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师一贯关心我，记得1975年我被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撰写《中国篆刻艺术》一书。老师家离出版社不远，他时常会撑着拐杖，与佩秋老师散步过来看看我。社里的朋友会惊讶地议论：“平时请都请不到，谢老居然来看天衡。”这使我感到无上的荣光。不单单是在学业上，老师还始终关心我的专业去向。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没两年，常州的友人拿着老藏家家里的一大堆古旧字画叫我鉴定，当时我挑选出其中十四件可收藏的书画，剩下的就建议他卖给文物商店换点钱。过了几天，我到老师那里去，他说：“小韩你眼光不错嘛！”原来友人又拿这批字画去请老师鉴定了，而他老人家鉴定给出的结果居然与我相同。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也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便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工作。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是真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至少得钩沉索隐，面壁去啃史书古籍，少说得十年，那时我也将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等于前功尽弃，重起炉灶，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也是难说啊。对于我的想法，老师也表示理解。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中肯地说：“当主任杂务事情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其实，老师帮助扶持过的后生多多，我只是这多多中的一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