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者的追问：有个宗旨方好用工
对于批评朱子学泛览无归、博而寡要、支离之弊的阳明学而言，注107鲜明的论学宗旨意味着一个简短扼要的学术口号，它是一种目标、方向，也统摄着达至这种目标的一套工夫论。对于讲者而言，它既是学有自得的体现，也便于在讲论中提纲挈领表达自己的观点。将之播诸口耳、见诸文字时，也有利于其广泛流传。讲学名家王畿对此有切身体会之言：“大抵圣贤立教，言人人殊，而宗旨所在，一言便了。”注108对于为数众多的在学诸生、一般读书人等学习者和受众而言，简明扼要的学说宗旨有助于迅速掌握讲者的要点。它既是学有所宗的体现，也是日常用工的方向。因此，学说宗旨对于讲者和学者都不可或缺。注109
在讲学活动中，最主要的讨论话题之一常常围绕学说宗旨及其衍生议题展开，而一旦没有宗旨或宗旨过于模糊、变化不定时，学习者和听众就容易产生似有似无、把捉不定之疑。下文以罗汝芳的例子来说明旗帜鲜明的学说宗旨对于学习者和听众的重要性。罗氏在讲学过程中曾经与听者之间围绕学说宗旨进行过一场有趣的讨论：
问：“今时谈学[者]，皆说有个宗旨，而先生独无。自我细细看来，则似无而有，似有而无也。”
[罗]曰：“如何是似无而有？”
曰：“先生虽随言对答，然多归之赤子之心，便是似无而有也。”
[罗]曰：“如何是似有而无？”
曰：“才说赤子之心，便说不虑不学，却不是似有而无、茫然莫可措手也耶？”
[罗]曰：“孔孟门庭，果然风光别样。吾子以似在有无之间言之，却亦善于形容矣。其实不然。我今问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
曰：“是。”
[罗]曰：“初生既为赤子，难说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长成。”
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养成而非他也。”
[罗]曰：“此时我问子答，是知、能之良否？”
曰：“是知、能之良也。”
[罗]曰：“此个问答，要虑、学否？”
曰：“不要虑，不要学也。”
[罗]曰：“如此是（以）为宗旨，尽是的确为有矣，安得犹言似有而无耶？”
曰：“今言学贵宗旨者，是欲使吾侪有所凭据，好去执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说，我问你答，随声应口，则个个皆然，时时如是，虽至白首，终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圣可成也耶？”
[罗]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决之公案，然却是千圣同归之要辙也。其端只在能自信从，而其机则始于善自觉悟。如其觉悟不妙，难望信从而同归矣。盖虞庭言道，原说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体。孔子统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洁净精微’，则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谓‘玄之又玄也’。若如书坊所刊《集说》、《讲说》，则肤浅粗浮甚矣。世人无识，翻喜他有个宗旨依循，好去研穷践履，谓能到纯熟即便是圣贤。此正俗语‘粗大麻线而求透针关，壅灌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恶可得哉？”
曰：“今时勿论世俗是非，且请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工？”（下略）注110
在这段关于罗汝芳有无讲学宗旨的讨论中，问者感到困惑之处就在于，作为讲者的罗氏在讲学过程中未能提供一个简明扼要而又一以贯之的学说宗旨。罗氏的回答一方面试图将自己所讲圣学与世俗所讲所为区隔开来，同时也强调自己希望透过随机指点的方式，期于学习者“善自觉悟”。但对于听众和学习者而言，没有明确的宗旨，就意味着缺乏凭据，无所依循，从而无法去执持用工、研穷践履，最终彻悟宗旨，成圣成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事讲论，随问随答，也只是白首可期，成圣无日，“终同凡夫”。可见，在学习者看来，有无明确的讲学宗旨，关乎最终能否悟道成圣的大事。
问题当然不是罗汝芳不立宗旨，相反因为其随机点拨、多立宗旨的做法，使学习者产生似有似无、难以捉摸之疑。注111在这场对话中，罗汝芳就试图将自己以“赤子之心，不虑不学”诠释良知的讲学宗旨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并顺势导入有关这一宗旨的修持方法的介绍。在万历十八年（1590），由罗汝芳的门人陈履祥辑录、“私淑门人”孙一奎（1538~1600）校梓的《罗子要录》中，这场对话简化为：
学问皆有个宗旨，而先生独无，何也？
[罗]曰：“此时我问子答，是知、能之良否？”
曰：“是知、能之良也。”
[罗]曰：“此个问答，要虑、学否？”
曰：“不要虑，不要学也。”
然则以此为宗旨，尽是的确有矣。注112
应邀评阅《近溪子集》的耿定向在眉批中特别向读者强调：
近老（罗汝芳）宗旨，此篇微见大概，读者不宜草率。注113
当学习者问及“圣贤学问，需要有个宗旨，方好用工，请指示何如？”时，罗汝芳回答“愚质惷朴，原不晓得去觅宗旨。但据书而论，《中庸》专谈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并指出“今日吾人之学，则希圣而希天者也”，最后回到自己提倡的孝悌慈之仁。注114当有人更具体地问及：“《大学》一书，吾人入道之功，最当急于讲求者也。其宗旨何如？”罗氏回答：“孔门之学，在于求仁，而《大学》便是孔门求仁全书也。”注115而罗氏强调的“仁”，侧重于《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原则下的孝悌之道。注116
罗汝芳不仅通过讲学当面开立宗旨，对于儒家经典，他也认为“《四书》、《五经》原自浑融，其要只在得个头脑”。注117在此情形下，也就不难理解罗氏门人编刻其阐释《孝经》之语时，直接以《孝经宗旨》命名。该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注118不仅书题如此，书中还以传统宗法观念和时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宗族知识，对儒学宗旨进行形象生动的说明：
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涣而统其同者也。……苟非圣贤有个宗旨以联属而统率之，宁不愈远而愈迷乱也哉！于是苦心极力说出一个良知，指在赤子孩提处见之。夫赤子孩提，其真体去天不远，世上一切之巧心力，都来着不得分毫。……其与人家宗法正是一样规矩，亦是一样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后世子孙知得千身万身，只是一身；圣贤宗旨是欲后世学者知得千心万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则说天即是人可也，说人即是天亦可也；说圣即是凡可也，说凡即是圣亦可也。……《四书》、《五经》中，无限说中说和，说精说明，说仁说义，千万个道理，也只是表出这一个体段；前圣后圣，无限立极立诚，主敬主静，致虚致一，千万个工夫，也只是涵养这一个本来。注119
讲学名家罗汝芳这套对宗旨的解说方式，在其门人弟子的讲场中得以继续沿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罗氏高弟杨起元（1547~1599）途经凤阳，游览中都旧京建制后在龙兴寺开讲，听众包括地方官吏和诸生数十人。在详细阐述“可欲”宗旨之余，杨氏复申言曰：
夫学有宗，犹人之有宗也。人之有宗，虽子孙千百，其众无不曰“某公吾祖也”。若甲可而乙否，彼是而此非，不可言宗矣。以“可欲”为学，真万世之大宗也……惟学自己“可欲”始，故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能“所欲与聚”，故能“吉凶与民同患”，故能“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莫之能违也。舍此而别求制心之术、操行之方，即为别籍异财、开炉作灶，非不有成，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不可以为小宗，而难以语大宗矣。注120
的确，对于那些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来说，面对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理学论说，简明扼要的学说宗旨显得既容易把握，也可用来帮助持续自修，避免用功方向有误。在缺乏师友特别是极度缺乏理学名师的言传身教情形下，学说宗旨尤其显得迫切需要。因此，在理学家的讲学活动中，学子和听众动辄追问“为学之要”、“学问大头脑”、“把柄”、“欛柄”。注121如杨起元的龙兴寺讲学，一开始就出现“梁君乃为诸生请学问之要”的场景。对理学名家而言，那些远道而来的从学者在拜师学习一段时间后，临别之际也常常希望老师指授“用功口诀”。注122这些学习者所追问的，通常也就是宗旨的别名。
上述讨论表明，中晚明时期的理学学习者希望透过讲学活动获得明确而一贯的论学宗旨，以便于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凭据和依循，好去执持用工、研穷践履，这一追求正与前述黄宗羲认为讲学须有宗旨，以利于学者读其书而得其“要领”的看法，及其通过《明儒学案》提揭和归纳出各家宗旨，“听学者从而自择”的用心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