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古至今的爱书人都有一个通病，此病不是指爱书之好，乃是这些爱书人大多会以书为中心展延开来去热爱一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而古旧书市场也就是得书的场所当然是藏书人的最爱之一。

孙从添关于藏书有“六难”之说，其中第一难为：“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没钱买书当然是爱书人的第一大头疼事，然细品孙从添的这段话，他却点出了藏书的真谛：收藏书籍虽然需要太多的条件和方法，但相比较而言，买书的过程才是最美之事。

既然得书能给爱书人以最高级别的愉悦，那书从哪里来呢？以我的看法，得书渠道大约可归为继承、购买、抄写三大类。当然如果把巧取豪夺也视之为得书渠道的话，那也可以将此四分。据传当年的丁日昌就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得到了郁松年宜稼堂所藏的宋元旧本。这种说法出自陆心源，但后来的伦明和徐绍棨因为同为广东人，故纷纷撰文替丁氏辩污。而日本目录版本学家岛田翰在《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则称：“心源因宋元本数种，而起狺狺曲成之辞，既伤友好，又欺后世。”

事情真伪如何，只能让专家们继续讨论下去了。但这段记载至少说明，巧取豪夺也是得书的方式之一。以这种方式得书，显然需要太多的附加条件，比如有权有势、无道德等等。能有这种条件和金钱的人还能爱书，想想也不简单，但大多数爱书人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那只能祈盼其他的得书方式。

继承是大批得书的好方法之一，这也应当是每个爱书人的梦想，但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先决条件乃是祖上也有藏书之好，并且这些书能够迭经多年而留传到自己手中。书籍的性质最为脆弱，水火兵虫皆可令其损伤甚至毁灭。若赶上烧书运动，那更是书籍的灭顶之灾。如果某家祖上的一份珍藏能够躲过这么多的灾难而留传下来，那才是斯文之幸。如果到后世分财产时，其他的弟兄对此没有兴趣，而全归了某位爱书人，其狂喜之色简直难以行诸笔端。

能够有这种福分之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爱书人得书仍然靠辛苦买来。唐代杜暹曾言：“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即使在遥远的唐代，靠薪水买书也同样不容易。难怪他跟儿孙们讲，卖掉我的书或者把这些书借给别人都是不孝的行为。而明代绍兴大藏书家祁承刻了一方章，其章文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祁承也在强调得书之何等不易，虽然他不像杜暹那样把卖书和借书给人看视之为不孝，但他依然告诫子孙，自己得书是何等之不易，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所藏保护下去。虽然爱书人的这种痴情基本上以事与愿违终结，但想想他们那时的心态，完全可以用其心可悯来形容。

古代没有复印机，遇到孤本或买不到的书，只好靠抄写来拥有，故抄书也是古代得书的方式之一。然而抄书也是一大笔费用，无雄厚财力依然无法大量抄书。因此，通过买书来增加藏品依然是爱书人得书的主渠道。但买书也具有多样性：可以从私人手中买得，也可以去古旧书店选购，还可以像民国年间的一些大学者那样，坐在书斋中等书贾送书上门。

虽然得书渠道还有多样，但以我的经验，到书店去买书最慰我心，因为在店中选书之时，可以有意外之喜，而不像送书上门是对方来揣度得书人欲得哪些。书商虽然能够大约了解到相关爱书人的偏好，但他毕竟不是藏书者本人，无法真切地体味到藏书者在思维上的发散性。

转书店当然希望有许多店家聚在一起，那么多的书店毗邻而居，一家一家地看过去，且不论能够得到多少心仪之本，转书店的满足感就已无与伦比。当然，转书店的主要目的是得书，但并非每次转书店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徐志摩曾跟梁启超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句话显然是文人语言上的达观，天下的百媚千红，谁不愿意将其通通揽入怀中，但方方面面的能力有限，故只能以“曾经我眼即我有”来作解嘲。

这就好比女人逛街，有时她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地在街上转个半天，虽一件衣物未得，但心情之愉悦却丝毫未减。当你问女士这个结果是否遗憾时，她们大多会回答你说：“看看也过瘾。”这句话用在爱书人转书街这件事上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不相信女人只逛不买和爱书人一本未得同样能心情愉悦。虽然结果貌似异曲同工，但爱书人转书街之时，哪怕未得心仪之本，他也会说服自己买一些并非急需的书，理由是：说不定哪天能用得着。这也正是爱书人对书街最为钟情的原因之一。

若以书市的历史悠久论，应当以长安的槐市为最早。《三辅黄图》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在西汉时期，首都长安已经形成了书籍市场。故而，槐市应当是现有记载中最早的书街。两千年过去了，这处书街无迹可寻，而我找到的最早书街是位于北宋的都城开封。那里的书店街，虽然北宋时并无此名，但据文献记载，此街的位置大约就是北宋时期的书市所在地。

元代对藏书重视度不够，故其是否有书街，我未看到相应的文献。进入明代，图书的交易日渐繁盛。而到了清代，则进入了中国学术史的繁盛期。朴学的兴起，使读书人对历史典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尤其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使得琉璃厂的旧书业进入了鼎盛期，而在民国时期，旧书业依然延续了这样的繁荣状态。

近代因为海禁的开放，上海很快形成了一座超级大都市，旧书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上海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古旧书流通中心，最终它与北京的琉璃厂并列为中国古旧书流通业的两大市场。

1949年后，随着相应政策的转变，古旧书业几起几落。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旧书业再度兴旺，而后又兴起了古籍善本的拍卖，使典籍的收藏更加深入人心。而各地古籍书店也参与其中，故中国古旧书业再入佳境，但北京和上海两大古旧书集散地的地位未曾撼动。

随着古旧书业的兴起，各地出现了不少的新兴旧书交易市场，而这些市场大多与其他门类的收藏品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故很多爱书人都会到各地的古玩市场去淘书。

对于古旧书街的寻访，虽然我仅找到了本书中所列的数家，但却能够略窥当今古旧书市场的状况。而这样的寻访，仍然在进行之中，我还会继续探访下去，以便寻找到更多的古旧书街，呈现给爱书人。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8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