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伟博士的新著《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出版，命我作序，我作为他在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导师，以一种欣慰与欣赏的感情欣然从命。
陈伟博士刻苦严谨，勤于笔耕。几年前出版的《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是国内首部研究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专著。此次又完成研究施米特的专著，洋洋数十万言，对施米特政治与法律思想详加考释。作者以精读详解施米特原著为基础，广泛参阅国内外研究成果，思路清晰，论证严谨，将会对国内施米特研究乃至政治与法律理论研究有较大贡献。
施米特的一生几乎横跨20世纪，其人生与理论或可作为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20世纪德国起伏跌宕的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中理论家的洞见、偏执与谬误。
施米特很早就在德国法学界、政治学界崭露头角。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他声誉日隆，成为德国的明星法学家。他著书立说，参与政治，致力于协助先天不足的共和国在左右夹击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当希特勒上台并以撕毁宪法的方式执政后，施米特一反之前致力维护宪法的立场而助纣为虐，以著名法学家的身份与名义积极为纳粹统治寻求合法性基础。更让不少施米特的追随者失望的是，他全然不念及之前曾有不少犹太裔好友、同事之情感，罔顾当时德国学术界的众多反对声音，为纳粹迫害、清洗犹太人的政策辩护。一些国外最新研究及传记表明，施米特在纳粹德国期间有比原来人们所知道的更多令人不齿的背信弃义言行。
由于施米特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曾在纽伦堡法庭作为战犯接受过审判，虽逃脱刑罚，但被剥夺教授职务。当然，在此后并不短暂的人生中，施米特并未真正在家赋闲。他以丰富的学识与深刻的理论思辨能力不断研究写作。其中既有在新领域的探索与创新，更有刻意重新表述或构塑之前的理论学说，以求用不断翻新的方法解释自己此前理论的合理性，洗刷或掩盖此前的不光彩言行。而且，必须提及的是，与大多数德国人在“二战”之后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与忏悔不同，施米特从未对自己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道歉，包括为自己的反犹言行道歉。
或许是由于施米特在纳粹执政期间的丑行，在“二战”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尽管在德国以及欧洲不乏施米特的崇拜者，但总体而言，在当时自由主义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在人们对纳粹罪行记忆犹新的情况下，施米特成为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唯恐避之不及的名字。
但是，这种情形在最近二十多年有了巨大改变。施米特影响的强劲复兴几乎成为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学与法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施米特研究俨然成为国际上的显学，施米特著作以各种文字出版，施米特的追随者公开活跃于学术界。
施米特的复兴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应该说，施米特不仅具有复杂跌宕的人生，而且，无论一个人是否赞成其观点，都不得不赞叹其学术洞察力之敏锐，思想穿透力之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施米特是20世纪最具理论分析力的思想家之一。另一方面，施米特的复兴也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的反思空前活跃。在反思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逐渐发现施米特的价值。美国著名学者马克·里拉曾以颇为嘲讽的口吻描述道：“那些曾经到古巴砍甘蔗的革命青年，后来会搭上驶往施米特家乡普莱腾堡的火车，而且车上竟然还有向来势同水火的保守派人士。”（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右派对施米特的景仰不难理解。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宪政的批评对于热衷威权主义甚至独裁决断的人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很少有人能以如此深刻的哲理、严密的逻辑与广阔的视角对现代自由主义民主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评。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施米特的有些挑战，自由主义理论界迄今尚未能够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最近一些年来，施米特在欧洲的复兴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右翼政党对施米特的崇拜。从法德两国的新右派、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到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无不期望从施米特的理论中寻求欧洲再生以及欧洲重新回归“伟大的政治”的启迪。
左派对施米特的钟爱颇令人费解。按理说，施米特如此深地卷入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政治，如此蔑视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与民主，其理论基调应该说与各种左派的追求格格不入。一位颇有影响的自由派学者曾这样比较过左派与施米特所代表的右派：他提到，尽管自己不认同左派的理论，但左派最令人敬仰之处是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同情心，这与施米特之类的右派完全不同。右派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在本质上是道德虚无主义者，是政治机会主义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少著名左派热衷于施米特呢？当然，左派和施米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厌恶。在左派对施米特的研究中，似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他们“要堂而皇之地以施米特的脉络来批判自由主义”。（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些左派学者热衷于提炼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以反对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消解了“政治”而代之以自由市场至上的多元主义。所以，从著名左派作家墨菲到齐泽克都强烈呼吁“政治的回归”，以救治所谓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不过，这些学者从未十分清晰地揭示他们所渴望的“政治的回归”的目标是什么：“是群众动员，是特定冲突的尖锐化，抑或仅仅是对在现存民主中理性寻求共识的局限性的一种承认？”（扬-维尔纳·米勒《危险的心灵》，第15页）唯其如此，有论者指出，左派对施米特的拥抱，“暴露出左派理论资源的匮乏，在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辩中只能通过相当随机的例子来思考，而不是某种适当的政治行动模式”。（《危险的心灵》，第318页）
当然，除了左派与右派之外，在施米特的崇拜者中也不乏自由派学者。一些自由派学者为了重塑自由主义理论，“使之成为更经得起考验的意识形态”而学习施米特。这些“虚心学习的自由主义者”通过剖析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挑战理解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缺憾及其历史与文化局限性，通过改造施米特的观点而使施米特的理论融入自由主义体系，强化自由主义应对各种理论与实践挑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创新的动力，“鞭策他们在现代性的环境下，不断地重新思考和校准实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危险的心灵》，第347页）
陈伟博士十分熟悉国内外施米特研究的这些不同视角，但他并未照搬某一模式。而是试图超越简单褒扬或全盘否定的方式，以一种独特的、亦即狄尔泰所谓的“同情的理解”的方式来解读施米特。陈伟的出发点显然是理论性的，他致力于从施米特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挖掘出可能对我们具有理论启迪意义的要素，并使这些要素构成正面思考政治秩序构建时的成分。用陈伟博士自己的话来表述，他的出发点是“沿着施米特的理路，探求政治之道，追思秩序之本”。
为了“理解”施米特，展示施米特政治思想的原貌，陈伟在研究中采取了文本解读与语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即一方面深入而细腻地分析施米特文本的语言、概念、逻辑与学理基础，另一方面结合文本的恰当语境，探讨施米特著述的主旨。当然，这样一种“理解”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施米特的主要著作进行解读，对施米特思想演变的历程进行梳理，对学术界研究施米特的成果有所留意，更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式论断以及漫无边际的“虚构”与“推测”。
在这样一种艰辛细致的学术探索中，陈伟展示了相当令人钦佩的学术能力。无论是对施米特文本的解读、理论的阐释、重要观念史的梳理，还是对语境的分析把握，无不展示出他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作者不仅仅是在书写施米特，他往往能够顺着施米特的笔锋，将读者带入施米特与前辈思想家的对话、与同时代政治和思想界人物的交锋，以及后人对施米特的分析评价之中，而所有这一切又与作者对施米特著作理论内涵的剖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种极为丰富而多视角的分析几乎可以从陈伟对施米特每一部著作的讨论中发现。譬如，在作者关于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作者对施米特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类型、精神结构、政治倾向的概括分析，而且还可以了解作者自己对施米特、韦伯与伯林关于浪漫主义文字的比较分析，甚至还有机会直接欣赏诺瓦利斯等浪漫主义作家的诗歌文字，从而体会浪漫主义的精神。
又如，作者在分析施米特的主权理论与议会理论时，不仅深入剖析了施米特的理论逻辑，而且还将施米特与当时的主要理论对手凯尔森放在一起，重现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论战的刀光剑影，展示施米特学说的实践关怀与理论内涵。
更值得专门提及的是作者关于施米特“政治”概念的分析。其中，为了理解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作者详细梳理了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不同版本以及施米特其他著作中“敌人”一词的用法，从而展示了施米特“政治”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统一体”的核心内涵和以性恶论为特征的人类学预设。如此理解施米特的“政治”概念，施米特的基本理论倾向便十分明显了。
在作者对施米特著作的分析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施米特与霍布斯的分析。霍布斯是西方现代性政治最具代表性的阐释者，是理解现代性政治不可逾越的伟大思想家。诸多重要的思想家，包括滕尼斯、施米特、奥克肖特都有过霍布斯专门研究，可见其重要性。当然，理解霍布斯并非易事，但这毕竟是理解施米特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实在说，不少研究施米特的作者缺乏对霍布斯的深入理解，因而难以进入施米特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陈伟的研究确实有令人赞赏之处。他理解霍布斯，仅从他关于霍布斯两部书名所展示的两个巨兽——利维坦与比希莫特——形象及寓意的分析中便可见一斑；他也熟悉西方主要的霍布斯研究，包括滕尼斯、施特劳斯及奥克肖特的研究。这些知识背景使得陈伟对施米特、霍布斯研究的解读达到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深度。
陈伟著作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施米特学说的平衡把握与理解，而且还在于从施米特研究升华到政治理论的思考。作者在向读者奉献一部翔实而丰富的施米特研究专著的同时，并未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施米特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解读施米特，超越施米特，思考政治理论的一般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当代政治理论论争中的热点问题，如政治的概念与意义、政治统一体的理念以及“同质性”共同体的概念等。颇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伟能够从施米特研究出发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颇有探索性的思考。
譬如，关于政治的概念，陈伟强调，施米特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在20世纪科技日益发展、经济思维日盛的情况下历陈政治的概念及意义。施米特提醒人们注意到，政治有其独特的逻辑，它是人之存在的根本维度。缺乏政治意识、不懂政治之道，便无以在时代转换中承担历史使命，便没有资格谈论政治，遑论从政安邦治国。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的贡献不仅对魏玛共和国具有意义，而且对于面临国内、国际复杂局面的中国理论界也具有意义。
不过，陈伟也告诫读者，强调政治的意义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抛弃现代政治的理念。以自由主义为例，陈伟尽管欣赏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锐利批评，但也指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适用于20世纪上半叶德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而不适用于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理论家在谈论常规、法治等问题时，具有决断能力的国家乃是隐含的前提。英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处理决断、刑罚、战争等问题并非优柔寡断、束手无策。
陈伟博士能够如此多视角而深刻地解读施米特，解释施米特的政治智慧及其局限性，实在是难能可贵。陈伟的研究不仅对国内的施米特研究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国内学术界思考政治共同体与政治秩序构建等重要问题有启迪意义。因此，我愿意将陈伟的著作推荐给读者，希望读者也能够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