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辉煌 云烟过眼北京琉璃厂古旧书街

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古旧书市，北京的琉璃厂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排头兵，这里曾经聚集着大量的旧书店，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古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琉璃厂有多个名称，比如厂甸书市、海王村书市等等，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呢？这当然还要从其历史聊起。

清乾隆三十五年，工部营缮司郎中孟澔在琉璃厂一带监督工人开挖土方。在施工过程中，从地下挖到了一个古墓，此墓颇为奇怪，因为里面没有棺材，但旁边有一块墓志铭，孟澔从上面看到了如下的字迹：

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公元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

原来，这里葬的是一位辽代的官员。这件事被朝官钱大昕听到了，他立刻赶往现场，希望能将那块墓志铭拓下来，可惜他去晚了，等他赶到时，那块刻石已经不知所踪。好在孟澔在发现那块墓志铭时，已经让手下把上面的文字抄了下来。钱大昕读到这个抄本，由此而了解了许多的细节，而后他特意写了篇《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此文首先讲述了这块墓志铭出土的经过：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棺椁不具而骨节异常人；旁有一石，视其文，则《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也。提督两窑厂工部郎中孟君澔募人改葬于故兆东二十步，别买石书李公官位，表于道，而志石则仍瘗之。越十数日，予始得闻，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无拓本，惜哉！

看来，埋葬在这里的那位辽代官员李内贞也是位奇特的人物，他的骨节比平常人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当年的容貌应该十分的魁梧，说不定长得也是奇形怪状。但重要的不是这些，最关键者则是墓志铭中的一句话：“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而后钱在《记琉璃厂李公墓志》的结尾处说道：“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

看来，这块墓志铭的出土对海王村的历史追溯极有价值，由此让乾隆时代的人得知：原来琉璃厂在辽代时名称叫“海王村”。

“海王村”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今天，这其中的缘由跟民国初年在此建立海王村公园有一定的关系。孙殿起在其所撰《琉璃厂小志》中说道：“民国六年，钱能训任内务部总长时，倡议在窑厂前面空地上，建筑海王村公园。园门内叠石作山，种植杨柳、月季、刺梅等杂卉，又高搭席棚，设置茶座待客。自公园成立后，曾将土地祠拆让一半，北至西河沿，南通南新华街，使厂甸四通八达，变成为琉璃厂之中心点。”

海王村到元代有了“琉璃厂”这个名称，元朝在此建造大都城，而海王村乃是在大都城与旧城之间。从元代开始，北京大兴土木将旧城改造为了首都。建造皇宫需要大量的建材，而琉璃瓦的烧制就在现在海王村的地方。张涵锐在《琉璃厂沿革考》中写道：“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

为了建造这个大都城，元朝在北京设置了四座琉璃厂窑，其中之一就处在海王村。这里的出产量应该极大，使得人们渐渐忘记了“海王村”这个名称，而改称这里为“琉璃厂”。当时制作琉璃瓦的原料主要是来自西山，但也有一部分则是就地取材，以至于将海王村这一带的土地挖成了很多的窑坑。看来当时不讲环保，对城乡接合部也没有整体规划，以至于这一带变成了大坑连连的破烂之地。但毕竟这里还生活着许多百姓，他们为了出行，就陆续在这些窑坑上建起了一些小桥，清李慈铭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说道：“盖自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

看来琉璃厂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桥梁，这跟当地的水道发达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一带有不少的地名带有桥字。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虎坊桥”了，直到今天，这个地名仍然在使用。而虎坊桥因为在琉璃厂旁边，所以“虎坊桥”这三个字也是北京古旧书市的代称。

琉璃厂还有一个名称叫“厂甸”，而今在四宝堂旁仍然有厂甸胡同存在，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道：“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由此可知，厂甸就是海王村，而海王村也就是琉璃厂。

一个旧书市场竟然有这么多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到今天仍然鲜活地使用在爱书人的口中和文字中，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的古旧书市场上，恐怕是他处无法相比者。

虽然海王村的历史追溯到了辽代，但这里形成著名的书市却是到了明、清时期，现在已知记载北京书市最早的文字，应当是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中的一段话：

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遗憾的是，胡应麟的这段记载没有提到“琉璃厂”或“海王村”这些字样。看来，在明代时，北京的书市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天安门两侧。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天安门一带的书市没办多长时间就没有了声响，转而琉璃厂一带又出现了新的书市呢？这件事还要从满人占领北京谈起。

清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多尔衮下令将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全部赶出内城，只允许他们居住在南城一带，腾出内城专让满族和八旗子弟来居住。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多尔衮的这个举措是站在满人优先论的角度，但他没想到的是，满族的官员也是人，他们除了在朝中为官，本人及其家属也同样需要接地气的生活。把汉人赶出了内城，这使得内城里的满族人购物消费变得很不方便，更何况精神生活方面也得不到满足，因为内城里已经没有了游戏娱乐之地。因此这些满族人仍然需要到南城去消费，所以南城一带迅速地形成了繁荣的市场。而更让人未曾料到的是，多尔衮的这个种族歧视政策竟然意外地推动了中外闻名的琉璃厂古旧书街的形成。

满人毕竟是少数民族，他们为了维持统治，仍然需要大量的汉族官员。但汉人已经被赶到了南城，那时又没有像如今这等便利的交通工具，这些官员上朝只能骑马坐轿，而距离紫禁城最近的外城就是琉璃厂这一带，故而有很多汉族官员也就住到了这里。此后满清政府很快恢复了科举考试，各地的举子们也都会聚集在南城一带等候考试，因此琉璃厂就形成了汉人之中文化人的聚集之地。

既然都是读书人，物质生活之外当然需要大量的书籍，同时恢复科考之后，这些举子们也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正是这些原因，琉璃厂渐渐成了书商汇聚之地。而一些地方官员的任命也要到北京来等候外放的指令，有些爱书人就会趁这个机会到琉璃厂看书、买书。

琉璃厂形成书市的时间大约是在清康熙时期，王士禛所撰《香祖笔记》中有“燕中书肆”一段：“胡氏《经籍会通》云：燕中书肆多在礼部门外拱辰门西。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余唯琉璃厂间有之。”看来，在康熙时期，琉璃厂虽然已经有了旧书店，但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市场。而后由于读书人的聚集，使得这个不大的市场渐渐红火了起来。

而其中有一位爱书人最为有心，此人叫李文藻，他在乾隆年间在京等候任命，这个等候期长达五个多月之久，他说自己不喜欢看戏、逛茶园，只是每天到琉璃厂去逛书、抄书。而后他写出了一篇《琉璃厂书肆记》，其在此《记》中说：“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

李文藻后来被任命为广东恩平县知县，在离京赴任时，因为旅途中无事，于是靠回忆记下了琉璃厂一些旧书店的情形，比如他在文中写道：“入门为嵩□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

李文藻的记录颇为简单，他只是记下了一些店名以及其中所售之书，偶尔也会记录一些他跟书商的交往细节，因此李文藻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已知第一篇琉璃厂旧书店的整体描绘之文。

有些文献说，琉璃厂的兴盛是因为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这样的说法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四库全书》的纂修需要大量底本，而当时的参考书除了宫内所藏之外，并没有公共图书馆可利用，所以那些四库馆臣们就会到琉璃厂来找相关的文献。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的自注中写道：“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书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则五柳居、文粹堂为最。”

这段话写明了四库馆臣的工作方式，这些人上午到四库馆去工作，下午就列出书单，而后到琉璃厂书店去寻找相关书籍。如此大量的需求，自然也就形成了市场，于是乎，各地的古书都汇集到了琉璃厂，使得这里渐渐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古旧书集散地。

显然，《四库全书》的纂修促进了琉璃厂的大繁荣，但是李文藻所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是在乾隆三十四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却是在四年之后。由此可证，即便没有《四库全书》的纂修，琉璃厂也因为历史原因，已然形成了一个大的古旧书市场，而《四库全书》的纂修，则使得琉璃厂书市锦上添花。从那时起，琉璃厂在书界的名声得以确立，虽然其中也有曲折，但这段历史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文人将他们在琉璃厂访书的经历记录了下来，今日读到这样的文字，确实能让爱书人顿然生出过屠门而大嚼的愉悦。

大藏书家黄丕烈曾经到琉璃厂来买过书，而他在这里的收获中，最让他高兴的乃是一部影抄金刻本的《蔡松年词》，虽然这是一个残本，然而却流传极其稀见，以至于他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琉璃厂里两书淫，

荛友荛翁是素心。

我羡小琅嬛福地，

子孙世守到于今。

在这里，黄丕烈把自己跟书友张燮并称为两个“书淫”，可见他们在这里一同访书是何等的快哉！他返回苏州后，仍然跟琉璃厂的书商有着密切交往，并且从他们那里买到了宋刻本的《王右丞文集》等佳本。而在这个阶段，黄丕烈还结识了朝鲜藏书家柳得恭，二人有着通信交往。

柳得恭在京期间，只要有空就到琉璃厂去访书，故而他跟不少的琉璃厂书商成了朋友，之后他写了篇《燕台再游录》，其中写道：

崔琦，琉璃厂之聚瀛堂主人；陶生，五柳居主人也。崔是钱塘人，陶生亦南边人也。自前李懋官游燕时，及庚戌秋，多购书于五柳居，故陶有旧好，崔则新面也。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富，广庭起簟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桌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

看来，柳得恭在琉璃厂旧书肆访书的过程十分的愉快。而后他还记录下很多跟琉璃厂书商交谈的细节，他们甚至议论朝政，俨然已经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而在乾隆五十五年，朝鲜学者朴齐家也到琉璃厂来买书，他在旁边的万源夹道去看望了孙星衍，并且还给孙题写了问字堂的匾额。

到了晚清民国间，琉璃厂书市依然很繁荣，那时的大藏书家叶德辉也来这里访书，而后他写了篇《都门书肆之今昔》，收录在了他的《书林清话》卷九中。当时书价之贵令叶德辉很不满意：“今则蓝皮之书，充牣肆市，西域之韵，篡夺风骚；宋椠贵至千金，插架等于古玩，廖板齿侪十客，牟利甚于榷场。以故鬻书者日见其多，读书者日见其少。”

看来，琉璃厂当时的书量还很大，但是宋刻本已经是千元以上的价格，这让叶德辉感慨：只有土豪才买得起。那个时代，宋版书已经论页算，震钧所撰《天咫偶闻》中有《读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一文：

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然其价亦不一，宋椠本计叶酬值，每叶三五钱；殿板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钱；然如孙、钱、黄、顾诸丛书，价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诸书，则视纸板之精粗、道途之远近以索值：大抵真字板较宋字赢十之三，连泗纸较竹纸亦赢十之三，道途之远较近者又赢十之三，于是同一新板，有倍价者矣。

震钧认为，在光绪初年，古书价格飞涨跟张之洞有关系，因为他写了一部《书目答问》，很多学人就把他的这部书当成了购书指南，凡是上面点到者，都会价格飞涨。而那时的读书人大多都有买书之好，以至于宋版书开始论页算，殿版书则是论册算，甚至一些较为精整的坊刻本，价格也不在殿版书之下。

这段记载倒是很形象，但我对震钧的这些说法还是略有疑问，因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所列之书都是清代的通行本，其中没有宋元，也很少提到殿版书。因此琉璃厂书价大涨应该是一个事实，但不能将原因算在张之洞头上，因为爱书人的增多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才是市场涨价的主要原因。

叶德辉的这个感慨直到今天仍然是读书人面对善本的心态，他感慨自己没有生在黄丕烈、李文藻的时代，但他也认为自己身后的爱书人，同样也会感慨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好时代：“吾生也晚，恨不如荛翁、南涧生际圣明；后之视今，恐犹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慨者。吾恒言：今日藏书之人，即昔日焚书之人。何者，羽陵之蠹，酷于秦灰，藏室之龙，化于胡地；周末文胜而鼎移，明季社多而国乱。管子有云：美者恶之至。其今日风尚之谓乎？”

叶德辉果真道出了爱书人的心声：到了我辈，大量的好书已经庋藏在了公共图书馆的善本库内，我等只能买一些公馆遗留下来的残余。这样的感慨不知在一百年后是否仍然成立。然而缪荃孙又接续李文藻，写了篇《琉璃厂书肆后记》，缪的这篇文章距李的那篇已经相隔了142年，缪在文中的《补记》中写道：“余辛亥出都，遁迹海上，忆昔太平盛世，士大夫之乐趣有与世人异者，因作《琉璃厂书肆后记》，为李南涧大令之继。甲寅秋日，重作京华之行，时时阅厂，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闭歇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则《后记》已可与李记同作宣南掌故矣。”

李文藻在《书肆记》中所记的书店，到了缪荃孙的时代已经所剩寥寥，以此可见旧书店的变化是何等之快。而在缪荃孙之后，孙殿起又写了篇《琉璃厂书肆三记》，他在前序中说“清末以至今日，又二十余年”，所以他专记缪荃孙之后琉璃厂书店的变化，但他所写之详远超缪荃孙20倍以上。而此后，雷梦水又写了篇《琉璃厂书肆四记》，他的所记是接续上孙殿起的那个时代，从1940年写起，一直记录到1958年公私合营时期琉璃厂旧书店的情形。雷梦水的所记主要是偏重一些旧书店的经营情况，他所记录的一些细节让后世得以了解到琉璃厂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旧书经营实况。

雷梦水的《四记》中，我最感兴趣的一段是他记录下了魏广洲的多文阁，虽然说多文阁不是琉璃厂的一家大书店，但店主魏广洲却是我跟老一代书商中有着最多交往者。对于魏广洲的情况，虽然我从老先生那里听到了太多的细节，但还有一些事情也并非我完全了解，比如孙殿起在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九四八年由文奎堂得开化纸影宋钞本《古灵先生文集》一部，计二十五卷，宋陈襄撰，售与文禄堂王搢青先生，其后又转归赵元方先生；同年秋与文渊阁、修文堂、来薰阁合资伙购傅忠谟家藏书一批，系傅氏托四行储蓄会朱鼎荣所售，其中有宋板《苏诗》，宋板残本《周礼》四册（首有傅增湘肖像）等书，价为一千四百万元。惟《周礼》归周叔弢先生，《苏诗》解放后售价五百元。此次四家之购书费，系向银号贷款，二十八分利息，进货价格甚高，亏本甚巨。

其实这个故事魏广洲给我讲过多次，而他每讲一次都会情绪激动，他认为自己书店的衰败就是源于这件事。然而魏广洲给我讲到的一些具体经手人，却未曾在雷梦水的文中出现，我不知道雷先生是否是“为尊者讳”，但是有些事情如果接触真相，倒也的确不好看。

琉璃厂在民国年间的确很兴旺。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曾七次到中国来访书，他除了收集自己的研究资料外，还为日本静嘉堂购买善本。他在1931年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中写道：“旧书铺，北平当属第一，地方书贾们则一方面由于无力追随旧书匮乏所引起的旧书业行情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自学校设立以来，学者们不再像古代那样在地方上常住，也影响了地方上专业书籍的销售，稍有新异的东西就立刻送往大都会。因此，地方的集散地便日渐凋零起来。”

长泽规矩也认为中国旧书店之多以北京为第一，而后他又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而伦明也同样这样认为，他在《续书楼记》中说道：“京师为人文渊薮，官于斯者，多由文学进身，乡、会试之士子，比年一集；清季变法，京朝官优给月俸，科举虽废，高级学校相继立，负笈来者尤众，以故京师书业甲全国。”

对于琉璃厂何以成了中国最大的旧书市场，徐雁在其专著《中国旧书业百年》中总结到：“北洋政府参议、众议两院议员争相购买诗文集，也曾带动整个集部旧书的价格攀升。以厂肆为代表的燕京旧书业，是18世纪以来我国南、北方藏书家淘书的最大乐园，也是反映京城政局、学界时尚和文坛风习的晴雨表。它的兴衰，往往与我国私家藏书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从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跑琉璃厂，但因眼界所限，前十年没有买到任何的善本，这个结果有几个原因。第一当然是因为没钱，虽然那个时代的书价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已然是贱烂如泥，但与当时的个人的收入相比，依然是买得很费劲。第二个原因则是那个时期有着特殊的销售政策，好书首先要卖给公共图书馆，其次则卖给一些重要的文人学者，最差的部分才会卖给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总之，这一切情形造成了我对琉璃厂的爱恨交加。

好在我买书的时代已经开始举办琉璃厂古旧书市，1块钱到3块钱一本的线装书，怎么也能买得起。我印象中，琉璃厂的门市部内摆在架子上的书都不便宜。有一次在来薰阁店内，一次性看到了二十余部清顺治内府所刻的《御注道德经》，此书原装原函，开本阔大，售价是20元，熟人买是18元。

此书函套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蓝绫，色泽十分漂亮，然我却不舍得花18元买上一部。那时跟一些老师傅混得脸熟，其中一位师傅竟然在库内找到了一个空函套，以此来送给我。此事已经过了近30年，我也没能用这个函套配上书，而该书的价格却一直不停歇地涨到了今天，我眼看着它从18元变成了200元，而后步步高升，走到了今天的20余万元，因此每当我看到那个空函套，就会感念老师傅对我的照顾，也会想到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到琉璃厂来访书有着太多的回忆在，能够写出的故事我已大多写在了其他文中，而不能说出者也只能留待以后可说之时了。好在我对琉璃厂的爱远远大于恨，因为我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以书为纽带也认识了不少的学者与读书人。正是他们教给了我许多鉴别书的方法，让我不自觉地接受了很多目录版本学上的知识。

琉璃厂这条街被南新华街分成了两部分，这两者之间的中心位置就是海王村公园广场，广场并不大，有时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而广场的北端就是四宝堂。在建立四宝堂之前，这里围起来的是一个大空场，20余年前的古旧书市都是在这个空场内举行。当时的卖书方式很特别：中国书店从线装库内整卡车地拉出残本，而后一股脑地倒在空场的地上，看上去像堆起了一座小书山，爱书人都围在门口等候着，一到开门时间，众人蜂拥而上，像抢财宝那样一捆一捆地占上书，然后再慢慢挑选中意者。我在这里看到过太多的学者飞奔上前抢书的情形，斯文在这一刻是毫无用处的，可惜我眼力不济，当时的目录版本学知识实在太浅，虽然也在这一次次的书市中买到了不少书，但今天看看，没什么像样的版本。

这样的书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在举办，但是卖书方式已经斯文了很多：书店事先用一些门板排成长长的柜台，而后把线装书书脊朝上，在门板上摆满，任由爱书人来挑选。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价格已然不亲民，涨到了30元一册，但若细细挑选，仍有好书在，我曾买到了明大黑口本的《锦绣万花谷》，虽然是残本，但我却买到了其中的原装6册，而另有一位老书友也买到了6册。

老先生的所得与我手中所得显然是一套书，众书友见此状况，纷纷劝我们将书合在一起，于是我向这位书友提出，或他以原价卖给我，或者我以原价转让给他，总之，不要将这部书再拉散。按说这是极合理的提议，却没想到遭到了此人的坚拒，他说自己只想要手中的这6册，既不愿意卖给我，也不想买我手中的这6册。他的这种怪异遭到了多位书友的侧目，而今20多年过去了，我再没见到过这位老先生，不知他那6册《锦绣万花谷》今天到了哪里。

原本中国书店总部处在琉璃厂西街的第三读者服务部楼上，我曾在这里得到过不少的好书。20年前书价还未大涨，古旧书店的经营状况也不是那么好，因此每到年底完不成任务时，我会有幸被召唤去补上差额，由此而能得到一些好书。

大概在1997年，中国书店成立了自己的拍卖公司——海王村拍卖有限公司，地点就设在第三门市部内。因为要看拍品的缘故，所以我来这里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当时的预展举办地是在三楼的会议室，一楼的古旧书柜台仍然对外开放，因此每次我来看预展时，都会顺便在第三门市部翻看线装书。

大概到了2003年，这个门市部改为了“文化遗产书店”，而后中国书店总部也迁到了邃雅斋楼上，拍卖公司也一同迁往此处，致使文化遗产书店成了中国书店下属门市部中线装书最多的一处，我在这个阶段买到了更多的好书。可惜这个著名的书店仅开办了几年就被关闭了，经过改造，这个书店变成了对外出租的画廊。每当我走到这个画廊门口时，眼前都会浮现书店开业当天的情形，当时有多位领导讲话，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者，乃是季羡林先生站在台阶上，缓缓地讲述着琉璃厂对于学人的贡献。

虽然说“神马都是浮云”，但过去的这一切确实能让我体味到——往事并不如烟，多少爱书人在这条街上流连忘返，他们带走了书却留下了记忆。

相比较而言，琉璃厂东街书店较少，但也有几家是我曾经常去之地，而今再转到这条街上，已然变成了古玩的天下，这里一家书店都没有了。看来，书籍战胜不过古玩，在其侵蚀之下，琉璃厂由一条著名的书街渐渐蜕变成了古玩街。

虽然四宝堂还在，但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停止经营古书，变成了纯粹的文房用品店。此店也曾是我的淘书宝地，我在这里买到过不少的好书，印象深刻者是在这里看到过一部蓝印本的《东坡七集》。此书为民国精刻本，整部原装为48册，但这里却缺一本，我固有的完缺之见，使我未能以8000元的价格买下该书。几年之后，我到太原郭维峰老先生家看书时，赫然看到这部书已经放在了他的书架上。

海王村拍卖公司搬到邃雅斋楼上后，这里又成了爱书人的聚集之地。邃雅斋的一楼是新书，这里单独把目录版本学之书汇成了一排专架，特别方便爱书人到此挑选，我很多的工具书也是从此处购得。此店的二楼则是古旧书区，当时张晓东先生任门市部经理，我在他的手中也买到了不少的好书。张经理是位懂书之人，在他手里虽然捡不到便宜，但是他的开价却并不离谱，而且他待人热情，所以他当过几个门市部的经理，每到一处都会把爱书人吸引到他的店中。

后来中国书店总部又迁到了虎坊桥，这里空余的房间就成了拍卖公司的办公场地，彭震尧先生一直任拍卖公司的经理，前几年退休后，依然在拍卖公司担任顾问。彭经理也是位有着天然亲和力的人，所以书友们都愿意与他交往。我常到琉璃厂各家书店一家一家转过来，转到疲累之时，就会本能地到拍卖公司去歇脚，而彭震尧和刘建章两位老师则会马上订来快餐，在此边吃饭边聊书，这样的快乐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跟琉璃厂有关的故事太多了，真的无法一一点到，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整理自己的日志，效仿孙殿起、雷梦水等人，写出《琉璃厂书肆五记》。虽然我的所记跟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无法比拟，但毕竟这是新时代的所见所闻，这样的文章至少对研究中国书史能有着些许的小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