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
中国对于巴黎对德和约的不签字，固然国内的学生反对很有力量，但是在法国的留法、留英学生及在法国的工人共同包围中国代表团是不签约的直接原因，这话说起来甚长，但须从开头说起。
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以后，联合国就预备在巴黎开和会，我那时每天皆到众神庙（Panthéon）前面的苏福楼街（Rue Soufflot）路南的饭馆中吃午晚饭，这个饭馆相当的小，它只有一间宽的门面，但是里边甚长，两边摆着各两行长案，菜蔬样子不多，侍应生只有一个老头子，但是对于客人非常的客气。彼时战争初完，面包票的制度尚没有取消，可是这个侍应生对于面包票的要求并不太认真，所以我们一般朋友贪图这个利益，常到那里去吃饭。饭桌上多是上等人物，比如巴黎大学地质系讲座教授欧格（Haug）就在那里吃饭。有一天我同李圣章（麟玉）同座，想到和会中必将讨论到山东问题，我就对圣章建议，应该在巴黎学生工人界组织一小团体，以反对日本对于山东的要挟，圣章听了深以为然。我们决定了以后，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就到众神庙左近这条街上王雪艇（世杰）先生的寓所，日期固然我记不太清楚，但是必定是在一个月间，因我去找王雪艇的时候，他的旅馆中下女方在为他生壁炉，烟尘满屋，这一层我现在记得如在目前，所以我知道必定是在冷的季节。我就把同李圣章谈的话告诉了王雪艇，雪艇亦甚为赞成，这就是中国国际和平促进委员会的开始。在那几天内，我就陆续地同陈孟钊（和铣）、戴毅夫（修骏）、王来廷（凤仪）诸位先生以及若干工人谈这件事，因为巴黎有若干工人常到我的旅馆中来听我讲国际大势，所以他们很听从我的话。这时这团体的名称尚没有决定，最初我本来想标明是直接抗日的团体，但是雪艇以为太狭窄，他主张用与国际有关的名称，所以就称为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Comité Chinoise Pour la Paip Internationale）。
最早租了一个会址在学校街（Rue des Ecoles）及圣日耳曼大街（Bd de St-Germain）中间的一条小街上，是一旅馆的下一层，在圣日耳曼大街转角处，大门在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大间客厅及后面的一间书房，书房旁边还有一间小起坐间。在这会组成的时候，各国来巴黎开会的代表团，也就陆续来到，他们多半暗中活动，遂形成五大国把持和会的局面，这五大国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
在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后，我们就在哲人厅（Société Savante）请他们来开谈话会。哲人厅是巴黎的私人组织，供人讲演开会之用，在丹东街（Rue Danton），离丹东的铜像不远。那时中国代表团包括陆徵祥、魏宸组、施肇基、顾维钧、王正廷五人，而以陆徵祥为团长。这一天他们全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坐在上面一个长案子，工人同同学们到者甚多，皆坐到听讲席上。开会时由李圣章做主席，我同王来廷坐在一个角落上做记录。开会后由主席李圣章报告开会的目的，并要求代表团表示他们对于山东问题的意见。陆徵祥的回答不着边际，其余的代表们除魏宸组以外并没有发言。这时同学何鲁（字奎垣，四川人）走到讲台前要求发言，他就指着陆徵祥大（声）责问他，问他“二十一条”是不是他任内所签订，陆徵祥无法否认，只好当众点头承认。何君这次所说的话甚为激烈。所以后来顾维钧在北平曾对人说这般法国学生甚为可恶，见了面就想要骂人，大约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到了开会已经两个钟头，有不少的学生发言以后，陆徵祥就拿出他的外交手段，举起茶杯说：“今天话已经谈好久，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敬大家一杯。”他不等主席宣布散会，就借这题目率领代表团退走了，这是五月以前的事情。在四月里就听见说列强对于日本在青岛的优势或予加以承认的消息，原因是五强之一的意大利，亦因为跟塞尔维亚（Servia）边界的争执不高兴而不出席，于是美法各国又恐怕为山东问题得罪了日本，而使日本退席，于是五强变成不全就开不成会，法国极力劝美国让步，威尔逊总统只好答应。这消息至五月一日的报上就登出来了。我为什么记得这是五月一日，因这一天是劳动节，巴黎的工人全罢工，交通停止，我们就关到国际和平促进会的办事处，看见晚报上登出这消息，我更记得同学陈扬杰当众痛哭流涕，顿足大骂列强的不讲公理。
在这以前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曾写一封请愿书诉说中国对山东的权利。请愿书的稿子共分英文、法文两种，英文是由王雪艇起的草，法文的是由谢东发及李圣章起的草。稿子写好了以后，我就同李圣章到打字行用蜡纸打印英、法文各一百份。谢东发是生在巴黎的中国人，他也得到法学博士，后来在国民政府时代，他在巴黎中国使馆任乙等秘书，他爱国甚烈，对于我们会务帮忙很大。会里杂务事件先是由徐海帆先生经手的，到了一九一九年底他回国去了，就由陈孟钊先生接着办理，请愿书既然打好以后，就以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名义在哲人厅召集大会，向巴黎和会请愿。那天是由法国人权会会长布义松（Bouisson）（任）主席而由汪精卫名义讲演，事实上汪精卫不懂法文，所以由祖兴让代他宣读。祖是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唯一得到法国中学毕业文凭的，所以他的法文甚好，另外有美国人、法国人讲演，颇为热烈。
虽然有以上各种举动，但是中国代表团想签字于和约上，并不稍减，并且陆徵祥离开了中国代表团办公的大旅馆，藏匿在巴黎西郊的圣克卢（St-Cloud）。我们也找不到他的住址，我们就托郑毓秀女士探听，她又转托了前不久刚逝世的张默君女士，因为张女士同中国使馆有来往，使馆中人不疑心她会告诉我们知道。到了和会签字头一天，王雪艇、李圣章诸先生及若干工人，总共有卅余个人夜晚皆到了圣克卢，陆徵祥口里说不肯签字，但是大家对他仍旧怀疑，预备第二天再去监视他。因为夜晚陆氏随从以为人数甚多，报告给他，使他发生畏惧，这也影响到他第二天的态度。到了第二天一清早，共有学生工人四十余人，包围了圣克卢陆氏的寓邸，陆徵祥的汽车已经停在门口，大家就推派李圣章一人代表进屋见他，李圣章就问他是不是不签字，他说一定不签字，李圣章就说你要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枪亦不能宽恕你，一方面李圣章拍拍他自己的口袋。这一天他袋中的确有一支枪，另外这天工人中带有手枪的也大有人在，预备等陆氏上车的时候，他们用枪打毁他的车胎，使他的车开不动。在圣章方面，他已经写好了一份自白书，预备打死陆徵祥以后在警察面前自白。可见他是有决心的。陆徵祥看见局势危险亦就不敢再到凡尔赛去签字，当天的晚报登出中国代表团在签字时缺席，这一场历史故事就此结束，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没有签字，青岛问题成了悬案，这就引起了后来的华盛顿会议。
因为对德和约包括有国际联盟的条约，不签约岂不丧失了国际联盟会员的资格？我们对此也曾加以研究，以为对奥国的和约也包括有国际联盟的条款，中国对奥和约是无畏惧的可以签字，等到对奥条约签字以后，中国自然也成为国际联盟之一员了。
和会闭幕以后，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仍旧存在，不过我们转向对华工辅导的问题，同招待留法勤工俭学会初到的学生问题。我记得就在圣日耳曼大街那所办公的地方，我们曾招待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学生，现在尚能记到的有徐悲鸿、盛成、李立三等，当时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盛成先生现在在台湾。就为了华工的问题，曾在哲人厅召集使馆的人开会，中国公使陈箓不敢出席，派头等秘书王曾思为代表，工人大怒几乎将王曾思打了，这已经是民国十年的事情，我那时已经回国了。
《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