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卢沟桥事变，战与和，蒋介石仍举棋不定，国共合作再拖延·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失去自信；国共两党看战争，一悲一喜·洛川会议，毛泽东远见卓识倡自主、夺权·华北、淞沪战局恶化，国共合作终于形成·“钦差大臣”王明回国摘桃子，共产党内部起纷争。

一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二十九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在日后的很长很长的十天里，“7月7日”尚不被国人那么看中。它很可能像喜峰口、山海关、冷口、古北口失守的日子一样，躺在厚厚的史料里，充当这些战斗的时间证人。因为日本人进攻上述地域时，中国军队也曾进行过殊死的抵抗。喜峰口恶战，中国西北军组织大刀队与日军肉搏十余日，直杀得日月无光。关东军进逼山海关时，蒋介石一纸手令，张学良几十万大军撤回了关内，中国屈辱的历史又多出了三年多。是的，蒋介石不发抗日令，耻辱的日子仍将持续。

因此，到了7月14日，周恩来等在庐山并没因卢沟桥战事再提新的条件。即便这样，蒋介石还是再次食言了，准备完全取消中共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这一天夜里，日本驻屯军青田少佐与中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举行会谈，日方要求宋哲元亲自向日军道歉，立即撤兵并取缔抗日分子；宋哲元竟答应了！还是在这一天，国民党召开各界著名人士座谈，会议与会人员发表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宣言。

7月17日，蒋介石权衡良久，在庐山发表后来变得很著名的谈话。他讲：“如果战端一升，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尔后，话锋一转，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这天下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举行一轮会谈。谈到日薄西山，伴着夕阳暮霭，蒋介石又回到“只设政治机关”负责联络的出发点，且指名政治主任不要军人，只能由周恩来或林伯渠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仍由南京派员担任。

周恩来等苦争无效，只好回南京静观时局变化。中共中央此时态度更为坚决，他们相信时局已不容蒋再讨价还价了，加上后面再无妥协之余地，因此电告周恩来等回延安。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已做到仁至义尽了。此前，毛、朱电告蒋介石，再次表示愿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命。7月9日，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通电，请命他们“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他们决定拖延下去。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他的决心还没有下呀！这时候，他尚寄和平希望于西方各大国。

7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走访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探询苏联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苏外长答曰：“如与其它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真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

7月21日，蒋介石电令北方军开始后撤。

7月23日，蒋介石得知秦德纯和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达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为马的七项协定后，即电宋哲元：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批复，表示共同负责。蒋介石真的愿意再多受一次侮辱吗？他的苦衷究竟隐藏在哪里？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讲得要掉眼泪了，美国人仍不为所动。请看罗斯福总统是怎么说的：“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必不免有的国家承认。”

7月26日，蒋介石再约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法国大使齐雅会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塌塌米上。齐雅给蒋先生讲了一个已经显得古老的故事；十四十五世纪之交，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最后败退英伦三岛。这则寓言表明日本也必败。蒋先生问法国有何高见，齐雅答非所问：“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蒋介石去向法国讨计策，实具讽刺性。六十年前，它在普法战争中，在投降书上签过字，几年后，它再次向德国投降。这一天，南苑机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中国战死一师长、一副军长。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暂时对“和平”绝望了。第二天，他电催中共按庐山所谈，在十日内改编完毕，以候南京发表三个师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训主任名单，建议康泽为副主任。28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不要康泽，报邓小平任副主任。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

8月2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朱德等人去南京面议救国大计。两天后，他在会场上只看见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这些老对手，没见到朱、毛，心中未免有点落寞。骂过朱、毛狡诈后，还是正式发表了红军改编后各师旅团的番号，并电告中共中央：“限期贵部能于8日迟至10日出动，本月25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惟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

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中共终于成功地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总的指挥权。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现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高级将领谈话会的会场。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公开了。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我们把目光暂时从取得和谈胜利的共产党领袖身上移开，看一眼于8月21日刚刚被推定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蒋介石吧。中日淞沪会战刚刚拉开了帷幕，他正吃惊于中国将士的勇猛呢！面对将士们的出色表现，他是不是对自己的犹豫软弱生出哪怕只有一缕的愧意呢？

作为后来被一个苏联人称作“中国的拿破仑”，被他的对手称作“独裁者”，被史学家描绘成“军人政客”的蒋介石，为什么面对日本人所施于的耻辱，能无动于衷呢？在1937年的7月和8月初，他为什么依然表现出了难以让后人理解的犹豫和彷徨呢？他那不可思议的心里，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笔触伸向这一神秘的地域前，还是先看一看一些数字吧。数字是枯燥的，但是也是无法回避的。

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披露，七七事变时，日本国现役兵力计有三十八万人，陆军近二十五万人，分编十七个常备师团；海军有一百九十余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两千七百余架飞机。当时日陆军的配置是：国内置十一个师团；中国东北地区置四个师团；朝鲜半岛置两个师团；中国驻屯军和台湾各有两个联队。

据何应钦《中国八年抗战之经过》披露，七七事变时，中国军队有陆军一百七十余万，编为一百八十二个步兵师，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六个独立旅，四个炮兵旅和二十个独立团；海军约有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各种飞机约六百架。

对不久前发生的“英阿战争”和“海湾战争”稍有记忆的人，大概不会从以上数字中得出中强日弱的结论。对鸦片战争稍有研究的人，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英国只派来了载炮七十四门的战舰两艘，后来又加派了一艘载炮七十四门的伯兰汉号，剩下的八艘军舰除布朗底号载炮四十四门外，其它各舰载炮都在三十门以下，派来的运兵舰上有两个英国联队，一个孟加拉联队等四千余步兵。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容我们细说了。

但是，即使到了告别冷兵器时代已经久远的现代，武器也不是导致战争结果的惟一因素。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提醒的常识。我们暂时还不想用八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内战和十三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来反驳“武器决定论”。

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东西吧。

日本著名史学家龟田一郎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当时）日本人以为中国不可能独立的，中国人是败亡民族，是无抵抗而卑屈着活下去的民族，这种想法一直继续到中日事变。”后来当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中将这样的回忆道：“中日战争开始时，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只要天皇下了诏书动员，表示断然出兵的决心，随着卖动员令‘号外’小贩的摇铃声，中国即屈服了。”

我们应该重提一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原因：他从围观杀头的一张张麻木的面孔中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东西，才扔下手术刀，用笔呼吁重铸民族魂。湖南岳阳的战争见证人回忆说：“那时候，一个日本伤兵进村，能吓跪一村中国人。”

真是触目惊心的两个“一”！

能以他们的怯懦和胆小责怪吗？他们曾祖父以降，天朝子民的自大和自尊还能从什么事件上找到？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伟功”吗？《南京条约》、《辛丑条约》的“光荣”吗？

一个事实不容回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失掉了对外的大部自信。这片土地上每日里都在成批生产“窝里斗”的行家里手。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状，蒋介石先生有着要比我们多得多的感性认识。作为内战专家中的专家，他的征服欲还从来没有越过台湾海峡呢！和日本人开战，并且最后战胜之，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梦呀！八十多年了，曾作过这种尝试的人，没有一个胸前挂过成功的花环。算了吧，这种冒险赌注押得太大。丧权辱国？这已是祖宗留下的遗产。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那些条约呀什么的，堆起来已有一尺多高，后来又添了什么《辛丑条约》，什么二十一条。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弄出了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容易吗？日本人？现今英美苏都怵它三分，我们打能够打赢？就靠我手下这帮人能打赢？

斯诺曾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他的伙伴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他们是典型的‘被游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现代教育把他们从旧社会里拉出来，他们是些不安分不合时宜的人，以军事或政党组织者和职业政客作为他们终身事业。自然，他们又全是年轻的。许多人以适合于革命时代的暴力专家来开始他们的生涯。”斯诺说的伙伴，当然还不包括他的这一群合作者：阎锡山、刘湘、韩复榘……这些合作者尚在“山大王”和“土皇帝”的美梦里还没醒来呢！

还有既得的权力！既然他不在丧权辱国历史首页上，他便可在“维持”中享用权力所能带来的一切：金钱、美女，尽管残缺却仍被唤作的江山。

近代中国的衰落，已经渗透到了民族心理这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了。

文化的衰微才是致命的伤害。古老的可以自傲文化到了必须注入新的内容才能激发起它的活力的时候了。于是，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并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共产党。

共产党注意到了被蒋介石和他的同人忽略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从人民中间，他们发现了爱国主义的巨大源泉，听到了尽快结束“朕即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呼声。他们所倡导的并在部分地区实行过的土地改革政策，以素朴的、现实的魅力唤发起了亿万农民中潜在的积极因素。

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眼光，导致了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途完全不同的认识。一年前，毛泽东在保安的一间窑洞里，已经从缜密的思考中得出了日本必败的结论。

历史的进程让我们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盛与衰，正是以对中国抗战前途的不同认识作为各自的出发点的。

二

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会不会使借刀杀人之计对付红军呢？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毛泽东所得结论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案。在这个史称“黄白案”的方案里，八路军三个师被分成了两块。8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同一天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这种担忧加重了：“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的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意去南京与蒋介石共商大计这一纯属形式的问题了。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浪漫主义天性只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才体现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中。青年和中年时期这种不可抑制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他的诗词宣泄掉了。他常常以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面孔为一个个时期打下鲜明的个性印忆。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这种远见卓识，当时并无多少人心服口服，只有等到汪精卫叛变，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未停止过的与日本进行的数十次“和平”谈判事实被披露出些许时，更多的中国人才回过头来重视了毛泽东的这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为红军确定如下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随后，他又为红军确立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又进一步地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后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而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他的这次发言，很容易引起以是与非作为标准的种种误读。既然整个民族都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你却提出了保存实力。日本人的大部队都在开向中国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却在倡导什么山地游击战争。你们既然已经准备发表宣言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什么还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甚至还准备争取战争的领导权？

如果我们跳不出是与非的约束，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永远也无法体味出伟大的政治家和具备熟练操作技术政客间常常只差毫厘的区别。把日寇驱逐出去后，中国应该迈进怎样一个社会呢？毛泽东看中的是这场战争的得与失。

据有关史料透露，在洛川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的作战原则，与会人员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留下这么寥寥几笔：“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完全说服他的同志，获得的恐怕也有一些孤家寡人的落寞感。只有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支持了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日后的百团大战和延安整风时因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而遭受的非难甚至围攻。六年后，周恩来在检查自己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认为：“（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

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这才是洛川会议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发生争论且没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他无法将这个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他们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如果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舍身取义”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只好“保留意见”。这里应该插入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张自忠将军的灵柩运至重庆，自蒋介石以下，重庆军民数十万前去迎接。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北京等市多了一条“张自忠路”。这种哀荣为现代中国所罕见。穿越于抗战时期那些厚厚的史料时，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谙熟用兵方略的张自忠，为什么总是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将他的集团军指挥所放在师团级指挥所才应该在的危险的前线？第二，在长城抗日期间，曾表现出杰出军事家风范的张自忠为什么在临沂和随枣都率部进行过自杀性质的冲锋？第三，随枣战役后期，他分明有机会脱离险境，却选择了死亡？答案已随英雄的灵魂飞去了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的历史和他的同事下属对他的言语的转述中，寻觅这个答案。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南撤时，令张自忠任北平市市长，与日方周旋。9月1日，张自忠只身一人从北平逃出。这一段经历，使他沾染上了汉奸的嫌疑。屡经艰难的努力，他才重新掌握了部队，成了第五十九军军长。从此以后，他重复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只有战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张自忠不是死于学识的不足，不是死于暴烈的不计后果的个性，不是死于复仇的欲望。他死于一种文化，一种重节操、重仁义的传统。

所以，毛泽东只能把证明自己正确的希望寄于以后发生的个个事件上。在冯家村的会场上，他只能把话说到一个分寸之后缄默不语。库图佐夫建议放弃莫斯科，致使这样一个美丽的首都毁于拿破仑的一把大火，然而在俄国的不管哪个时期的史书上，这件事都被看作1812年卫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1938年6月，为延滞日军行动，蒋介石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史书的评价对大陆中国人早已是常识，就连蒋介石本人，十几年后也不得不为自己推脱责任。

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

历史马上为毛泽东的深邃提供了证明。蒋介石的政权意识却没因战争而淡漠。8月30日，遭中共中央拒绝当陕甘宁边区政府长官的康泽通知中共：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发表宣言则须在部队全部出动集中后。是日夜，刚刚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叶剑英：拒绝康泽所提丁维汾为边区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确认，中共中央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以在谈判最后阶段占据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立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首脑一定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允许进入营门一步。

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作出让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八十一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共产党人即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所举诸点。……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意无可动摇。”

三日后，八路军最后一个师开赴前线。

至此，九个多月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

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喜形于色，他在9月2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

蒋、毛两人都没放松戒备。好戏还在后头呢！也是9月25日，林彪和115师在平型关一举成名，抢了全国抗战歼灭战胜利的头功。

“第一”的这个彩球抛向谁，谁就稳居这段历史的首页。

三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环境下结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国民党要独裁，共产党要独立、发展，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把对方干净彻底地同化掉。信仰是虚的，暂且放过，先动手分化它的军队吧。9月16日，在那个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营代主人蒋鼎文急电朱德：“委座派军部之高参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员已抵长安。”这不是政治学辞典里的“掺沙子”手法吗？朱德、周恩来不敢怠慢，琢磨对策，八日后，出现了这样一份绝妙的复电：五位大员的到来，已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独立自由地发展自己。军队和地盘是生存下去的保证。如今军队的相对独立已实现，下一步该争取边区自办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边区问题，重申不要一贯反共的丁维汾，并要求设保安司令部，连南京政府派考察团的事也明确表示拒绝。国民党方面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边区行政长官由丁维汾挂名。

双方算是打个平手。

与此同时，双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队身上。中共中央认为，这些游击区将成为将来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能放弃对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清除这些游击队，是根绝南方“赤祸”的最好办法。双方交涉近两个月，仅仅商定叶挺将来出任由这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军长。

此时，日军大部队已攻入绥远和山西，华北地区实际上已呈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这种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断然决定：“奉南京军政部命令，将陕北镇原等二十余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同时，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增加八路军防区问题。11月8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要求各部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毛泽东这一扩军决策，顺乎华北大势，并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华北地区牵制大量日军提供了可能。这一决定性的动作，惟一的“疏漏”是没事先征得蒋介石大元帅的批准。我们翻遍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内的条令，尚未找出毛泽东“犯规”的证明。

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严守“规矩”，10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西安所设的分销处，个别领导人公开反对提“国共合作”的口号。好像在他们眼里，多一个人知道他们与弱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就多了一份耻辱。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即兴来了一次美国式的幽默：“日本人已经患了传染病，中国人现在已经打了喷嚏，为防止这种病蔓延，保护国际社会的健康，我看应对这种病加以隔离。”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表示国联各成员国“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范的国际关系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大国就要出来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将被西方大国吓得缩回小岛上，还用得着和你共产党合作吗？蒋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记里记下了面对国际“援助”的真实心情：“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10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事变之发生，只是由于合法演习的日军遭受攻击而行使其自卫权，对日本挑衅的中国方面，才是违反了非战公约！”这不是强盗的声口吗？强盗的逻辑吗？暂时不要这么评论。在这个强食弱肉的世界里，不要企望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是从得失出发的外交辞令。10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的一项对日宣言称：“中日两国现在敌对行动，影响到各国的权利及物质上的利益，全世界对日本均有一种不安之状态。”“敌对行动”多么中性的一个词汇呀！如果他们在中国没有租界，没有侨民，他们会为日本的行为鼓掌吗？很有可能。恐怕还有国家跟着来华抢一块日本人没来得及啃干净的骨头呢！这种剧目三十余年前在中国已上演过了，还在中国的辞典里留下一个新条目：八国联军！蒋大元帅当时恐怕日理万机，然而还是在当晚抽空写下这样一段话：“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

可叹乎？可悲乎？

且慢！还没到悲惨的高潮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后，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一、倘各国就具体问题征询我方意见，应先请其询问日本后，我方再予考虑；二、如华北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确能得到切实之保证，则我可作相当的让步；三、日本驻军应以《辛丑条约》规定的地点为限，其数额应与他国驻军按其实在需要，另以条约确定之。乞降的面孔呼之欲出！谁知日本人仍嫌不过瘾，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十余日。1938年2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本将不以蒋介石政府作为和平对手！”换言之，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

这样，蒋先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继续把抗战的旗帜举着走他的老路。

历史在1937年的11月，险些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提供了一次比试高低的机会，国共合作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已经在几个月的实践中，向这个世界和他的同志证明了他的技高一筹，他决不会再退让了。如果不是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历史恐怕又变样了。

这个特殊人物名叫王明。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王明的一段履历。1931年10月，他安排博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我们应该给这个“总负责”以充分的注意，在此之前叫总书记。同月，他离开上海，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来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直到遵义会议，他一直通过博古领导着共产党。

王明为什么不直接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如此看重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呢？那是因为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一个政治家，王明这种选择，只能说明他的权力欲极强。只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会当太上皇和后台老板进行垂帘听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遵义会议博古的下台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产生过巨大的震动。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变成了国共合作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9月底，国共合作真正形成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在他看来，遵义会议赶博古下台，实在有那么点“政变”的意味。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扳回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决定回国摘桃子！

回国前，王明先后去会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千万不要把这两次会见当成礼节性的告别！在将来的政治斗争中，这两次会见会变成两颗重得不能再重的砝码。11月14日，斯大林派专机将王明送到新疆的迪化。

毛泽东和张闻天得到王明回国的消息，有没有在一起商量对策？历史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从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上分析，张、毛肯定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王明回国这一话题。洛川会议上，张国焘出来工作了，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他却反悔了，多次表示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路线是错误的。一个张国焘，再加上一个王明，这两股势力汇合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延安会议”上，张闻天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这一建议被政治局会议采纳。王明到迪化了，必须占取主动。11月18日至2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会上作出这样的结论：张国焘的错误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反中央；又严厉地正告道：“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对照“延安会议”通过的决定，不难看出两种说法的不同。11月23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

这些事情的弦外之音已经很清晰了！

11月29日下午，王明、康生和随机回延安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走下舷梯，毛泽东和张闻天已在瑟瑟的寒风里等了好一会了。

四

史料记载：王明等下飞机后，毛泽东即致欢迎词，称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

能不能揣度一下毛泽东和王明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双方的感觉呢？还是让它作为一团迷雾继续萦绕在延安机场的上空吧。一场始终没有刀光剑影的政治格斗伴着握手的礼节和“喜从天降”的致辞摇响了开幕的铃声。

“钦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当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会议究竟哪天开，他倒并不计较，他要研究一下对手的弱点，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赶回，他还要适应一下延安的窑洞。

12月9日上午，后来被称作“十二月会议”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第一天，风平浪静。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作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肯定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改造旧军队、保证党中央团结等十项主张，指出前一段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王明做了一天忠实的听众。毛泽东闭目养神，间或把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门内地上的一缕阳光。

第二天上午，王明发言了。他把写了几页的发言提纲朝桌上一放，讲道：“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我今天着重讲讲这个问题。中央的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

再讲了一大段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道理后，他把提纲朝旁边一推，自由发挥起来。“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决定敌友的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对国民党，只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方面，我们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嘛！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盟军。”“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淞沪抗战打了几个月，能是片面抗日吗？不要讲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呀！”“红军已经改编，红军就不存在了，不仅是个名义上的变动，实质内容也变动了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游击战能战胜日本吗？”“改造政权机构什么的，肃清汉奸分子什么的，现在提都为时尚早了。”

王明一直讲到日薄西山，话锋一转说道：“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回国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会晤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可以说，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会场顿时亮了些许，那是与会人员眼睛里闪出的光芒照的。这一天，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反击了。

12月11日，毛泽东没有被王明亮出的尚方宝剑吓破胆。他先讲了一番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哲学后，对王明的诘难一一作了反击，最后落在这一点上：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然而，王明的讲话毕竟有分量。据一些文章披露：与会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混乱。谁的思想产生了哪些混乱，未见有人披露。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材料中判断混乱的程度。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的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指责的某些错误。“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毛泽东等是如何抵制的？赞成王明主张的有几人？只能去猜。

14日，会议结束了，产生如下决定：成立七大筹委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议还决定：来往电报，“党的交张闻天，军的交毛泽东，统战的交王明，王不在时交张。”

从这些决议和决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取得了地位。这一回合，双方战个平手，统算起来，毛泽东的胜面略强一些。

这时候，蒋介石帮了毛泽东一个忙。历来重视苏联直接援助中国抗日的蒋介石，知道王明回国的消息如获至宝，想通过王明获得苏联实质性的帮助，12月上旬，他接二连三地发出邀请，请王明去武汉“共商国是”。因此，王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立即和周恩来、博古一起赶赴武汉。王明的离开，无疑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统一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有利条件。

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再次作了政治局会议上他的政治报告。22日，他在会议结束前明确指出：自《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几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为使统一战线更有力量，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

因为王明的回国，因为他在政治局会上并不显得孤单，“十二月会议”还作出决定：本着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准备在边区长官人选等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

国民党方面因连遭上海、南京大败，国际援助尚是画饼，自然也希望和共产党能真正同心协力。这样，我们便等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

12月20日晚，蒋介石从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召见了王明、周恩来和博古。

王明的口锋甚健，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讲了两党关系，讲了合作的具体任务，却发现蒋介石有点心不在焉。什么时候了，蒋先生早失去了对这种空谈的兴趣。南京失陷后，他加紧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再次考虑武装抗日的问题。一周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北平挂牌办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日，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辞；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没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他对这个王明感到失望了。

王明这时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资本亮了出来，清清嗓子说：“大元帅，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局面的严重性，决定不再坐视。中苏系邻邦，所谓唇亡齿寒也！苏联方面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三十万机械化部队，并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蒋介石立即兴奋了，忙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得来？是斯大林说的吗？”

王明答曰：“离开苏联前，我去见过斯大林，他也有这个意思。”

面对三十个师装备的诱惑，蒋介石自然要表示个姿态，在认真听完博古和周恩来的谈话后，当即表态：“所谈极好，所谈极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矣。只要内部团结一心，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们可直接找陈部长共商一切。”

蒋介石走后，王、周、博三人继续与陈立夫会谈，双方当晚即商定制定一个共同纲领。

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了一个“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五天会商两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周恩来和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四天后，这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周恩来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讨论通过。

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仅仅维持到30日。

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也写得详详细细的《纲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谁知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已告知中共，他们怎么能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自然是谈不出个结果。

怀疑又回到了国民党人的思维中。紧接着，仇恨又从怀疑中生出了。

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员捣毁了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团抗议，国民党方答复曰：这显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元月24日，又到两党开碰头会的日子了。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两旁，脸上再无笑容。

刘健群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

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国民党方面指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紧，在华北大片土地上，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有了醒目的区别。经多方查询，我们没能查出是谁为历史留下了这样绝妙的艺术品。

康泽跟着讲道：“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这个时候，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但编制迟迟没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十日后，国民党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扫荡报》和《血路》周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它的政权、军队，要求结束这种“新封建割剧”状态。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再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开始寻求“根治”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种没有统一组织的、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方法，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不会发生什么实际作用。综观国共两党历史，国民党实在缺乏统一信仰、统一军队、统一权力方面的研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使他们在这方面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