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处境险恶，毛泽东作背水战，写信策反孙科、冯玉祥·丙子“双十二”，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张学良为共产党让出延安城·委员长因祸得福，肢解东北、西北军·西安初谈判，蒋介石咄咄逼人·兵败祁连山，毛泽东以进为退·杭州谈判，周恩来走“夫人路线”·舌战牯岭，合作近在咫尺梦难圆。
一
我们先来猜一猜毛泽东12月5日写信的心事。
笔触在进入这种被史学家称作“历史的迷雾”或“历史的盲点”地域之前，让我们先遁去身形走进毛泽东那间烟雾弥漫的窑洞，为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巨子，画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贺子珍不在房内。据史沫特莱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和贺子珍半年来争吵不断，有一次贺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卫，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一只小板凳举过了头顶。必须洗去那些为数众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评判标准对毛泽东私人生活描画的文字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缕缕印痕。毛泽东一年多后的婚变，与道德的关系不大。原因存在毛泽东深不可测的内心里。在很多时候，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诗词给我们的形象。他也有悲伤烦躁的时候，他也需要女人细致入微的温情。他和贺子珍的争吵，毋宁把它们看成毛泽东无处倾诉的内心郁闷的排泄渠道。如果贺子珍在家，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抵西安的消息，他很可能不会写信，而是找个由头和贺子珍大吵一顿了事。可以确认，他写这两封信是对刚刚获悉的消息的本能反应。他的浓密的长发显得凌乱，脸颊清瘦，眼睛里的血丝是熬夜的时光留在心灵窗里的痕迹。一身棉衣显得不大合身，使得让旁观者随即感觉到寒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怎么办？有形的工作该做的都已经做过。抽烟吗？蒋介石尽管最怕烟味，可谁都知道烟味、哪怕是劣质烟味熏不走几十万大军。总该做点十什么。血战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敌人。
毛泽东最先想到给冯玉祥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石友三。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从来没有叱咤风云过，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毛泽东之手。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恐怕再无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了。清兵入关后，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最早遇到的难题就是寻找大明的皇子皇孙。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时势竟逼得毛泽东的笔端露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红军当时处境的凶险。
历史在这些日子里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雾。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无疑是最浓最大的一团。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
在许多严谨的史学著作里，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已经分析得够多了！它的历史意义已成中国人熟知的常识。
但是，那些简略得几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历史的丰富性究竟丧失了几成，谁能回答呢？
发生在近两年的一个小插曲值得重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张学良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复了人身自由。大陆各大报小报竞相登载这一消息，有关部门盛情相邀张将军回大陆探亲。张学良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却对当年发起兵谏表示忏悔。
张学良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之举？他的自责的依据是什么呢？
没人会天真地认为张学良的一声忏悔能使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需重新写过。然而，这件事起码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历史有多个进入的甬道。
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西安事变大大地改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环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帮助红军支撑过了一次劫难。
我们还是走进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中观赏吧！
在一个“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以御侮为目的，在封疆大吏的辖区对出巡的“皇帝”实行兵谏，还是一个破天荒。
事件最后的不可避免，当事人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尤应引起后人的珍视。事实证明，蒋介石事先对自己这次厄运毫无察觉，顺利解决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所获得的只是自己的威望和统治已固若金汤这一错觉。李宗仁、陈济棠这些脑后长有反骨，并有“前科”的人尚不能丝毫改变时局，其他人又能奈何了他！这种错觉甚至抑制了他的多疑。
其实，蒋介石早在9月下旬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关重大，在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蒋介石很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一个月后，他移驾洛阳，准备彻底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这时候完全可以选择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道路，东北军隐患也即消除，然而他却踏上了危险的荆棘丛生的小径。他从来没有忘记共产党有政权企图这一点。作为一个执政的统治者，心病不除，肯定睡不着觉。何况共产党已弱小到了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他不能再犹豫了。
谁知张学良却不体谅他的用心之良苦，11月27日，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东西之时，东北军袖手旁观，仍重弹抗日老调，蒋介石的震怒程度可以想见。他在28日的日记里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事之始终本末，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12月4日，他移驾临潼华清池，连尚在南京的戴笠也没通知。戴笠没有随行，证明蒋介石根本没想到安全方面会有什么问题。
张学良和杨虎城到华清池见驾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寒意只能来自分立在蒋介石两旁的几位大员，广州行营参谋长、陆军上将陈诚，驻闽绥署主任蒋鼎文，北伐时已经做过革命军参谋长的陆军上将朱绍良，几日后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的卫立煌，清一色的蒋的嫡系，清一色的江西剿红大功臣。只要蒋介石发一句话，这四个人都有资格、有能力取代张、杨。
张、杨硬着头皮陈述抗日的理由后，蒋介石给他们的却只有两条路：要么全力剿共，要么让开“茅坑”，把部队开到安徽和福建去。张学良力谏、苦谏、哭谏，蒋介石不为所动。
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张、杨两人垂头丧气由华清池回到西安后，走向兵谏的详细记录。它们都属于个体的心灵，公众只能接受它们结出的果实。这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是蓄谋已久的谋略，没有可以参考的榜样，竟在历史的一个盲点上做成了。
只能从太清晰、太无情、太单纯的历史逻辑出发推出结论吗？是的，这是通常的认识历史的途径。然而，它能提供给后世这种突发性大事件所包容的无限的非理性的启示吗？显然又不能。我们把笔触试着深入到真正不可思议的内心，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很有可能。
在把笔触指向西安事变的两大主角之前，让我们游历一番自袁世凯过世后，中国的军事奇观吧。袁世凯因患尿毒症暴死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徐世昌等数十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因为“洪宪”帝的“驾崩”，主体意识彻底觉醒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生出了帝王的思想。“乱世出枭雄”这一历史奇观在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后重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过十余年的混战，北洋人物彻底退到了背景的地位，虽然出现了蒋介石一统中国的外在景观，但是，谁能否认他们臣服蒋介石没有权宜之计的味道？中南有桂系，西南有川系，西北有二马有奉系演化成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旧部杨虎城，华北有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旧部，蒋介石真正的统一只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军阀割据的实质并没根本改变。那些被后人称作地方实力人物所持的只能是手中的军队和地盘。他们依靠这两点，尚可重温一下帝王的残梦，尚能在读《三国志》和五代十国史时，把自己和那些在厚厚的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古人暗暗加以比较，从这比较中，获得一种睥睨天下苍生的快感。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生出另一种心情呢？“他们会不会听命于我？”蒋介石无法肯定地回答。
听命于蒋去围剿红军，必将失去民心；违抗命令，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调动，很可能意味着从此丧失军权。这些年，蒋介石在大力剿共的同时，没少花精力做吞并异己的工作。张学良觉得窝囊透了！自1928年易帜以来，我对你蒋中正可算不薄。蒋桂战争，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你；中原大战，我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你。没有我这几十万人押上，胜利女神能屡次对你情眼有加吗？九·一八事变后，我再一次听命于你，所负罪名九辈子都无法洗清呀！三年前，我率部听你的命令撤出山海关，当了替罪羊，被迫辞职，出洋考察半年多。我屡倡抗日，你每次都以准备不足推诿，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充分呢？我再不报国仇家恨，还有面目活在世上吗？如今共产党也要抗日，只剩下几万条破枪了，你偏要来个赶尽杀绝。等我帮你灭了共产党，谁能保证下一刀不是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苦谏、哭谏，你尚不允抗日，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你来督战，带的却不是国防部和参谋部的人员，让这些外派亲信来西安，分明是准备取我而代之嘛！东北已失，如西北地盘再不保，二十万东北子弟兵吐口唾沫能把他张学良淹死了。在这种关乎生计的大问题上，张学良不能再退让了。杨虎城的思绪很少张学良这种感情色彩。他不比张学良，可以依靠父荫，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功勋再殊，宋美龄也不会把他的妻子认作干姊妹。北伐以前，他跟随的是冯玉祥。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擢升至十七路军总指挥。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马鸿逵省主席。东西均无法发展，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张学良率军入关后，蒋为了调和张、阎矛盾，把东北军全部西调至陕西。不久，邵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是一员降将呀！飞鸟尽后，良弓且藏，降将能有何好运？这且不算，杨虎城主要的心病在于他和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事且不说了，1927年逐共时，他非但没抓共产党，而是把南汉宸等人礼送出境。后来，他又让南汉宸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近年来，他不但没有进剿川陕方面的红四方面军，反倒为红军提供了物资采购方面的诸多方便。如听命于蒋继续剿共，不免一败；如不听命，陈济棠的结局是跑不掉的。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依“娘打孩子是常理”动“家法”时，显然忽略了自己“后娘”的身分。他的严厉过了头。虽然历史没有为蒋介石提供足够的时间进行彻底的征服合作者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他在八年后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惟一原因。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形式的迷恋竟成了他政治合作交响曲的主旋。他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恩与威、严厉与怀柔之间的分寸。一个成功的独裁者，肯定首先是一个心理学大师。
在1936年岁尾里，张学良和杨虎城只是蒋介石的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他可以任意驱使喝叱的看门狗。君臣之间的关系只靠利用来维系，缺乏沟通和理解，君主根本无法奢望“我就是国家”的绝对权威。张学良、杨虎城尚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就可以从得与失出发，找到“民族大义”来对抗君主的权威了。
于是，西安就成了蒋介石的滑铁卢。他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自己事业的巅峰。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成了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蒋介石亲临西安，本意可是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呀！
历史给蒋介石先生开了个啼笑皆非的玩笑。
二
蒋介石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屋子里。因为求生的本能，他在一片枪声中朝山上爬，跌伤了腰肢。据陈立夫后来透露，蒋的背骨跌折一处，后经一懂气功的医生用两星期时间治愈，蒋公大悦，酬谢医生一千大洋。因为伤痛，他只好躺在床上，空洞的双眼盯在天花板上。
在这次厄运里，除了从卧室出逃时表现出的张皇和狼狈外，他即便仅仅作为一个男人，所做的一切也无过多可指责、可小觑之处。他的追随者折服于他视死如归、保持自己人格尊严完整的领袖气概，不是没有道理的溢美。
在幽禁的最初日子里，他没有为后人留下日记，甚至对后来的换取自由的六项条件，他只作了口头承诺。这时候他留下的墨迹，只有一封写给爱妻宋美龄的、很像遗书的信件。我们无法臆想他在这些日子都想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心里生出了仇恨，对这一事件主谋的仇恨！曾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的张学良，在护送他回南京后，旋即被判刑，后被幽禁长达五十六年。杨虎城被迫引咎辞职，出洋考察军事，后被诱回国内囚于重庆达十三年之久，1949年底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杀死了杨虎城全家。
更让他难堪的是，他能保全性命，竟有共产党一份功劳！
历史就是爱这般地捉弄人呀！一个突发事件，竟把蒋介石惨淡经营了数十年的弘弘伟业搞得面目全非了。他能不恨吗？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保安，看一看蒋介石真正的对手是如何应付这个突发事件的吧。
12月12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收到张学良来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共产党的领袖们，听到这个消息表示出震惊、喜悦、担忧等情感之后，开始考虑张学良所要的“高见”了。我们的目光必须从稗野之史所造成的迷雾中移开。张国焘后来在那本《我的回忆》中，披露了共产党领袖们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种种直感反应，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点，说的是多个高级领导主张杀掉蒋介石。这就为后人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多人主张杀蒋，为什么最后没有杀掉？这个疑问导致这样一种错误提法流行多年：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屈从于苏联的压力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结果。这种观点委实太小瞧共产党领袖们的政治才能了！张国焘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共产党的领袖们和蒋介石反目为仇近十年了，心中郁结的对于蒋介石的党仇家恨实在太多，而蒋此行西安又是以彻底消灭他们为目的的，他们就不能用一句“杀掉他”来表达自己心情的一种吗？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也是人。或许他们真的想杀掉蒋介石，但他们却不能在书面的言语和行动上这么表述、这么做。稍有政治、历史、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党无力决定蒋介石的生死。当时杀掉蒋介石，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早成立十三年。
12日剩下的时间，共产党的领袖们各自的处理意见尚是一个个腹案，静静地躺在各自的心里伴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电告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忠、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态度已经表明：红军愿与张杨结盟。军事上的高见已为张杨出了一个：早日作好中央军武力讨伐的准备。至于如何解决，则没有说。政治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一时看不清。
同一日，南京召开中常委，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讨张杨，并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务。亲日派占了上风。是日晚，亲美的孔祥熙、宋美龄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一天，接到张杨通电的各地方实力派都在观望等待。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只有独裁之名，尚无独裁之实。不是吗？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诸侯在观望，左膀右臂一边请他的宿敌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一边使借刀杀人之计。孔祥熙、宋美龄一个是挑担，一个是爱妻，他们再不主张营救，蒋介石真的就感觉不到一丝人间的温情了。大奸臣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地方派的态度暧昧，除了时间仓促，反应不过来，难道不是蒋介石没有实际征服他们的铁证吗？相比之下，倒是事件作甬者张学良对蒋介石尚有一丝温暖的政治家之间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情意。张学良下达的捉蒋令中明确指出：决不许伤害蒋的身体。蒋介石真该重用张学良。没听人说患难之处见真情吗？可惜的是蒋介石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说他肚量狭小，倒不如说他缺乏能让万人倾倒的人格魅力。
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义举，革命的行动，应对这次事变明白表示拥护，派重要同志去做工作，争取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抗日。
在毛泽东的发言里，已有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实质政府的意味。因情况不明，会上仍有人主张反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意见。张闻天最后发言。他认为中共不应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要尽力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不能放弃蒋。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确定为党的总负责，毛泽东随后补充道：“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
尽管后来几天的事态发展证明“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行不通，但绝对不能以此说明毛泽东的“短识”。周恩来离开保安去西安前，中共中央仍按毛泽东的设想处理这一突发事变。1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中共中央同意改组政府的方案解决西安事变。当日，这份电报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电文20日才送达。前一天，中共中央已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通电中，“蒋介石”三字后面追有“先生”二字。可见毛泽东已审时度势，修正了自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剃去半尺多长的胡须，率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十七人，骑马冒着大雪离开红都保安，奔向尚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17日晚，周恩来抵达西安，下榻于张学良公馆东小楼。
此时，张学良正进退维谷。刘峙的五个师已进潼关，围华县，进副渭南。内部分成杀蒋放蒋两派争论不休。周恩来的到来，促使张学良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是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了与即将来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第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第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第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第四，成立抗日联军；第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为了迎接中央军的进攻，双方商定由红军主力先开至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尔后出渭水下游击刘峙部。按照这个协定，东北军为红军让出了延安、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城。二十天后，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十三年后，延安被尊称为革命圣地。
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通电的八项主张，三方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同日，宋子文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读宋美龄的要与他共生死的信，竟读了个老泪纵横。
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传达蒋介石意原：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所商定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西安三方同意了这个条件。
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宋子文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六项条件。
24日，双方继续谈判，宋氏兄妹作出以下承诺：一、改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停战撤兵。三、释放爱国领袖。四、停止剿共，目前苏维埃、红军依旧，中央可经张给予接济，要多少给多少；三个月后发动战争，红军再改番号。五、开放政权，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六、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抗日发动，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如果以上逐条一一实现，那将是一个怎样让中国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呀！抗日战争提前四个月爆发；中国从此与一党专制的政体永诀。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应该长出四只耳朵听一听蒋介石的这句话：“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这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了蒋介石领袖意志的复活。说完这句话二十四小时后，蒋介石在洛阳一扫这十几日的萎靡，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只字不提他身为阶下囚时所作的承诺，却说：“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古以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光明。以尔等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扑朔迷离的政治格斗中，取胜的究竟是恪守忠仁义信节操的道德君子，还是指鹿为马的冷血杀手？翻遍史书，在凯旋的号角声中，骑在胜利女神身上的，竟没有一个谦谦君子。
在这场政治赌博的最后关头，蒋介石押上了人格，获得了自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显然被蒋的“人格”迷惑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决定送蒋回南京，经历被审、被赦两场变故，仅仅保全了性命。杨虎城输得更惨，十三年后满门被斩杀。周恩来最起码也算遭到一个老牌政治家的羞辱。周恩来面对蒋介石的“人格”，显得十分自信和乐观，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此走入一个新的开端，内战将停，对外退让政策即将终结，并建议中共中央“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时年三十八岁的周恩来，和后来他完成的公仆形象和杰出的外交家形象，尚有很长一段距离。
蒋介石能容忍西北出现一个足以威胁到他的权力的军事政治实体吗？人格在炉火纯青的政治家手里，也可以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技高一筹，脸皮厚一寸，于是他胜了。
1月27日，他走下飞机，看见七八个便衣扑向张学良的座机，他的嘴角上浮出了一个月来都不曾有过的笑意。他想：我该休上一段假。理由是现成的，他的背骨损伤了，需要医治。
同一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局势仍表乐观。唯有毛泽东感觉到“人格”里似乎有诈，28日他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里，大讲了一番“言必信，行必果”。前一天，毛泽东在给韩复榘的一封信里写道：“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
这句话殊堪把玩。
三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老家谋划调集三十七个师，分兵五路向西安逼近。他已经完成了彻底解决东北军、西北军的构想。当然，这次军事行动有一个照顾蒋先生面子的名称：演习。
毛泽东、张闻天迅速作出反应，联名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指出南京这次军事进副之用意是把东北军将领“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决定政治上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以行动给张杨二部以支持。1月5日，又电潘汉年，让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实践诺言。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很艺术、很策略地写道：“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担保中国之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延安的首脑不会不知道这次军事进逼是蒋介石的旨意，把这次行动称为“演习”说不定就是蒋的“杰作”，但文章还是需要这么作，至少，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你蒋介石干了一件丢人的事。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宋子文通过潘汉年，责备中共不该宣布西安协议，可见蒋介石还是要面子的。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让周恩来去奉化见他继续谈判，毛泽东发话了：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后，不为张学良第二，不去。”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周恩来给蒋复一封信，内称：“来承占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恩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蒋介石才没有心思把玩中共中央通电的艺术性呢！1月9日，他的三十几个师布好阵势后，他抛出了深思熟虑后的两个方案。甲案：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豫、皖，十七路军入甘，红军仍返陕北。
由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加上中央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开始分化。东北军内部很快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主战、主和两派，元老派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主战派则认为甲、乙两案都不能接受，主张先营救张学良回陕。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张学良已不能回陕甘，你应放弃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设想。杨虎城知道已回天乏术了。中共中央得到周恩来报告，知作战胜算甚少，且无几人响应后，准备接受甲案。
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令他转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条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停止剿共并发经费；三、暂容一部红军驻陕南，以解决粮食困难；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以上四条应有蒋示手书保证。
毛泽东等人实在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了。但是，蒋先生就是写下白纸黑字，日后来个不承认，谁又奈何了他？历史没有提供蒋介石对书面承诺的精彩表演。他对红军最先表态同意甲案表示满意，第二天即让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汉年：红军若是能迅速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则和平解决后定当抗日，给养自然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心中央军继续进攻？防地问题仍按原议，红军分成几块也不好，如陕北嫌狭，可向凉州以西发展嘛。对马部已下达停战命令，他不服从暂无良策。至于保证书一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子文转达已是证明。
毛泽东显然看出这是权宜的应付，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就要崩溃，为日后确保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决定把价码定高一些。22日收到潘电后，当即电示：请坦言告蒋，红军所虑是继续剿共，这种可能存在，红军来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以红军实数，每月最少需五十万，停止打土豪则毫无办法；请蒋给我们亲笔信，写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红军驻陕南，因为那里以前就是苏区。
蒋介石自然不会写这封信。他的谋略就要大获全胜了，没必要对共产党作出任何让步。此时，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已占了上风。这些握有实权的团营级军官为救张学良不惜一战，认为元老派接受甲案是为了取张学良而代之。27日，少壮派把火烧到了共产党头上，指责红军不帮他们打仗，究竟安的什么心？周恩来苦口婆心劝了大半夜，答应开会商量，少壮派代表才离开了。周恩来还没上床，南汉宸慌慌张张跑来了，报告了杨虎城的心事。28日晨三时，杨虎城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说：“我不反对你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做事，可是我希望你们共产党能替我打算打算。你们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是平等的，我可是蒋的部下呀！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呀，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杨虎城大概想起了这样一句俗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周恩来犯难了，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高级将领都犯难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答应一起打仗就是朋友，不答应则是敌人。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驱车至三原红军司令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商定：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同日，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转告杨虎城和少壮派。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周恩来五人在王以哲家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周恩来表示红军将以另两方的意见为意见。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一致同意和平。杨虎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2月2日，少壮派率卫士营冲进王以哲家，将王乱枪打死。形势急转直下。驻防滑南的东北军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提出少壮派领袖必须离开西安。2月3日，东北军高级将领缪澄流等人纷纷表示愿意东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同盟自动解体。
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至此，西安事变放下了沉重的帷幕。
现在可以算一算国共双方在这一事变中的得与失了。
蒋介石面对这惊心动魄的五十余天，可以获得惊、喜、忧三种感受。惊的是自己以领袖身分竟还经历了劫后余生的凶险日子；喜的是从此东北军已不再算作一股政治、军事势力了；忧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毫毛未损，眼下无法找理由向他们动武了。
毛泽东个人开始重新续写《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剩下的零碎时间该干些什么？他把眼睛盯住了历史。1月31日，他给李克农写了一信，要李帮他买两套整个中国的历史演义。
买这些书决不是用来消闲的！他的地位和当时的情势已经剥夺了他作为普通人能常享用的“闲情”。他究竟想从这些演义中寻找什么？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重读那些在长征途中仍舍不得扔掉的线装《二十四史》？那里没有《空城计》这类充满着文人智慧的杜撰，那里那些历史上充满血腥气的政治风云变幻常被遮掩得无法辨认。面对眼下正在发生的，他自己也扮了角色的大戏，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对手，他是否想从这些活灵活现的演义文字中寻找战胜强敌的智慧呢？
只能这样猜度。
四
东北军、西北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毛泽东首先重提旧事，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各种合作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眼下的情况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蒋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堪设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马步芳仍不停止进攻，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忧心如焚。蒋介石看来，早一天解决中共问题，早一天去了心病。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周恩来谈出大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它易商量。”
蒋介石强调军队的精神实质，与他此时的心理密不可分。张、杨这次兵谏使他意识到了以前只注意形式所包涵的巨大危机。如果不统一精神理想，后果是什么他很清楚。在蒋介石这几天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决心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
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蒋介石从来没有找到机会完成这一心愿。
2月9日，张冲和周恩来举行第一轮会谈。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一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共产主义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风亮节的割舍，但同时又透露出来一股悲壮和苍凉之气。共产党的领袖们选择共产主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已具备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尝试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一切问题尚没解决，依靠国民政府的改良显然无望。然而，此时除了妥协，则别无选择。
2月12日，周恩来和顾祝同依照以上条件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
也许这个草案来得太易了，双方都没给它以充分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蒋不承认这是合作，只当做红军投降，这样下来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地位了，建议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刘伯承出面谈。
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仍感不满，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团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等了三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刘伯承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21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共产党人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共产党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
中共中央在此严峻情况下，被迫再次让步。2月24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共产党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六万余。
蒋介石笑了。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2月26日，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两师八团变成了三师九团。在27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最少改编六个师，上设一总指挥部，至少六万人。张冲为了不无功而返，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分，给周恩来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最多他只能答应编四个师四万人。”
周恩来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一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眼下我们河西和陕南的部队十分困难，淮南兄能否设法以解燃眉之急？”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它问题都不复存在了。连日来，红军河西部队连遭重创，总人数锐减，实数差不多也可使对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把改编人数调至五万。两日后，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毛泽东抓住了处理国共关系的纲。
3月4日上午，周恩来与张冲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四师十二团。蒋介石不允此案，坚持三师九团。7月，毛泽东再作退让，电告周恩来：“如蒋坚持三个师，亦只得照办。”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蒋介石审核。
该喝喜酒了？是的，是该喝点酒了，但不是喜酒，老头子还没应允呢！这不是共产党一再让步，完全按蒋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吗？他能不同意？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酒还是叫解乏酒的好。
东北军并没按甲案调至甘肃，如今正坐着四年前撤离山海关的那些闷罐子车东调豫皖，让中央军当做战利品慢慢消化。杨虎城已感到有形无形的压迫，眼前只有辞职一途。红军呢？经济窘迫，已开始接受国民党每月的接济。毛泽东给韩复榘信中所说的“群小”嘀咕起来：“蒋先生，你这是何苦！你供粮草，把他们养得肥壮然后和你打太极拳，有你这么傻的生意人吗？刚刚死去的那个鲁迅，浑身长有反骨，有一句话却是可以听一听的：痛打落水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趁热打铁，将他们收编，一劳永逸的好。”蒋介石再次食言，令贺衷寒修改协议再谈。贺衷寒当年是号称“黄埔”三杰中的一个，哪里不明白蒋先生的意思？两日后，他和顾祝同将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推给周恩来。
“无耻！”周恩来说。
他只能在心里这么骂。外交家的词典里不收这种粗鄙的词汇。他冷笑，他大笑，他狂笑。笑过之后，问道：“苏区一分为三也罢，只字不提民选也罢，就是投降，把编制压至三万，还怎么降？”
张冲一看情形不对，说道：“这一案实在太不够格。顾主任，怎么变成这样了？”
顾祝同不说话，眼睛瞟着贺衷寒。
贺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是奉旨行事。”
周恩来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以西路军安危胁我就范，太卑鄙了。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针对两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的步步紧逼，提出“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要“申明西安已不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3日，中共中央再电周恩来并转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概”，前次“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从这两份电报的语言和口吻可以判断出：它们出自毛泽东之手。
一个问题跳将出来：中共中央对周提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还是用一种所谓的谈判艺术？仔细分析上述两电文，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提出的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如果仅是技术问题，用不着提出党性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报复一下国民党方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就不会在三日后真的回延安。周恩来所提十五条中，答应取消红军大学，答应遣散编余的部队。在他看来只要能在大的方面能取得合作，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毛泽东的不满也正在这两点上，当然他和周的想法并无原则的分歧。他当时力主将军校保留，哪怕改名叫“随营学校”也好。有了这个学校，就不愁出不了忠于共产党事业的人才。电报是无法说清这些的。还有，编余的老弱病残，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答应遣散的道理？毋庸讳言，共产党的领袖们看时局的高度和深度并不那么整齐划一，要不然就无法理解“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一命题。第二封电报发自西路军败祁连山的第二天，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前去见蒋，不统一一下思想和口径，就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
14日晨，周恩来面带倦意，把中共中央13日来电轻轻放在张冲面前。
张冲看过电报，让周恩来稍候，带着电报去见顾祝同。顾祝同暗暗叫苦，对张冲道：“这事叫贺衷寒弄坏了。老头子的电报只提了副佐问题，贺衷寒自作聪明改了太多！你去告诉周，根据原案再谈。”
还能再谈吗？周恩来心不在焉地和张冲又谈了两天，于3月16日返回了延安。
五
3月16日，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一定在心里这么感叹过：共产党这颗脑袋实在太难剃了！他没评价属下的工作，只是翻起了自己的日程安排，当即拟了一份让顾祝同转张冲的电文“恩来兄22日至25日沪再约地相晤。”这次，蒋介石要亲自当理发师了。
3月19日上午，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草拟好的新的谈判条件赶赴机场。毛泽东没有出现在为他送行的行列里，尽管毛泽东对他见蒋解决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如何处置张国焘。
一个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天下三百六十行中，不仅仅文人圈子里才存在相轻的情况。“文人相轻”之所以大大的有名，只因为这一行的人是操笔墨糊口的，在无聊、郁闷、失败的心绪中，他们对依靠白纸黑字排泄乐此不疲，在众多的鸡子尿湿柴的屑小冲突的描述中，文人的酸腐、尖刻像被画个纤毫毕现。“相轻”的心理动因是嫉妒，是人性中一个像盲肠一样的弱点，同时又是促使人类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之一。老黑格尔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在权力的角逐场上，“相轻”被征服过程呈现的魅力无情地挤到了一个很易被忽视的幽暗角落。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权力争斗中那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大喜大悲大润大涩牢牢地攫住而无暇旁顾。当时光的流线扎出一道道坚固的栅栏，把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隔到另一边时，平心静气的观赏和评判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血流成河的景观了，因为时间已把恐惧消除。
共产党最后能取国民党而代之，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其内部的选择、征服、统一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恰恰和抗日战争的过程吻合着。我们无法不再一次地面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一命题。毛泽东在几年后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蒂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内核上讲，毛泽东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果无产阶级不造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能实现么？革命需要有人领导，需要领袖。真正领袖的诞生，则必然伴随着权力的争斗。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
后来，我们都习惯了这样一种总结性的发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的，遵义会议后确实开始了毛泽东的时代，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都打着毛泽东的烙印。但是，即便到了1937年春，毛泽东也没取得权威的名分，张闻天仍是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后那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军事三人团里，地位也在周恩来之下。二十几年后，他在庐山这样回忆道：“那时搞了个三人团，恩来是团长，团员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这样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张国焘回到中央后，毛泽东的军事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挑战之所以成立的基础是实力，红四方面军仍占着主力的位置。日后，还是因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是毛泽东消除异己的手段。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幼稚和主观。发起宁夏战役，目的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如果在这种艰难中“消除异己”，等同于自杀。虽然张国焘另立过中央，但他终究还是自己人，他争的是内部权力。
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疑问了：毛泽东、张闻天为什么把批判张国焘选择在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时进行？难道还有更好的时机吗？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这已是张国焘错误和罪恶的明证，此时不挽救张国焘和残存的西路军还更待何时？非要等到西路军剩余的官兵感到绝望，革命意志消退，或者干脆像一年后的张国焘一样叛变了再来批判张国焘才算道德吗？再早一点批判能行吗？张国焘有八万人时，“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张国焘有四万人时，发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可见早一点不行。从毛泽东在“延安会议”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毛、张在选择时机上的苦衷。
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掠过毛泽东窑洞上空的时候，毛泽东尚未寻到彻底、圆满地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办法。他在总结蒋介石对内谋略上的得与失。四天后，他选择了在这方面高出蒋介石一筹的方法：区别对待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强调干部和战士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党的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十一天后，我们看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几个月后，张国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毛泽东在折服或征服自己队伍中和自己意见相左或反对过自己的同志时，采取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办法。他把这个事业建立在以心的征服这个基础上。批判张国焘，只是这个事业延安时期的开始。
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条船上吧。
3月20日上午，周恩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条件交给张冲。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得知蒋介石约他去会晤的消息。
新条件也是十五条。它和周恩来提出的十五条有如下重要差异：第一，突出了两党平等合作的性质，十五条分中共承认的十条和要求国民党做到的五条；第二，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第三，周案中明确表示办完这一期停办的红军学校，变成了“俟本年第一期结束后改办随营学校”；第四，新案提出了增加红军防地的要求。
看着看着，张冲皱眉头了。红军大学改成随营学校，仅这一条，靠黄埔起家的蒋先生能同意吗？有了这一个学校，就可以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可靠的、受过系统政治、军事训练的指挥人员。其图谋可谓司马昭之心！
“淮南兄——”周恩来欲言又止。
“恐怕顾主任这一关就不好过。”张冲面有难色，“这一关过不去，你如何去见蒋先生？”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奴才要比主子更难侍候。中共中央正是觉得吃够了张牙舞爪家兵家将的苦头，才决定直接去找主子的。如今蒋介石的“请柬”已到，可不要再节外生枝呀！周恩来焦急地问道：“请示高见。”
张冲摇摇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这是何苦呀！以你的资历，蒋先生能不重用？你在那边再干十年，结果还不是一样。高见，你这种大智大勇的奇人反倒来问我？”
“蒋先生或许能网开一面，你帮我过了顾主任这一关，我自有办法。”
“瞒天过海。”张冲无奈地一笑，“恩来兄，面对你这样的人，我常常坐错板凳。好在已帮你几回了。顾主任要是看了全文，你肯定走不脱。好在他虽认真却不太仔细，不要让他知道这一新案就是了。”
这样，周恩来下午见顾祝同，就只在原案上作文章，反复强调河西部队的问题。顾祝同果不仔细，竟没问周恩来带没带中共的新精神，就为周恩来开了绿灯。
3月22日，周恩来和张冲同飞上海，翌日，转赴杭州。蒋介石已在那里等候了。
24日，蒋介石没空。这一天，日七十艘战舰驶入中国海域，准备在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演习。
25日，周恩来没接到去见蒋的通知，自己去约见了宋美龄，把中央新提的十五条交给了第一夫人。宋美龄留没留周恩来吃饭，史料无记载，但这次会晤的愉快则是肯定的。作为蒋介石的政治伙伴和贤内助，宋美龄即使不靠蒋介石的蔽荫，也能在那几十年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女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淞沪抗战期间，日本人的弹片曾在距前线不远的地方划破过她的玉体，1942年她在美国国会为求得美国援助发表的那篇声泪俱下的演说，至今仍可视作一篇充满智慧、情感的美文。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至少少了这样的方便：国有疑难可问枕边人。一年后，毛泽东再娶的江青修炼几十年，最后得到的竟是一个被告席。且慢！让我们再给宋美龄的形象补上一笔吧！汪精卫降日后，重庆有不少不得宠的官员追随他去南京混出身，其中就有外交部亚洲司高司长。宋美龄在高出逃后，曾使美男计，成功地把一顶绿帽子戴在高某的头上。
这样一个宋美龄，于公于私都不可能怠慢周恩来。于公，可以促进国共冲突的和平解决；于私，可以为丈夫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还有一个理由不容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在西安救过她丈夫的性命。我们宁可相信宋美龄请周恩来共进了午餐。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夫人外交”策略取得圆满成功。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周恩来。
在一个史书没有记载的小客厅里，蒋介石和周恩来进行了很愉快的长谈。
周恩来谈完中共的要求后，蒋介石略加思索后，立即答道：“这些小节已不成问题。即使没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可参加嘛。行政区当然可以是整个的。不过，为了给各地方派有个交待，须由你们推举一个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四万人、三个师及指挥部都可以嘛。给养方面的问题，可告诉顾祝同解决。”
事情顺利得简直像个游戏！周恩来刚刚认定这些话确是一言九鼎的蒋先生所说，蒋介石又来了叙旧的雅兴。谈了十几年的历史后，蒋介石总结道：“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一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呀。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关系重大。在以往中共所提方案中，这一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一下子就问到了根本。周恩来踟蹰起来，不敢贸然答复。
蒋介石发话了：“那你回去商量出办法了再来见我。”
3月30日，周恩来返回西安，当天即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
中共其它领袖一听是这个结果，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形式，要的是权力，这就很好对付。回顾与共产国际十几年来的关系，中共领袖们的感受都一言难尽，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已失去了权威性。从策略上讲，完全可以满足蒋先生的权力欲，共产国际那里很好解释，因为它也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成功即将分娩。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在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然而，所有的合作最终都将体现为双方既得利益，谁都明白“墙上画马不能骑”。河西红军生存问题谈了多少次了，无法解决。马步芳的官兵已经在抢西路女红军当小老婆了！蒋介石哪里有什么诚意？
这事还是搁一搁再说吧。
六
4月15日，蒋介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其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
顾祝同得到蒋介石的旨意，不得不连电周恩来，促周去西安。中共方面却不急不躁，与顾祝同打了十来天“电报官司”。26日，周恩来再飞西安。
又拖两天，周恩来才同意续谈。因这次中共处在主动地位，条件自然有变。新条件中，除要求改编的时间外，人数已由四万三增加至四万五。
顾祝同忙表示：“用不着等到六月，五月上旬便可解决改编问题。”
周恩来笑道：“还是六月吧，这件事你我说了都不算数。”随即把《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顾祝同，“蒋先生屡次谈到纲领问题，这是我方搞出的一个草案。”
当日晚，顾祝同通电蒋，报告了这件事。
蒋介石踌躇起来。如果两党共同发表什么宣言、什么纲领，共产党不就合法化了吗？共产党表明服从三民主义，却又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分明是权宜之计嘛。蒋介石可算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为了能娶到宋美龄，他答应宋老太太信奉基督。可是，眼下动武已无可能，只能出此下策以求统一，合作总该有个仪式。娘希匹日本人！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就可兴倾国之兵根绝这心腹之患。想这些干什么！能不能在这里再施展一次谋略？对！诱他们先发表宣言，然后再改编之，这样，不管内容如何，外人看来，宣言就是乞降书，改编就成了招安。以刚愎自用、冷酷无情著称于世蒋介石，常常会在事件的转折点上，表现出超常的变通和固执。几个月前，他灵机一动的变通，押上了人格，把全世界的人都耍弄了一遍。如今，他要显示他根深蒂固的天性了：我只能征服！和只有几万条破枪的共产党平起平坐，太不像话！他望了望案头上申请将杨虎城革职的报告，暂时中断了这种思想。娘希匹，一切都是你这个叛徒造成的。平心而论，汉卿待我不薄，如不是你从中挑拨，他何至作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害得我根绝共党的全盘计划落了空不说，如今他们竟要求和我平起平坐。杨虎城呀杨虎城，汝之罪可谓百命难赎呀！可惜抓我的是汉卿的人，今已把他软禁，再严惩了你，恐国人责我太严厉，暂寄尔项上人头，以后再说。
隔了一天，也就是4月30日，同意将杨虎城革职后，他将自己的妙计电告了顾祝同和张冲。
5月3日，顾祝同、张冲约周恩来谈判。
张冲把统一纲领草案还给周恩来道：“这份纲领无论由你方还是我方提出，怕一时难以统一，你们先发个宣言，五月中旬即可改编了。”关键时候，张冲还是没坐错板凳，抛出诱饵时竟也脸不红心不跳。
周恩来似乎早料到有此一说，故作吃惊地反问：“蒋先生可是要先准备纲领呀，难道你们忘了？”
顾祝同接道：“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们宣言的内容。不然，不好向他交待呀。”
周恩来笑了，“纲领没商妥，宣言怎么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这个道理？”
蒋介石得此报告，第二天即电顾祝同，指责共产党的宣传仍以国民党为惟一反对目标，是没诚意的表现，要共产党彻底改正。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恰好能回击蒋介石，电报称如共产党单独发表宣言，必依下面两条方可：第一，国民党同时发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驳斥《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
谈判的主题被撂在一边，双方口笔并用，相互指责起来。
西安谈判已无以为继了。8日，张冲电告蒋介石，报告协商结果，并提议蒋见周同时派视察团去苏区调查整编各项所需费用。9日，蒋电准，约周恩来在洛阳见面。15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员入陕北，但不能叫视察团，应称考察团。
“视”与“考”一字之差，便差出一个上下，一个主次。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没睡觉！
23日，蒋介石抵洛阳，改约周恩来前去牯岭会他。27日，周恩来去牯岭未见到蒋介石，在牯岭拟就十七条谈判提纲后返沪。6月4日，周恩来飞庐山，仍没见到蒋，只好把一份提纲递了上去。
6月8日，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两人一见面，蒋介石对周恩来所提问题作了答复。这个答复亦是蒋介石心血之作。他在拒绝三个师以上设总部的基础上，又提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离开军队出来做事的要求。
承认了这两点，不是要了共产党的命吗？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军队，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是方针问题，一个是生计问题。
接着，蒋介石又抛出一个诱惑：双方先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蒋当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将来视情况可将两党合作一党，同盟会成立后，可与共产国际直接发生关系。
周恩来对次要问题略作争辩后，把焦点集中到了军队指挥权和人事问题上。据史料记载，周和蒋对三个师上面设不设指挥部问题就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终于让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三个师上面设一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权。这是最后之限度。恩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体谅我的难处！”
说完这些话，蒋介石就出去了。
周恩来没有为后世留下他当时的心境记录，我们只能从他后来几天的活动中体味出这种心境。如果双方在这一关键点上都不作让步，几个月来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他找宋子文，找张冲，找宋美龄，请他们去做蒋的工作，往返十数趟，均无效。6月14日左右，宋子文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子文兄，蒋先生可有松动？”
宋子文摇摇头道：“恩来，你想蒋先生能松动吗？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把共党的目标弄得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你们要做的应该先取得全国信用；你们让他太作难，以后还怎么发展。你们就答应了吧。”
周恩来一看无挽回余地，只好说：“请转告蒋先生，这几项只能等我回延安研究后再作答复。”
19日，周恩来经西安回延安。
中共其它领导也知这几个地方不能退让，但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蒋介石对合作还真有点诚意。
在无情的政治格斗中，判断出对手的真实意图，并不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容易！如果判断失误，将意味着一场战争，意味着上万颗人头落地！
鉴于蒋介石在庐山既拉又打的谈话，中共中央决定除了坚持党独立、边区和红军自办外，在其它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中共在这场马拉松的谈判中，政治斗争的艺术越发炉火纯青了。他们已经饱受了教条主义之苦，自然不会再因某种名义和形式误了大局。若干年后，邓小平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似乎就是依照“白猫黑猫”理论提出的。蒋想当同盟会主席，让他当好了；蒋想直接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也让他联系好了；蒋希望我们先发个宣言，我们答应他发就是。在这一方案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共想逼蒋承认既成事实的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宣言发表后，蒋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师名义”，“朱、毛出处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
你蒋介石不是害怕毛泽东仍在军队里吗？好吧，毛泽东不去部队任职，这支部队是党的部队，只要毛在党内取得权威，他挥一挥手，千军万马仍会听他的招呼。反正你蒋介石已经同意改编了，不同意设总指挥部，我们就先设个暂时的，探探你的口风，看眼下形势，不由你不同意。你先让毛泽东到南京去，给他一个职高位尊的闲职把他挂起来，这可不行，但也不拒绝你，留给你一个悬念，而这“适当的时机”或许永远也等不来。十二年后，“适当的时机”来了，毛泽东真的出来“做事”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一个新中国。
历史再没为蒋介石提供机会，让他仔细寻出对付共产党这一新案的良策。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七七事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此，中国的政治领袖再也不能回避民族矛盾已具备左右中国大局力量这一事实，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从此作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