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秽貊、索离与夫余筑城研究
第一节 “北夷”索离国及夫余初期王城考
自19世纪末以来，大凡治中国东北史的中外学者，在研究和考证夫余族源及其夫余王国的初期王城的同时，无不涉及“北夷索离国”（又写作“橐离国”或“高离国”）的地望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为夫余初期王城定位的同时，却往往只注意到了夫余王城“南有鹿山”和“北有溺水”的记载，而对“橐离国”的地望则几乎忽略了。其实确定“北夷索离国”的地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涉及夫余与“高离”“高丽”“高句丽”族源等一系列与中国东北早期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北夷橐离国”与地望所在有一种朦胧之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围绕着古代的“弱水”，即今第一松花江两岸之地寻找北夷索离国与早期夫余王城的蛛丝马迹。经过近20年的反复实地考察，利用考古调查资料校雠历史文献，初步推定为哈尔滨市所辖的松花江中游左岸与少陵河交汇处的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可能就是夫余初期建国的前身“北夷橐离国”的所在地。
在这处遗址的正南方，松花江右岸的蜚克图河的上游，今宾县境内的庆华堡寨就是夫余初期的王城遗址，而以往确定吉林市东团山与西团山为夫余前期王城故址的观点，则与我们考证的夫余初期王城并不矛盾。因为我们所求证的是索离国王子东明王南渡掩滤水后的初都之所，而与夫余前期王城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 宾县庆华遗址及巴彦王八脖子遗址发现经过
（一）宾县庆华遗址发现经过
1981年春季，笔者率领的松花江地区文物普查队在宾县境内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些遗址。
由于当时没有发现渤海及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与遗物，且发现的古城又呈椭圆形，城垣上无马面和角楼的建置，所以将此古城年代初步推定为“早期堡寨”遗址。由于地处宾县新立乡庆华村附近，随即命名为庆华堡寨遗址。
1983年，笔者撰写了《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简报》，并发表在1983年《黑龙江文物丛刊》（即《北方文物》的前身）第3期上，首次向学术界公布了庆华堡寨遗址的基本情况。
当时我们在宾县的庆华堡寨遗址附近，共发现三处堡塞遗址，唯独庆华堡寨遗址古城的面积为最大，笔者推定其文化类型当与同仁文化相近。
1984年的夏秋之交，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金史学术研讨会结束不久，笔者即组织与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又一次踏堪了宾县庆华堡寨遗址。当时参加调查的学者有李健才先生、王绵厚先生、孙进己先生和王承礼先生等。笔者借机向参加实地踏查的学者作了详细的介绍，许多学者都对庆华堡寨提出了自己的推测。其中吉林省博物馆研究员武国勋先生提出的观点最为新颖，认为庆华堡寨遗址很可能就是夫余的早期王城遗址。并欣然命笔题写了“夫余王城”的墨书。后来武国勋先生在《北方文物》1983年第4期发表了《夫余王城新考——前期夫余王城的发现》一文，其论点之一就是夫余以“筑圆栅为城”的特征，庆华堡寨符合这一条件。并对原确定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及东团山古城当为夫余早期王城，似乎有偏南之嫌。另外，对于《晋书》中所提到的夫余王城在玄菟郡北千里的地理方位与里数不符，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因为，玄菟郡大致定位在辽宁省的浑河及沈阳市境内，距由此向北或东北的吉林市只有300公里，而不足千里。实际上这一质疑动摇了初期夫余王城为吉林说的观点。然而，武国勋先生却将初期夫余王城推定在吉林市南城子古城的结论，则仍然没有摆脱夫余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一说的束缚。
1985年4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根据我们考古调查的发现，对宾县庆华堡寨遗址进行了复查，并于同年8月29日至9月28日进行了考古发掘。主持发掘的是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的金太顺、谭英杰、李砚铁、赵虹光等人。
1987年，由金太顺、赵虹光根据1985年对庆华堡寨遗址的发掘，执笔撰写了《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发现简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在《考古》杂志1987年第7期上，简略地报告了这次考古发掘的经过及其发掘收获，并附有详细的考古绘图。
90年代初期，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菊池俊彦在研究东北亚地域古代历史文化的课题中，十分重视庆华堡寨遗址的发现。1995年2月25日，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出版了菊池俊彦先生的《东北亚古代文化的研究》。书中菊池先生多次引用了庆华堡寨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并将庆华堡寨的考古文化类型与黑龙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同仁文化以及望海屯类型的考古文化、牡丹江上游的莺歌岭文化上层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比较研究，推定由白金宝文化系列到同仁文化系列的文化类型应属于靺鞨文化系列的一种考古文化。这是利用庆华堡寨的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靺鞨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2000年8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一书（中册、王绵厚著）中的《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一文中，明确将庆华堡寨遗址考证为：汉代南迁松花江上游“秽城”以前夫余的先世——“北夷”橐离国故地的王城。
王绵厚先生将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一书中提到的“北夷”橐离国王子东明“南渡掩滤水”定位在今拉林河流域。这是截至目前关于“北夷橐离国”的最新推断，也是唯一明确推断“北夷”橐离国具体位置的新观点。
（二）巴彦县松花江乡富裕村王八脖子山遗址与发现经过
1982年，笔者率领松花江文物普查队在巴彦县境内进行文物普查时所发现，该处遗址的面积很大，近20万平方米，遗址中有两座古城，是目前黑龙江省境内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面积最大的遗址，遗址靠近少陵河与松花江的交汇处。
1993—2001年，巴彦县文物管理所闫志林、李彦君对该遗址进行了反复调查，采集了两千余件各类文物标本。其中有石器、骨器、青铜器、玉器、陶器、铁器等文物，文化遗存异常丰富，目前这些标本依然保存在巴彦县博物馆。《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刊登了由李彦君、刘展执笔的《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调查简报》，第一次公布了此处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及文化内涵，认为此遗址可能与黑龙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有关，将其初步推定为具有黑龙江流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时代类型。
不久，李彦君又在1996年黑龙江省《文化导报》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了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我与李彦君合作对这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又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共同认为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的文化要早于宾县的庆华堡寨遗址，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对其文化面貌进行文献检索和历史定位。
二 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及宾县庆华堡寨遗址的分布情况及其文化内涵
（一）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
王八脖子山遗址位于巴彦县松花江乡富裕村南1.5公里处，松花江左岸的二级台地上。由于地势犹如一只乌龟的脖颈，故当地农民俗呼为“王八脖子”山，遗址因而得名。遗址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台地高出江岸20余米，形成坡度45°，遗址的地表已被开辟为耕地。遗址距离松花江约1.5公里，右侧是自北向南流淌的少陵河。少陵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南麓，又称“硕罗河”，即金代的“帅水”。松花江南岸即宾县的满井乡及鸟河的古城遗址。王八脖子山遗址面积呈东西分布，台地南部与西南部各有15米×20.2米和50米×30.2米，近乎椭圆形的城垣遗址，并与台地的遗址形成一个整体。台地上部较平坦，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整个遗址地表上陶片、石器、骨器俯拾可得。采集的石器共计有200余件、陶片2000余件。
从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采集的大量标本来看，这一文化遗存具有其独特属性。在松花江中游流域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内涵。该遗址的陶器既有白金宝文化的特点，与庆华遗址也有相似之处。其中白金宝文化大量使用的篦纹陶，以及横桥状鋬耳器都与白金宝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该遗址的骨甲片、横桥耳陶器、重唇罐、锯齿沿罐、陶豆、鬲、压制石镞、彩陶等又与宾县庆华堡寨遗址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该遗址的重唇罐、附加堆纹罐等皆属靺鞨文化系统，并与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有联系，陶支座、锯齿状口沿罐以及横桥装饰耳罐是其考古文化的特点之一。
总之，从打制石器、压制石器、磨制石器到铁器和青铜器饰件的发现，证明该遗址的文化面貌是多源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的持续性和共生性是其本身的特征之一。遗址的规模证明该部落群是一个文化特征鲜明、人口众多的集中聚居区，具有一种酋邦或邦联的核心属性和功能。依据考古调查所知，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类型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巴彦县与呼兰区交界的少陵河流域。北部可达绥化地区的泥河，沿通肯河及呼兰河之上游地区并与乌裕尔河流域相接。其西界可达呼兰河流域，东界达木兰县境内的蒙古山城。然而，其集中的地区则是少陵河与松花江合流处的王八脖子山遗址，遗址沿松花江北岸向两翼延伸，该遗址的上限应早于宾县庆华堡寨遗址。
（二）宾县庆华堡寨遗址及周边环境
庆华堡寨遗址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宾县县城东南约7公里新立乡庆华村北山岗的南坡上。遗址的南侧有一条长年流淌的小河，河的南岸就是庆华村。庆华村的南侧便是连绵起伏、横亘东西的张广才岭山麓。因山在村之南，故又有“南山”之称。此南山之阳便是阿城市的松峰山和老母猪顶子山，亦即金代完颜部的发祥地，海沟河与安出虎水源之地。山之阴便是宾县与松江铜矿所在地，此山盛产金、铜、银、铁等矿藏。在庆华村之南的山地中与阿城市和宾县交界处，曾出土两把青铜短剑和大批积石墓，山区中还有众多的椭圆形城寨。
庆华堡寨遗址附近的河流发源于南山，穿过遗址后经过古城堡寨流向西北，经二龙山水库注入蜚克图河，在宾县境内老头山附近注入松花江。遗址北距松花江右岸仅20余公里。能见度好时，站在古城堡上可眺望松花江的江面。庆华堡寨的遗址分布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古城西侧和南侧的山坡上。尤以古城之南侧临近小河两岸的山坡地最为集中，每到春季农耕时，各种陶片、红衣陶、黑陶、夹砂陶片、陶塑、石球等遍地皆是，随处可见。整个遗址的面积达18万平方米，遗址最高耸的地方是一座人工堆砌的椭圆形的古城遗址。古城周长650米，共有东、南、北三座城门，以东侧城门地势最为险要，濒临断崖。古城墙底部与城门附近分布着许多碎石，可能是砌筑城门和墙体基础时所用。古城内的正中央有人工堆砌的土丘，高近4米。土丘附近的夹砂陶片和各种陶片非常丰富，城堡北、西、南三面皆有堑壕、无马面和角楼。乡村公路从古城的东墙下穿过，公路濒临断崖。
1985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现改称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工作。共开掘5米×5米的探方7个，2米×30米的探沟两条，清理出房址两座，灰坑、窖穴各一处，发掘总面积约300平方米。根据已经发表的发掘简报得知：F1的房址已经遭到严重的损毁，仅存居住面和灶的残部，已经无法判明其房址的结构和形状。在居住面上还出土了少量的红衣陶片。F2的房址位于开掘探沟北壁的东部城垣下，房址的上部被城墙破坏，其结构不详。房址内为半地穴式，平面呈方形，边长3.4米。房址的居住面平滑坚硬，似被火烧烤过，地面呈红褐色。在靠近房址内偏东南处，有两块石头，石头下有直径约1米、深0.2米的锅底形灶坑，坑内堆积有大量的烧土和炭屑等。房址的居住面上还发现有几片夹砂褐陶片、两片彩陶片以及陶猪的雕塑。
在发掘的窖穴中出土了许多陶器，有夹砂敛口瓮、双耳罐、实把鬲、鋬状器耳、柱状器耳、彩陶钵、红衣陶壶、木炭及大量烧土块。在灰坑中发现了少量的夹砂陶片和彩陶片。
总之，从考古发掘的遗物总体特点上看，器物共有300余件，其中以陶器居多。少量的有铜器、铁器和骨器，玉器则更少见。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总数的55%；其次为彩陶，占总数的22%；红衣陶则占18%。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泥质陶。其中的彩陶器物群多为瓮、罐、盆、钵、鬲、碗等，皆为泥质陶，均为手制。彩陶的纹饰多为三角几何纹、菱形纹、方格纹，还有几种纹饰组合在一起的复合形纹饰。这种彩陶纹饰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尚属罕见，它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陶猪、陶马、陶狗等陶塑的发现也是饶有兴趣的问题之一。说明当时居民不仅已经驯养家畜，而且已经将这些家畜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并造出生动活泼的形象并加以欣赏，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另外，由于发掘的面积有限，遗址中出土的铁器和铜器的数量不多，很难推测出其生产生活的具体发展水平，但不难看出庆华堡寨遗址的年代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无论这种铁器的来源是不是自身冶炼和生产的，或是交换而来，都说明铁器与铜器出现在巴彦王八脖子山和庆华堡寨遗址中的重要意义。
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推断庆华堡寨遗址年代，大致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末年，是比较科学和可信的，笔者同意其结论性的观点。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与庆华堡寨遗址的分布状态和发展走向，基本上沿着小兴安岭南麓靠近呼兰河以东的山地与松花江河谷平原，并以巴彦县少陵河为中心，越过松花江，沿着张广才岭西麓的山地与松嫩平原东部地区阿什河、拉林河流域，一直向南进入吉林市的松花江上游的山地而分布着。
从地域上看，基本上只是由北向南的渐进发展趋势。90年代，在今拉林河上游五常市沙河子镇西山发现的石板墓，与吉林市西团山文化和庆华堡寨、巴彦王八脖子山、阿城大岭发现的青铜短剑墓地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很值得探讨的南北纵向的区域文化发展线索。
然而，在相当于战国时代至两汉末年的松花江中游两岸，即今巴彦、宾县境内发现的上述考古文化遗存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文化的遗存呢？这就是本章将要继续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北夷橐离国及其夫余初期王城的位置
截至目前，中国学者最新论述和推断北夷橐离国的考古文化遗存及其地望者，大致有如下四种观点：其一，以黑龙江省考古学界的学者所推断的“白金堡文化”可能与夫余建国前的早期文化——橐离、索离文化相关。
其二，是王锦厚先生提出的宾县庆华堡寨的考古文化遗存应为“北夷橐离国”的文化。
其三，魏存成先生在其所撰《夫余、高句丽族源传说考》一文中所推断的北夷橐离国文化与地望，当在“松嫩平原的北部，不会越过小兴安岭。东明南渡的大水，很可能是嫩江或东流松花江。这就是说，东明开始立都称王、建立夫余政权的王城应在嫩江或东流松花江之南”。笔者对魏存成先生的推断深表赞同。
其四，李建才先生力主吉林市东团山与西团山附近为夫余前期的王都之所的观点，依据是比较充分合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吉林市附近的夫余王城可能不是南渡弱水（掩滤水）的初期王都之所，而是夫余的前期王城的可能性较大。
我们认为，在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关夫余、高句丽的族源传说中，尤以王充《论衡·吉验篇》中的记载比较可信。由此而后的《魏略》《三国志》《后汉书·夫余传》《梁书·高句丽传》《好太王碑》《冉牟家题铭》《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以及《三国遗事》等文献大多是在演义王充《论衡》中的夫余族源的传说（详见魏存成先生的考证）。在王充《论衡·吉验篇》中有关夫余的族源传说，有如下几个关键环节，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其一，“北夷”橐离国（索离国、高离国）的名称与概念具有地名化石功能。
其二，“北夷”橐离国的方位与王子东明南逃后，渡掩滤水路线的方向相符合，并在北夷的范围内初都夫余，故北夷内又有夫余国。这个北夷之说，是指中原王朝统辖区域内的玄菟郡的北部方向。
众所周知，所谓的“北夷橐离国”又写成“高离、索离”，显然这是对同一名词（地名或族名）的不同文字的同音记录。其中将“橐离”与“高离”又与“索离”相通是饶有趣味的。这里的“橐”字发tuo音，而“索”则发suo音，如从当代中原汉音角度是很难理解的，为何“索”音与“橐”音相通。如果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王充《论衡》中所记录的那个“橐离”国的地名，我们是否能够在松花江中游左右（北）与某个地方找到与“索离”音近的地名呢？
无独有偶，在我们上述介绍的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实际上正处在自古以来就叫作“硕罗”水的河口附近。在元、明、清三朝的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将其记录成“索棱”水或“硕罗”水等。现在则定成“少陵河”。
这个“硕罗河”的地名与古代“索离国”的地名并非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正与巴彦县所发现的王八脖子山遗址文化属性相吻合。这是启发我们将这处遗址与北夷橐离国相联系的最主要的线索之一。实际上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名中，所保留的古老的民族名称和古地名的凡例屡见不鲜。此其一。
巴彦县王八脖子遗址的文化类型，大致沿今少陵河（古称硕罗河）两岸分布着。其中以靠近松花江与河口处遗址最为集中，并且是黑龙江省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存。从遗址面积和地表散落的遗物密度及数量上看，应该是北夷索离国的中心，亦即可能是橐离国与索离国的王都之所。此其二。
根据目前从地表上采集的文物标本上看，这处遗址既不完全等同于白金宝文化，也不等同于同仁文化。既有团结文化的相似性，也有西团山文化的特征，它是介于这几种考古文化之间的一种复合型文化。纵观西汉初年的东北各族文化的活动范围，唯一夫余的活动涉及最为广泛。其建国历史源流最悠久，王朝延续的年代最长，所以夫余考古文化的特征应该是一种多源体的复合文化特征。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与西汉之间，因为它的文化内涵中的许多器型器物与松花江对岸的庆华堡寨中的出土文化相类似。由于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早期石器和陶器，所以其相对年代要早于庆华堡寨遗址。这与由北夷索离国的一部分由北向南渡过掩滤水、建立北夷夫余国的记载相吻合，而在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则说明了文化移动后的必然变异。此其三。
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掩滤水”“施掩水”“掩滞水”“奄利水”，实际上均为同一条河。即今天的嫩江与东流段的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这是西汉时期古人对东北水系的地理概念。掩、淹、难、捺、弱均为同音异写，古代的难河、弱水均指这条水。因此掩滤水应该主要就是指今日的东流段的松花江。这是西汉时期松花江的名称。今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正处在松花江北岸，而隔江相对的南岸就是庆华堡寨文化遗址。庆华堡寨遗址与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且有许多异同。庆华堡寨文化明显晚于松花江北的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这两处遗址隔江相对，一南一北形成对峙局面，且中间有“掩滤”大水相隔，符合王充《论衡》的记载。此其四。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的夫余传都对夫余的方位、地望、地理环境的记载尤为详细。如“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相接，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域之域最为平敞”。
玄菟郡为今沈阳市，其北千里正相当于今日宾县的庆华堡寨遗址附近。以宾县庆华堡寨为夫余初都王城，文献中的 “夫余四置”与文献正合。而北有弱水，即今日之松花江，西接挹娄，当指今依兰以东之地域，南与高句丽接，西与鲜卑接，均与文献记载一一相合。
另外，文献中在记载夫余人居住的地理环境时，即记录了“多山陵广泽”，又记载了“于东夷之地最为平敞”的复杂地势。今庆华堡寨的东、西、南、北四周地势，既有山林丘陵，也有广阔的湿地、沼泽和平野。这一地理环境，正是以庆华遗址为中心向南向西的拉林河、阿什河流域以及在第二松花江以东的地理环境特征，这一区域广布着山林、浅山区及丘陵。而松花江、拉林河、阿什河流域水系十分发育，沼泽星罗棋布，遍及河流中下游与沿江沿河之两岸，此其五。
在巴彦和庆华堡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塑猪、狗、马等，这与夫余人的国中之官职“马加、狗加、猪加”的记载相符。此其六。
在今宾县、阿城、五常沿张广才岭西麓丘陵地带与松嫩平原东部相接处的浅山区内的拉林、阿什河流域两岸与山丘上，多分布着椭圆形的山城，这与夫余人筑城的“圆栅之制”相一致。此其七。
在这一区域内除有椭圆形山城外，在阿城的山地、五常的拉林河畔、双城的平野都出土了青铜短剑、积石墓及石板墓，此与夫余葬俗相合，此其八。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今巴彦县的少陵河即古之索离河、硕罗河，当为“橐离国”“索离国”之地名的化石遗存。少陵河与松花江合流处的所谓黑龙江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可能就是古之北夷橐离国的王都之所。这处遗址南临松花江之大水，即东明王南逃时所渡的“掩滤水”。隔松花江之南岸的宾县庆华堡寨的大型遗址或许就是东明王南渡松花江后的“因都王夫余之地”的所在地。从此之后，夫余初都之地的北界弱水，即指今松花江。需要说明的是，夫余初都之所的南方应有“鹿山”，“夫余初居于鹿山”，“尸之国南山上”。今庆华堡寨大型遗址的正南方是起伏的张广才岭，至今仍称之南山。在此南山发现了有青铜短剑的积石墓。
我们认为庆华堡寨为夫余初都之所，而今吉林市的东团山南城子古城址则为夫余的前期王城。夫余建国前后达数百年，如何来划分其历史分期？当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我们认为至少应将夫余的初都之所与前期王城之城严格区分并加以寻找，方能在种种谜团中对夫余初都之所有新的注释。
此外，在王充《论衡》中“国有都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的记载是有区别的。所谓的“因都王夫余之地”，当指初都之所，而秽貊城当与秽人所居之地有关，秽貊城是与久居秽貊水的族团有关。所谓的秽貊，实际上就是粟末水，亦即今天的吉林市境的第二松花江。因此确定今吉林市龙泽附近与东团山与西团山的文化遗存当为古之秽城之地，亦即夫余从初都之所由北向南沿张广才岭西麓和松嫩平原东部逐渐向今吉林市迁徙，最后定都于秽城的前期王城。这与李健才先生和武国勋先生的考证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从小兴安岭南麓少陵河至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庆华古城，沿张广才岭西麓山地与松嫩平原的接合部，已经出现了一种由北向南、年代逐渐递减的历史文化的共同遗存现象，这一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是：
其一，磨光的石器、玉器、骨器与少量的铁器、铁簇、铁
、小件青铜器等并存。其二，以圆栅为城，凭险踞守。古城近乎椭圆形，当为夫余人所特有的“圆栅之制”。其三，遗址上的文物标志十分丰富，巴彦王八脖子山、宾县庆华、五常西山、吉林西团山的考古文化类型中以陶器最为发达，有彩陶、磨光红陶与黑陶，器型有：直领陶壶、柳叶型石簇有靺鞨罐、板桥状耳罐，有鬲、杯、陶塑等。其四，巴彦王八脖子山、宾县庆华、五常西山与吉林西团山文化中的骨器与骨角器较发达，以巴彦王八脖子山、宾县庆华遗址最为发达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