初居鹿山”的前期王城和“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两个阶段。近来姜维东、赵振海提出了夫余王城四迁说。[1]笔者以学界公认的夫余王城分前、后两个时期为准。文献亦有记载，“北夷”索离国王子东明南下秽地建立了夫余国。因此，应将索离国与夫余国的王城置于一个筑城史体系中予以综合考察。
近年，笔者与王绵厚等先生对夫余前身北夷“索离国”及夫余初期都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绵厚认为宾县庆华古城的文物形制及年代与文献记载的汉和汉以前的夫余分布区大体相当，推测该古城是“北夷”橐离国故地的王城。[2]笔者初步推定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可能是夫余初期建国的前身“北夷”橐离国的所在地。位于其正南方的宾县庆华堡寨则是索离国王子东明王南渡掩滤水后的初都之地，后再迁至今吉林市东郊。[3]东汉王充的《论衡》、曹魏鱼豢的《魏略》均记载了夫余王东明王自索离国出走、渡掩滤水而建夫余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目光投在了东明王南下而居鹿山建国的史实研究中，而对东明王南下前的定都情况及索离国的政治中心关注甚少。笔者认为文献中的掩滤水主要就是指今日东流段的松花江，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与宾县庆华堡寨遗址正好隔江一南一北分布，且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年代早于庆华堡寨遗址，也符合索离国早于夫余国的史实。因此，笔者在学界将今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西团山作为夫余前期王城的基础上，在其与索离国年代断限之间提出了东明王初都于宾县庆华堡寨的观点。还需特别指出的是，笔者于2010年夏季对以黑龙江省北安市为中心的乌裕尔河流域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石器——石耜。这种石耜的年代、形制与吉林市西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耜几乎一致，这说明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地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又很可能与橐离国和夫余国的关系有关。在北安市和吉林市之间，隐藏着橐离国王子南下秽地建立夫余国的神秘历史。[4]
对夫余前期王城的探索其实主要就是考据“鹿山”的地望。学界已基本认可“鹿”通“夫”，“鹿山”即“夫山”，为“夫余之山”的简称。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普遍将夫余前期王城定位在农安。这主要是源自《新唐书》“扶馀故地为扶馀府”的记载，《辽史》中有“东京龙州黄龙府，本渤海夫余府”的记载。成书于晚清的《吉林通志》谓“扶余府，今长春府，农安县境”，因此长期以来将农安作为夫余府即夫余王城之所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对夫余前期都城的探索可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学界关于夫余前期王城的大讨论。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东郊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南城子古城等夫余筑城以及帽儿山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所有治夫余史学者均将目光聚焦于此。
龙潭山山城位于吉林市东郊的龙潭山上，山势陡峻挺拔，最高峰“南天门”海拔388.3米。山城依山势修筑而成，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周长约2396米。城墙用黄土和碎石混合而筑，仅西侧一段为纯黄土筑成。山城西、南、北三面的凹状处各设有一门，其中西门位于今盘山公路山腰处，此门应为正门，残宽近24米。南北两门为便门，在山城四面各突出地方均设有平台，其中以南平台最高，俗称为“南天门”。山城内出土了大量青铜时代、高句丽、渤海、辽金时期的遗物，说明此城沿用时间较长。[5]东团山位于吉林市东郊江南乡永安村，是一座海拔仅50余米的圆形小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文信先生就对其进行了调查，在《吉林附近之史迹及遗物》一文中记述了考察时发现的五铢钱、铜镜、玉饰、琉璃耳饰、灰陶瓦当、陶耳杯、陶灶、陶甑等汉代遗物。新中国成立后对其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南城子古城。近年来，吉林省文物工作者对南城子古城形制进行了实测，可知南城子古城形状近圆形，有三道围垣，无西墙，而是以东团山边缘为墙。此城设有南北二门。城墙唯有东南墙保存较好，残高5—6米，其余皆坍毁严重。
帽儿山墓地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裕民村附近的帽儿山附近，因形似草帽而得名。墓地以帽儿山为中心，北起龙潭山南麓，南至南山南坡和陵园下西北坡的建华村，西至松花江，东至西山、帽儿山和南山的南坡。墓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目前已知分布着4000余座夫余时期的墓葬，推测墓葬总数应超过1万座，自北向南分为龙潭山、西山、帽儿山、南山四个墓区。1980年，吉林市博物馆为配合吉林市送配电工程公司在帽儿山的基建活动，抢救性地发掘了三座墓葬。1989—1997年大约10年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物管理处的配合下，对帽儿山墓地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共计发掘墓葬200余座。帽儿山墓地墓葬形制有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土坑火葬墓、土坑积石墓、土坑石圹墓等六种类型，其中土坑木椁墓数量最多，内部填充以青膏泥。这次发掘出土文物共计4000余件，品种丰富，造型精美。陶器有盆、罐、壶、豆、纺轮等，主要为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褐陶；铁器有镢、铧、环首刀、削刀、锥、矛、箭镞、剑、甲片、马衔等；铜器有权杖、铜镜、泡饰、车辖、锸等；金银器也出土较多，有金牌饰、金管饰、金片饰、金泡饰、鎏金马镫、银指环、金银耳饰等；另外还有漆器、木器以及玛瑙珠、玛瑙管等玉石器。新莽“货泉”钱币的出土，说明帽儿山墓地一部分墓葬时间已至两汉之际。[6]
揭开30多年前夫余前期王城研究大讨论序幕的正是著名东北历史地理学家李健才先生（已故）。他首次提出了夫余前期王城应位于今吉林市附近的观点。[7]随后，武国勋在李氏之说基础上，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此说，正式提出吉林市东团山及南城子古城就是夫余前期王城。[8]随后，马德谦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表示赞同，并认为南城子古城应为王城，东团山至龙潭山之间应为外郭区，龙潭山是防卫城。[9]董学增指出吉林市东团山至龙潭山麓的临江岗地是夫余前期王城，南城子应是宫城遗址。[10]魏存成认为：“吉林龙潭山山城自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始一直是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文化中心。西团山文化之后便是汉代文化，夫余政权前期的王城便在此地。”[11]翟立伟[12]、李东[13]等认为东团山、南城子古城均地域狭窄，不适宜居住，龙潭山山城应为夫余前期王城[14]。张福有[15]、黄斌、刘厚生[16]、薛虹、李澍田、李治亭[17]也都赞同吉林市东郊古城群系夫余“初居鹿山”的说法。秦丽荣等认为以龙潭山为主体、包括东团山、帽儿山和龙潭山火车站在内的“三山”地区为夫余全盛时期的故都。[18]截至目前，吉林市东郊古城群作为夫余前期王城的观点已基本为学界所认可，帽儿山墓地的发掘更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然而，虽然吉林市东郊诸古城及墓葬为学术界探索夫余前期王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线索，也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张博泉先生就从10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19]很有代表性。三江指出西团山文化在汉代出现中原汉文化因素，东汉时期又部分被老河深文化所取代，与夫余“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的历史事实不符。且今吉林市一带属于汉代疆域，不可能允许存在少数民族政权[20]。孙进己认为夫余最初建国地点应在辽宁西丰城子山古城的凉泉文化类型可能是早期夫余城文化遗存。[21]李德山等学者亦认为农安应是夫余的第一座王城，也是主要王城；第二座王城尚难以确定，但其时间、规模都不会超过农安。[22]刘宁认为南城子的规模及未发现宫殿建筑遗址与王都性质不符，南城子古城三道围垣的形制说明该城很可能是作为守卫帽儿山墓地的军事卫城或祭祀场所，类似“陵邑”的性质。[23]王洪峰亦认为：“以上诸城中的某城能够出土如耳杯玉器之类的高等级文物，抑或发现有瓦顶建筑及堪称‘宫室’的建筑群，则王城已可定谳，但目前尚无法确指。”[24]
二 夫余后期王城研究综述
夫余受外族入侵而自初居之地鹿山“西徙近燕”之地，是为夫余后期王城。这里所说的“燕”应是慕容鲜卑所建立的三燕政权。关于夫余后期王城的地望，由于史籍记载的阙如，史学界争论颇多，至今尚未有定论。综合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吉林省农安说。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池内宏提出这一观点。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考订：“扶余府黄龙府即今农安城无疑。”即以农安为渤海扶余府、辽金黄龙府逆推该地为夫余后期王城。李健才对夫余后期王城位于农安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说。[25]李治亭[26]、都兴智[27]等学者均赞同此说。尽管学界对夫余后期王城的探索仍然莫衷一是，但农安说似是较主流观点。
其二，辽宁省西丰城子山山城说。此说最早由李文信在《辽宁史迹资料》[28]中提出，但未作详细论证。时隔近30年后，王绵厚[29]、周向永[30]先后进一步论证了李氏观点。
其三，辽宁省昌图四面城说。这一观点由金毓黻始提：“至所谓西徙近燕者，愚谓即后来高句骊之夫余城，唐征高丽，薛仁贵所拔之扶余城，即是处也。盖夫余国初都于今吉林农安县附近，正为辽金时代之黄龙府，其后为高句骊所侵，不得已而西南徙，居于今四面城（在今昌图县北四十里）即为后来之夫余城，通鉴所谓西徙近燕，即指此也。”[31]
其四，吉林省四平一面城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案《辽史·地理志二》称，‘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据此则辽之通州应为《通鉴》所记西徙近燕之夫余王城故址所在，其地今为吉林省四平市西侧之一面城古城，参看辽图说明书通州条。”[32]
其五，吉林省柳河罗通山城说。王绵厚在《高句丽古城研究》一书中认为：“罗通山城应是松花江上游通向高句丽集安和北上‘夫余’腹地的重要大型中晚期山城。从其地望和遗物看，可初定为高句丽继承夫余后期王城之‘夫余城’，并可能为后代沿用过。”[33]
其六，吉林长春宽城子古城说。此说见于董玉瑛《宽城子初探》及王兆明《关于“宽城子”古城的初步探索》。[34]
其六，辽宁省开原说。该说在学术界亦有一定影响力，代表性学者是刘兴晔。他使用清代中朝等文献，结合明代在开原边外设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等史实，认为夫余后期王城位于开原附近。值得注意的是，开原市至今仍有夫余大队、夫余村、夫余小学、夫余街、夫余公园地名称。
其八，吉林省辽源市龙首山山城说。辽源龙首山城位于辽源市区东部的龙首山上。山城东、南、西三面地势开阔，北面则连接起伏的群山，东辽河自东向西绕城而去。山城城垣依龙首山山势叠土修筑而成，呈椭圆形。古城周长约1200米，西墙保存较好，东、南、北面城垣破坏较为严重。古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尚能辨别角楼痕迹。门址发现两处，北门位于北墙西段靠近西北的角楼处，西门位于西墙中段偏南位置。城内出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高句丽、渤海、辽金、明清各时期遗物，尤以高句丽文物为多。[35]近年来，张福有等学者首倡辽源龙首山山城新说。他认为《新唐书》中的“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并非“夫余府即夫余故地”之意，而是在夫余故地中设夫余府之意。他以夫余前期王城为吉林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山城（九站南山城）构成的“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推测夫余后期王城也应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辽源龙首山山城、工农山山城、城子山山城亦是上述格局。附近发现的东辽县石驿彩岚和西岔沟夫余墓地，则成为这一地区作为夫余后期王城的重要佐证。[36]但王洪峰认为今辽源距慕容燕都城即今朝阳过远，并非“近燕”。[37]可见龙首山山城说仍有疑点。笔者以为，张氏之论不无道理，但推测成分较大，特别是关于后期王城形制与前期王城的关系，论据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