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早期城市化？——乌克兰特里波耶文化巨型遗址

约翰·查普曼，碧希尔卡·盖达尔斯卡（英国杜伦大学）

库库泰尼—特里波耶文化：“旧欧洲”最后的文明

库库泰尼—特里波耶文化（Cucuteni-Tripyllia group）是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所谓的“旧欧洲”分布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之一。其存续时间跨越两千年（公元前4800—前2800），空间分布范围达20万—25万平方公里。自19世纪发现库库泰尼和特里波耶遗址以来，经过长期研究，总结概括出该文化三大特征：

（1）日常起居的生活遗存在这两个文化类型的内涵中都占有主要地位；

（2）二者的文化内涵没有明显的等级分化；

（3）在特定区域里，特里波耶文化的诸遗址（即“大遗址群”）的发展并不均衡，这一现象在不同类型文化的其他遗址中均不存在，库库泰尼类型的遗址则完全不存在分化现象。

居址、雕像和彩陶在特里波耶文化和思想领域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里波耶文化房址展示了一种广泛传播的审美原则：以矩形空间为基础，在建造房屋过程中贯穿纪念性和几何形的秩序概念。几何秩序在特里波耶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同类型文化的陶器与其他高等级遗物上面也能看到几何形图案，而居址的宏大规模将其作为视觉文化符号展现在高低起伏的黄土景观之中。

特里波耶人生活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陶土烧制的人形雕像。丹·莫纳（Dan Monah）在对雕像堆积的埋藏环境进行研究时发现：一方面，遗址中出土的完整雕像虽少，但全部发现在一些可被解读为神龛的特殊结构之中；另一方面，残缺的雕像（通常是使用过程中故意被打破后又重新使用）大量发现于房屋、灰坑或文化层。既有证据表明，那些完整的和残缺的雕像在仪式中全部具有实用功能，尤其是在“房屋之死”仪式的各个阶段。

第三个关键特点是装饰陶器。特里波耶文化陶器的器型与装饰图案被用于类型学研究及文化谱系的建立。陶器是丧葬活动中“焚烧房屋”仪式时的主要随葬品，不难想象，绘有精美图案的物品，是其拥有者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罗兰·弗莱切（Roland Fletcher）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聚落发展的极限》（The Limits of Settlement Growth）一书中，将特里波耶大遗址作为其“农业聚落扩展极限全球模式”理论的唯一例外。特里波耶遗址的发展模式无疑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对中心遗址及其腹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聚落复杂化问题。特里波耶中心遗址面积可达320公顷，结合测年数据可知，它是欧洲公元前四千纪最为庞大的遗址。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史前社会的复杂化，更有可能是独立的城市化进程，这种进程在东欧的发生，与中国和近东地区的新月地带几乎同时。

第一次方法论革命：考古发现与初步阐释

随着地球物理学与航空摄影技术的进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研究者引领了特里波耶遗址群第一阶段的研究。从1967年起，他们采用地磁遥感、田野发掘和碳十四测年等三种方法对特里波耶遗址进行了研究。其中，遥感（航空磁力测量）影像显示：该遗址应当进行过整体规划。考古发掘则提供了遗迹与聚落的建筑与构造信息。早期将遗址遥感与试掘相结合，主要收获有以下四点：（1）这些遗址较欧洲同时期遗址规模更大；（2）这些遗址确有独特的布局，而且这不是特殊的大气或地面条件造成的错觉；（3）对特里波耶文化期的遗址及其房屋进行测年；（4）确认这些大遗址具有相同的规划与空间布局——由五大元素构成。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宏观的遥感数据针对聚落规划进行具体分析，并通过发掘结合细节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次方法论革命：新地球物理学的诞生

利用新地球物理学方法，对两个超大规模遗址进行了探查。根据新的地球物理学平面图，建立了一个新的特里波耶遗址群整体布局。这些平面图极为详尽，引发了两个大型遗址研究的新课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能够对整个遗址的规划进行研究，还能够考察单体建筑和建筑群的结构。根据新的地球物理平面图，分辨出了一些新的遗迹类型：如未经焚烧或略经火烧的房屋、灰坑、集会厅、壕沟、手工作坊（包括窑址）以及道路。遗迹的分类使地区级别的聚落规划分析首次成为可能。这表明我们能够通过对小型居住单元的研究，理解其对更高层级聚落规划的贡献。不仅如此，地球物理平面图同样能够通过对过火烧遗迹进行定位，来确定探沟的开掘位置，以便采集用于AMS放射性碳测年的有机物样本。通过对超过80个样本的成功测年，本项目目前正在利用“贝叶斯模型”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在遗址群研究史上首次提供一个确切的遗址时空框架。

涅别丽芙卡（Nebelivka）的地球物理平面图

该图表明，区域内存在一条闭合的环壕，壕沟环绕的面积达236公顷，壕沟内共发现1500多个遗迹单位，可以被分为60个区，它们分别组成14个居住区，每个居住区中都有一两座异常巨大的建筑，即“聚会大屋”。遗址的基本规划包括一道壕沟、内外两组同心圆状建筑以及向外辐射的街道。其中，外侧的壕沟很浅，似乎并不具有军事防御功能，而更像带有某种象征意义。

于是，建筑之间出现了三组空间：壕沟与外侧建筑之间的空间，是庭院；两组环形建筑之间的空间，是庭院和农田；第一层环形建筑围成的一个面积达65公顷的巨大空地，它的作用目前尚存争议，可能是用于牲畜圈养或存放季节性采集的食物，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实际上，在邻里与各个居住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大量证据表明，在不违背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通过由下至上的途径，可以创造一个巨型遗址的规划。

“巨型建筑”：聚会大屋

通过2009年的地球物理学研究，在特里波耶遗址群中确认了一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建筑遗迹。2012年，为了配合“巨型结构”的研究，我们对这座建筑进行了考古发掘。当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于这座过火建筑37×20m的内部空间，而不是它前面的27×18m的庭院。建筑的两端均有带屋顶的小房间，而中间部分是一个封闭的用于议事的庭院。我们意外发现，除了一件金制的发饰和少量的石器之外，这座建筑内很少发现高等级的遗物，出土了大量装饰陶器、少量雕像和动物骨骼，却几乎没有铜器。这里同样没有明确的存储设施或罐等容器。这座规模巨大却罕见高等级遗物的建筑为我们提出了遗址的核心问题：从物质层面上，这些遗址并未反映社会的分化。但是，在没有秩序或者说没有等级结构的情况，如此规模巨大且人口数以千计的聚落是如何运转的？

涅别丽芙卡IB层的花粉和木炭钻孔剖面研究

布鲁斯·阿尔伯特（Bruce Albert）博士从距离遗址边缘仅0.5公里处提取的岩芯中采集到了孢粉和木炭样本，并对涅别丽芙卡大遗址进行了环境研究。他惊奇地发现，人类活动对遗址区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小到和居址使用时期之前和之后几乎没有差别。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繁荣的农业或畜牧业。与此同时，预想中因遗址废弃时故意烧毁房屋而留下的巨大燃烧层并未出现。阿尔伯特博士识别出了七次火灾事件，其中只有三次发生在遗址存续期间。人类活动对遗址环境影响很低这一结论对我们研究特里波耶遗址群人口规模的方法提出了挑战。

特里波耶聚落模式

为了探究当地史前聚落的模式，我们以涅别丽芙卡方圆10公里的范围为核心，再向外10公里范围内的峡谷为扩展区域，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高密度的区域系统调查。出人意料的是，在以涅别丽芙卡遗址为核心半径5公里范围内没有任何特里波耶文化遗址分布（仅发现了一块带装饰的残陶片）。距离最近的同期聚落也在10公里之外。这让人很难想象这个大遗址存在“腹地”概念，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荒芜地带中的一个被遗弃的中心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大遗址存在等级分化，它的周围没有任何为其提供后勤支持的小型遗址。

意义

上述聚落规划、“巨型结构”的发现及其特点、孢粉与碳十四年代序列、聚落模式等四项研究结果，均指向同一方向：大遗址的居住密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这说明遗址的人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或者他们具有与想象中不同的居住模式：可能是季节性的或者特殊的、具有朝圣地性质的遗存。

我们认为，该遗址并不具备数以万计的大规模人口永久或长期定居的证据。相反，我们设想，聚落中有一小群永久居民在维护该遗址的神圣性或重要性，为了迎接大规模的、季节性的，或是为了宗教或某种特定目的聚集而来的人群而做准备。那些定期到涅别丽芙卡来进行集会的人群应当来自超过20公里以外的地区，他们在对当地环境没有造成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协助建设和维护这个特里波耶遗址。

结论：关于城市化模式的思考

在探寻如何解释特里波耶大遗址及其起源、发展和衰落的同时，本课题力求有助于全球早期城市化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的龙山时代和早商遗址相同，“低密度城市化”是对特里波耶遗址群的贴切描述。对涅别丽芙卡的理解，促使我们打破传统城市起源研究方法的思维桎梏。当前我们这个大遗址的特征可概括为“低密度、小规模常住居民附带大规模季节性集聚人口的无等级差别的城市遗址”。如果我们的理解正确，这将是一个与传统概念中的城市（例如乌鲁克）不同的新型城市化模式。本课题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这种“低密度城市化模式”的研究获得对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的大遗址群研究项目在五个方面取得了成果：（1）利用当代物探技术首次获取了完整的大遗址平面图；（2）梳理了这一高度集中的聚落的规划形成过程；（3）对特里波耶文化的公共建筑（即“聚会大屋”）的识别，以及对该类遗迹的最大遗址进行发掘；（4）获取了系统的以AMS放射性碳数据为基础的遗址年代序列；（5）获取了精确测年的孢粉序列，它揭示了一处大遗址中的居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第六项研究正在进行，即更深入地理解欧洲古代文明城市化的新模式。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讨论这些问题，将成为这一项目研究历程中重要的一步。

项目负责人简介

约翰·查普曼，伦敦大学博士。1996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开始教学工作，2012年成为该校欧洲史前考古学教授。他曾在伦敦大学与约翰·南德里斯博士合作，在东南欧开展维因查文化（Vinča Culture）的研究工作。在完成了罗马尼亚史前盐业考古研究与田野工作之后，查普曼开始接触乌克兰的材料，从而开展了特里波耶大遗址群研究项目。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查普曼始终关注着巴尔干地区史前考古，堪称英国巴尔干史前考古研究的元老级人物，同时也是欧洲的顶级考古学者。他的田野工作遍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等地，并在上述所有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博物馆藏品研究。他运用这些材料撰写了很多研究著作，包括5部专著和7部合著，此外还编纂了10部研究领域内的相关书籍。他在理论研究领域学渊识精，对巴尔干半岛考古材料博闻广识，这使得他的研究能够推进对巴尔干半岛史前晚期社会的深刻解读。

约翰·查普曼是《欧洲考古学杂志》的第一任主编（1995—2001），并于2003年成为欧洲考古学会（EAA）的终身会员。2007—2011年担任了史前学会副会长。1995年被选为伦敦古物学会和塞尔维亚科学院伦敦分院院士。2011年成为保加利亚科学院国家考古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2014年，还获得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碧希尔卡·盖达尔斯卡，毕业于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并在杜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除了在她的祖国保加利亚，碧希尔卡还在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乌克兰参与了多项田野考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项目。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地理信息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年、景观考古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等。碧希尔卡的主要著作包括《保加利亚东南的景观、物质文化与社会》（考古出版社2007年版）和《部分与整体：史前语境中的碎片》（与查普曼合著，奥克斯博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