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桃叶橙一样的特别芬芳气息，在武汉上空飘荡，果真使这座城市躁动不安起来，通往宜昌的高速公路上，没有一辆客车不是爆满。旅游船上人多得都成了股票交易所，大家都是去向三峡作最后的告别。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就给肖姣回信，接受她的邀请，要去青滩亲眼目睹她笔下的那些不寻常的风情。
在动身前往青滩之前，我先回了一趟老家。
我必须弄清楚，父亲与三峡之间秘密存在的故事，至少也要找到一点头绪或线索。
我将一直没舍得吃的桃叶橙包裹好，放进双肩包，便上了805专线车。上二桥，过长江，再到付家坡那儿拦截到黄州的中巴车，这是我回黄州的习惯线路。车过长江二桥时，因为想俯瞰窗外的江水，我无意中碰了前面那个女孩一下。女孩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不是她的恶，而是她脸上刷的那层石灰一样的白粉和涂了狗血一样的唇红。我真想告诉她，并领她去三峡见识一下肖姣的模样，但我担心那样会刺激她跳入峡江，出人命案我倒不怕，我只发愁这样的女孩会污染肖姣用诗歌和散文装点的峡江。
父亲在黄州城内可以望见长江的地点，挑了一套老旧平房，可以凭栏俯瞰那座苏东坡进出过的汉川门，将视线向前挪一点，就可以像当年苏东坡眺望大江东去，感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样，凭吊赤壁古迹。父亲曾问我可否写一篇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或是前后《赤壁赋》那样青史留名的文章。那时我正上高中。我说现在作家不吃香了。我实在没想到高中刚毕业，自己就选择了这一行。日后采访我的那些记者，都说这样反而更有新闻性。自从写了第一部小说，我便一天天地强烈感受到，所谓自己的选择，其实是中了父亲的圈套。父亲对我能不能考上大学从来漠不关心，但对我的作文要求极严，并且经常请黄州城内的报刊编辑喝酒，边喝边将我的作文复印件散发给他们。通常总是花两百元钱请人赴宴，过些日子我就收到两元钱的稿费。结果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教室。父亲也不急于为我安排工作，只是说如果闲得慌可以在家写文章。就是这样，我才与小说结缘的。父亲曾在某次酒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当初他挑选这所旧房子，就是感到它可以承接东坡赤壁的文气。
如果我就此完全相信了父亲，也许就要愧为他的儿子。父亲一生中干过许多的事。除了他自己和组织部那一包包不会说话的档案袋以外，连母亲都弄不清，他在过去岁月中的详细行踪。我只记得父亲一生中的几处关键经历：年轻时他曾苦苦地痴心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此他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来在县储运公司主管业务，天南地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年纪大了之后，父亲干过一阵计委主任，依然是满世界里为县里张罗紧缺物资；县改市以后，父亲做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一直认为这是自己干得最没意思的一件事，一辈子靠两条腿和两只手做事，当上如此领导干部，却要靠屁股和嘴巴办事。
回忆父亲的这段历史，便有一种敏感浮上心间。父亲说他多次去过重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曾去过。那么——峡江，便无法回避地出现在他所经历的航道上。
在鄂城到黄州的汽渡上，隐约找到自家的房顶时，我不能不想，父亲如果途经青滩，会不会遇上有江水的地方就有其美名的青滩滩姐？父亲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虽然已残损破缺，其风采仍清晰可见。我记得那照片的模样：十几岁的父亲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在一艘舷号为“民熙”的客轮前。父亲曾说，那次是他第一次送密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西装领带都是借别人的。他是穿过西服和皮鞋以后，才转头当船工的。
家门口的菜地里，小白菜像油菜一样，开满黄得耀眼的繁星般的小花，蜜蜂只有不多的几只，嗡嗡之声是春日里父亲最爱听的音乐。母亲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对我提到这一点。父亲真的在那块菜地旁，他拄着一根拐杖站在地头。我在武汉跑了一整天，反复咨询比较后专门为他买的那辆轮椅，被弃在门口。
我刚走近父亲，他的神情就警惕起来。
父亲的鼻翼一翕一翕，像在空气中寻找什么。
我从双肩包里拿出那只桃叶橙。父亲的眼睛里有盏小灯亮了起来，又迅速地暗淡下去。他将目光移开时，我清楚地看见那眼睛里隐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内容。
父亲在轮椅边站住。我走过去正要扶他坐下，父亲又顽强地迈开了两腿。父亲进自己的房间后，从里面将门锁上。
我叫了好久也叫不开。
母亲示意让我别叫了，我们来到另外的房间。
刚坐下母亲就长吁短叹起来。“你父亲这些日子越来越反常，医生再三嘱咐，不要企望全部康复，可他一天到晚捶打着那条残腿，白天总也看不够长江，夜里明明睡得很熟，但江上汽笛一响，他一蹬腿就醒过来了。”
母亲显然也闻到了桃叶橙的香气，鼻孔一下子张开了许多。
我只好将桃叶橙递给她。
母亲用手掌拂了拂桃叶橙：“这果子好多年前我就见过，那时你还很小，你父亲从三三〇工地带回了一只，整个屋子都香了，惹来许多蜜蜂在屋里飞来飞去，还将你的屁股蜇了一口。那针眼，我最后一次给你洗澡时还在。你自己当然看不见。”
我问：“他没有说那只桃叶橙是从哪里来的？”
母亲说：“当时他说是一个叫屈祥的人送的。我才不相信哩！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水果，大小那么合适，圆扁那么匀称，就是当年苏联人刁难我们，逼中国还债的苹果也没有如此整齐。不是特别心细的女人，是下不了这个功夫的。”
母亲的这些话，让我找回了一些记忆。
六岁生日那天，我曾向母亲提出，要吃一只苹果。可街上没有卖的。母亲就说一定是苏联人又在逼债。父亲当时刚从门口进来，他冲着母亲说了声胡扯，又转身出了门。父亲很晚才回，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着了。但父亲还是用力摇醒我，将一只大苹果放在枕旁，并说下次出差回来，一定要带比苹果还好吃的水果给我。父亲真的兑现了诺言，那年腊月二十九，他从外地回来，一伸手就递给我两只黄澄澄的果子。我张口就要啃，父亲拦住说要剥皮。尽管这种果子非常香甜，但我还是认为苹果最好。现在想起来，那东西一定就是桃叶橙。当时，我和黄州城内的孩子们，正疯狂地看着国产电影《奇袭》，我看了八场还不是最多的。大家见了面，一开口就是：红苹果，金达莱。现在，也许是我第二次吃到桃叶橙。很可惜，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当初的那份感觉。
母亲正是在那个饿死人的灾荒之年嫁给父亲的。
作为他们的独生子，多年以后我才出生。
谈起这些往事，母亲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在那些最困难的年头，父亲干着连县长都眼红的事情：调运粮食。父亲自己也说过，那时谁要是有一把米，别人拿一把银子来也舍不得换。他为此特别自豪，因为那些粮食都是他亲自押运的，一船粮食便是几万条性命。黄州范围内六七十万人，绝大多数能熬过来，完完全全得益于他从四川押回来的几船粮食。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想斗争谁就斗争谁，没人敢出面干涉，唯独不能对我父亲为所欲为。曾有几个红卫兵将父亲架着“飞机”拖到胜利街上游街，刚走到行署招待所门口，就被闻讯赶来的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一顿乱棍打得抱头鼠窜。那些人还当街向父亲鞠躬，责骂自己教子无方。
父亲在那个年代的逍遥得益于粮食，他的不逍遥也来自粮食。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专案组，并非一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乌合之众，他们担负的是从上至下“清理阶级队伍”的重大使命。像父亲这样跑了几十年江湖的人，自然难逃罗网。况且父亲确实有过难以掩盖的重大错误。
一九二三年出生的父亲，在大灾荒来临的那年整整三十七岁了。那一年冬天，刚刚十六岁的母亲，拎着一只瘪瘪的包袱，从上巴河畔，步行八十多里，来到黄州城。一路饿昏了无数次，只需大半天就能走完的路程，她整整用了一天一夜。在浓霜如雪的黎明，又饿又冷的母亲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门缝后面只穿着一件短裤的父亲说，城里的人我只认识你，你娶了我吧。不容父亲回答，母亲就倒向那道灯光昏暗的门缝。父亲用一点糖水将母亲灌醒后，吩咐母亲，屋里的东西她都可以吃。然后他就披上棉衣，改为去仓库里睡觉。母亲用最快的速度吃光了屋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她不知道有一种水果叫桃叶橙。她将它看了几眼，晓得是可以吃的，便连皮带核几口吞了下去。
吃饱了的母亲，不知羞耻地将自己脱光，躺在床上等待父亲的到来。
父亲在母亲进门后的第七天晚上，终于没有再去仓库，他爬上那张被母亲占据多天的床，开始为我的出生而制造他们的欢乐。
母亲在做了父亲的妻子以后，才晓得父亲的名字，这之前她只晓得“龙主任”。她在上巴河边的小码头上与父亲见过仅有的一面。当时她正在水里给大食堂淘米。大食堂的米，像上巴河的白沙子一样多，一天到晚总也淘不尽。别的人都在大炼钢铁，什么时候累了就什么时候来吃，大家见面都是乐呵呵的。她看见父亲站在一只正向岸边停靠的小汽轮上，身后是整袋整箱的糖果、饼干、香烟、食盐和冰糖。岸上的人都叫他龙主任。她望着父亲笑了一下。父亲也望着她笑，然后从船里拿出两件脏衣服丢在水里，要她帮忙洗一下。母亲洗完衣服，父亲他们还在下货。母亲拿起湿衣服正要上船晾晒，被一个船工用竹篙拦住。父亲见了，连忙从船帮那儿伸出手将她拽到船上，并告诉她，船工不让女人踩他的船头，多少年了，都是这规矩。水上行船太危险，船上过日子的人想讨个吉利。母亲在船尾晾衣服时，父亲又说，自己住在县储运公司，非常好找，进院子靠左边第一个门就是他的家。他要母亲什么时候进城去了，上他那儿去坐坐。
这件事在黄州几乎人人皆知，它同父亲运回的救命粮食一道成了大家的传说。
传说的另一部分是，母亲做了父亲的新娘后仅仅半年，我只是在墓碑上见过的外公、外婆和小姨，全都被活活饿死。我那仅存的舅舅，从此发誓，既不认也不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对舅舅一家犯下的最大罪恶是见死不救。
母亲跑上门将自己推销给父亲的主意还是舅舅出的。
舅舅觉得父亲是个好人，不会拒绝他那美丽出众的妹妹的。舅舅同时还有别的企图，希望这个妹夫从仓库里或运粮船上偷偷拿出十斤粮食救救他们全家。父亲也证实过这一点，舅舅只开口要十斤粮食，最后甚至减少到只要半斤八两就足够，却被父亲断然拒绝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家里，父亲让母亲将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给了舅舅。第三次，父亲只能将自己从食堂里打回来的一份粥，分做三份，母亲吃一份，舅舅吃两份，他自己只喝了一碗白开水。舅舅家里的人，这时已到了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再没有粮食，全家人便只有等死。
舅舅在他的妹妹和妹夫面前号啕大哭，母亲也哭。
父亲低声吼着，他不会当蛀虫，永远不会。
在一片号啕之中，父亲看见县委机要员出现在门口。他什么话也没留下就随着那个背着手枪的年轻人走了。母亲以后才晓得，只要机要员一出现，那必定是与运粮有关。舅舅在绝望中走了以后，父亲让那个机要员送了三两粮票回来。母亲一直等到父亲归来后，方才弄清粮票是县委书记给的，让她送回家去。
父亲这次出门用了三十多天，他一进门就将门反锁上，然后便动手宽衣解带。母亲以为他要做那交欢之事，躲在墙角里用双手将自己抱得紧紧的。父亲脱光了上衣，从腋窝里取出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着两斤被水浸泡得发胀的大米。母亲已听说这是从船上拿的，给舅舅家救命用。她大叫了一声苦哇，两腿一软，人便昏了过去。父亲如果早回来三天，外公、外婆他们也许就不会死。特别是小姨，她是嚼着自己的长辫子死过去的，临死之前还羡慕姐姐，说自己为什么只有十岁，如果多几岁，她也要到城里，嫁个吃公家食堂的男人。
父亲如何不想尽早回家哩，可是他押送的运粮船，出乎意料地在青滩江面上沉没了。
这船粮食让父亲承担了此生最大的一次处分，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党籍也被开除了。现在的党籍，是两年以后重新给他的。
因粮食而在父亲母亲之间爆发的冷战，将我的出生推迟了几年。
几年中，怨恨一直主导着这对夫妻的感情。他俩夫妻生活的重新开始，其功劳完全归于专案组的那帮人。专案组极想为全黄州六十年代初的那场灾害做个结论，他们的明确目标是找一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本地区的代理人。父亲没有运回的那船粮食，的确加深了黄州人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灾难。对这一点，父亲在他的书面检查中反复忏悔过。父亲的自责是发自内心的，绝对不是想蒙混过关。在我出生后不断成长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同我说起这件事，特别是当我乱扔食物时。父亲离休之前，一直想让市人大通过一项餐饮业的管理办法。父亲看重的只有一条：若有剩饭剩菜，将按所剩物品实际价格的十倍对进餐者处以罚款；并且，相关餐饮业主，必须当众将顾客无法消费完的物品吃光，否则将停业整顿。这项议案讨论时大家都说好，但表决时从未超过半数，甚至连三分之一的赞成票也没有达到。
父亲在检讨中交代了从沉船上带回的两斤大米。专案组给他定性为偷窃而不是贪污。母亲坐在批判会场中间，猛地听见“偷窃”二字时，冰冷了几年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接下来她又听见专案组的人批判父亲，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放下正在吃苦的贫下中农的女孩不娶，而去娶一个富农的女儿，甚至还用自己的血到医院里换三两粮票，接济那个富农家庭。
听到这里，母亲从座位上站起来，孤零零地遥望着父亲。
三两粮票的真相使母亲在父亲归家的那天晚上，献上自己几年中欠下的所有温柔。
接下来就有了我。
然而，父亲并不太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