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专栏

前进与后退：中国西南边疆的古茶林、少数民族与模棱的现代性

洪伯邑1

一、前言

今日“边疆”一词，在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语境里，带有多重甚至互相冲突的意涵（Hung 2013）。例如，边疆常意指中原文化以外的“化外之地”，带有“落后”之地的意义。在西南中国，边疆等同于落后这层意义，尤常见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指涉。举例而言，西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被论述成为落后地景（landscape）的代表（Sturgeon 2005）；而少数民族也因此被当作是生活在落后状态的族群（Harrell 1995；Harwood 2009；Sturgeon 2007；2010）。这种把边疆等同于落后，进而把少数民族当作落后族群的论述，是中国国家力量对边疆赋予其“原始性”（primitivity）的建构，目的不只是为凸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更为了对比出中原汉人主体社会相对优越的现代性（modernity）（Gladney 2005）。也因此，一直到今天，政府在西南执行的许多政策，都是为了改善那些所谓落后的边疆地景，从而让少数民族步上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的西南边疆则又标示着“原始自然”尚未被破坏的地方；而生活在这片原始自然的少数民族则被主流汉文化认为是保存“传统”最完善的族群（Schein 2000）。这样的说法与意象，常见于西南中国的旅游发展论述里（Litzinger 2004）。再则，一些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在中国西南的主要项目，又加深了中国西南边疆等同于原始自然这样的意象。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云南西北的三江并流区域列为世界的自然遗产。根据教科文组织的介绍，三江并流区域是世界上少有的自然基因库，人为的干扰还非常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生物多样性热点（UNESCO 2012）。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西南边疆被当作是人为干扰强度极低的自然天堂。在环境主义者的理念里，他们把“人”从“自然”里抽离（Weller 2006），然后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视为破坏西南边疆原始自然的人为因子。

“落后”与“自然”，这两个看似相对不相容的意象，同时并存在中国的西南边疆；也因而让“现代化”的意义在西南中国变得模棱两可。一方面，现代化是改善西南边疆“落后”景况的必经之路；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又被当作是破坏西南边疆“原始自然”的威胁因素。关于西南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已经累积了不同面向的研究。例如，关于经济作物种植与“落后”论述之间的关系（Sturgeon，2010），边疆意象重构与旅游发展（Oakes 2007；Kolås 2011），西南边疆自然环境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Litzinger 2004；Hathaway 2010）。这些研究多少都对西南边疆的地景意义转变有所着墨。更具体地说，这些研究体现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地景意义建构，不论是“落后”或是“原始自然”，都为了重新建立改革开放后边疆发展、晚近社会主义体制（late-socialist regime）（Zhang 2006）与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三者的关系。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这些关于“落后”与“原始自然”相对意义的并置（juxtaposition），无论是象征性的或者在实质的物质意义上，皆源于西南边疆“模棱的现代性”（ambiguity of modernity）（Hung2013）。

所谓“模棱的现代性”，根源于“不相容却又同时并存的欲求”（Warde 1997：173；Adema 2000）。本文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生产为研究基础，提出西南边疆对于“传统”的保存与“进步”（advancement）的想望，形成两股不相容却又同时并存的欲求（Hung 2014）。而这些欲求则具象地呈现在茶叶种植地景的转变上，形成一种“自然”与“发展”的“群聚”（assemblage）现象。再者，本文也提出“传统”与“进步”两者不相容却又同时并存的欲求，其实提供了国家更多的游移空间（Hung 2014），在象征与实质意义上建构一种“现代性中的传统”（tradition in modernity），借以更弹性地迎合瞬息多变的茶叶市场需求。除此之外，本文也探究少数民族如何借由茶叶生产在模棱的现代性中重新定位自身族群的位置。大体而言，我用云南茶产业地景的变迁来探视模棱现代性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效应。民族志是我主要搜集资料的方法，而主要的田野调查点是在景迈山上的芒景村（图1）。芒景村的村民大多是布朗族人。而我主要关注点是在芒景村当地进行的台地茶园（亦称现代茶园）改造；简单而言，人们将台地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以期在未来所有的生态茶园都能恢复成古茶林或古茶园。

 

图1. 云南省普洱市景迈山位置（原图下载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ocation_of_Pu%27er_Prefecture_within_Yunnan_（China）.png，
本文作者进行了修改）

在理论工具的部分，我以“全球化群聚”（global assemblage）（Ong and Collier 2005）为架构来检视中国西南边疆上模棱的现代性。在理论架构的解释后，我将简单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搜集。再者，我会简要地阐释云南主要的三种茶地景的意义转变，包括台地茶园、生态茶园与古茶林；从中我也会分析“现代性”与“自然”如何在这三种茶地景的转变中产生意义上的重构。紧接着，我把焦点放到芒景村的茶地景变迁，解析在官方论述里，生态茶园的“生态”一词，如何重新形塑“现代性”与“自然”的关系。在文章结论之前，我会比较细致地看待芒景村民如何对茶地景的改造做出回应，尤其是他们对“传统”、“现代”、“科学”与“自然”这些词汇的重新理解与布朗族人到底居于何位置的困惑。

二、理论对话：全球化群聚与模棱的现代性在中国

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路径。首先是将现代性视为西方启蒙时代后的产物，着重理性，强调进步（Harvey 1991）。在这层理解下，现代化是一种线性的（linear）进步过程，是从所谓的“传统”的“非理性”社会进步到“理性”与“科技化”（technoscientific）的社会（Taylor 1989）。因此，为了达到现代性的目的，技术的创新是必须的，从而启动新形式的工业生产与消费，并借以支持社会与政治结构以及文化上更进步的改革（Woods2011）。

“发展”（development）被视为通往现代性下科技理性社会的途径（Escobar 1992；Ferguson 1999）。更进一步说，在西方论述的现代性下，“发展”在全球各地成为一种进步的统一形式，却不论其源自西方社会脉络的事实（Gupta 1998）。然而，这种源自西方却被视为全球统一化的现代性模式，已经受到挑战；学者呼吁以一种“越界西方”（beyond-the-west）的研究视角来检视现代性（Robinson 2003）。这种“越界西方”的视角，强调多元的地理历史脉络与文化的“在地处境”（situatedness），借此重新审视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并对西方霸权式的现代性提出批判（比如Escobar 1995；Gupta 1998；Ong 1988）。

大体而言，“越界西方”的方法是反对把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套用到全球的不同角落，并强调“在地性”（provincialize）的过程（Chakrabarty 2007）。也就是说，对于现代性的关注，必须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思维提出反思，从而观照西方以外的知识与文化体系和现代性的关系（Escobar 2008）。换句话说，现代性或现代化不是遵循着西方模式的单一过程，而是在不同的非西方社会脉络下，呈现出的多元状态。在“越界西方”的思维下，我们必须探照不同社会脉络下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甚至是“现代性的替代”（alternatives to modernity）（Escobar2008）。不过，有学者忧心，过于审视“另类现代性”或“现代性的替代”，可能会低估了全球化资本的力量。更具体地说，那些对多元现代性或他种形式现代性的过度强调，多少忽视了21世纪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不均与暴力（Watts2003）。

必须强调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模式与“越界西方”两者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我认为，要对现代性议题有更全面的观照，我们必须同时注重西方霸权式的现代性单一逻辑，与其在地多元的现代性实践。为了更深刻理解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我以“全球化群聚”（Ong and Collier 2005；Collier 2006；亦参见Marcus and Saka 2006）为理论架构，来思考在中国社会脉络下的现代性意涵。“全球化群聚”字面上指称一种“内在紧张”（inherent tension）的状态；具体而言，“全球化”意指“全括的”（encompassing）、“无缝的”（seamless）、“移地的”（mobile）；相对的，“群聚”意指“多元的”（heterogeneous）、“权变的”（contingent）、“不稳定的”（unstable）、“部分的”（partial）、“在地处境的”（situated）（Ong and Collier2005：12）。

讨论全球化群聚，必须进一步认识“全球化形式”（global form）。所谓“全球化形式”，指的不只是技术科学面向，它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的政治与道德结构，泛用到全球各地而不管社会文化有多么的不同（Ong and Collier 2005：11）。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下，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一种源自西方却被泛用到全世界的全球化形式，是一种集体的政治与道德结构形式（Hung 2013）。但是，现代性作为一种全球化形式也无可避免地与其他在地因子产生互动；这些互动是权变的，没有特定规则的，不稳定的，因而在个别的地点不断形塑与再形塑出“现代性的群聚”（assemblage of modernity）（Hung2013）。

在中国社会的脉络下，学者已经纷纷在不同的子题上对现代性意义的转变作出讨论；例如，现代性与工业化的生产与消费（Rofel 1992），现代性作为社会经济转变的“协商过程”（process of negotiation）（Oakes 1998），现代性与“地方建构”（place making）（Feuchtwang 2004）等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在讨论中国在地处境的现代性时，不能忽略新自由主义发展对全球，包括对中国的影响（Harvey 2007；Wang 2006）。近来，全球化群聚已被用来重新检视中国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与新自由主义理性（neoliberal rationality）之间的关系（Zhang and Ong 2008）。当新自由主义理性作为一种全球化形式，支持着中国的市场私有化的过程时，中国政府强势介入的力量并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到来而消失；再者，中国各地的私有化进程并无一套统一的规则可循。相反，在中国私有化就是一种群聚的过程，综合着各式全球的与在地的因子，而非单一循着自由主义理性的路径而行（Zhang and Ong2008）。

回到现代性的议题。现代化进程，在西方社会给的特定剧本里，强调进步与科学的重要（Gaukroger 2009）。进步与科学俨然定义了现代性的全球化形式，套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一个更关键的提问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形式”，如何在中国的脉络里，转化成在地处境下的“群聚”，进而产生了什么效应？接下来，我将以西南边疆的转变，以云南茶地景的变迁为案例，来回答上述提问。

云南的茶地景带有现代性下不同的意义。我认为，这些茶地景的变迁正体现了中国西南模棱的现代性。如前所述，模棱的现代性源自并存却不相容的欲求（Warde 1997）。所谓并存却不相容的欲求或许具有广泛的定义，但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我认为并存却不相容的欲求表现在对“现代性”与“自然”的同时需求上。自然似乎标示着远离现代化人为干扰的环境。但是从西南边疆茶产业的发展上看，茶地景的转变正展示着边疆对自然与现代性两者需求之间的挣扎，这些尤其凸显在古茶林的意义建构上。

在2000年以前，古茶林或古茶园通常代表着少数民族“落后的”茶业生产方式，因而需要被“现代化”的台地茶园取代。然而时至今日，尤其在云南普洱市境内，那些所谓“现代的”台地茶园，正被改造成生态茶园，进而准备复育（restore）成古茶林里拥有的“自然环境”。我认为这些茶地景变迁的本身就是一种“群聚实践”（practice of assemblage）（Li 2007：264）的过程。群聚实践的过程把“自然”和“现代性”结合在一起，却也让这层结合处在紧张的关系中。从群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重新理解这些看似不相容的“自然”与“现代性”因子是如何结合在紧张的状态里，并在边疆上形成模棱的现代性。我以民族志的材料，分析现代性不仅以“全球化形式”强加在边疆茶叶的生产上，同时又在人们茶叶生产的日常生活实践（everyday practices）中，群聚不同的因子，让现代性模棱化。

三、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的研究成果是为期约16个月的多点民族志调查的一部分，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根据2010年10到12月，以及2011年3到5月在云南省普洱市所做的调研。除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对当地官员的访谈外，我主要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实际记录与了解景迈山上芒景村民的日常生活与茶叶生产的关系。

如同戈尔茨坦（Goldstein 2006：5）所述：最日常的生活经验，往往提供了检视现代性过程的最好材料。在民族志调研期间，我参与了芒景村民茶叶生产的日常实践，从采摘茶叶、制作加工，一直到产品销售。在此同时，我也观察并记录了村民、当地官员和外地茶商之间的互动。透过这些参与和观察，我得以从那些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节奏中，窥见茶与村民生活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层次上的深层联结。虽然我的参与观察主要集中在芒景村里几个跟我关系比较紧密的布朗族家庭，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是芒景村民茶叶生产日常实践的缩影。

语言是我的一个研究限制。我只能说普通话，而无法用布朗话和当地村民沟通。不过，40岁以下的村民大多能使用流利的普通话，尤其是与外地来的茶商或官员对话时。布朗村民之间大多以布朗话作为彼此沟通的语言；虽然如此，我很容易地可以要求村民做普通话的翻译，从而理解他们对话的意涵。

四、云南境内三类茶地景的并置：台地茶园、生态茶园与古茶林

在云南，茶被政府当作是拉抬边疆经济发展的现金作物（cash crop）之一（Sturgeon 2010）。云南的主要茶产区包括西双版纳自治州、普洱市与临沧市等，主产普洱茶。从2000年初起，由于普洱茶市场的腾飞，云南的茶地景发生了大变化。从1999年到2007年普洱茶市场崩盘之前，普洱茶的市价已经增值了超过十倍之多；更有报道指出，一磅上等普洱茶可以要价超过150美元（Jacob 2009）。这期间，许多山林被开垦成为台地茶园（图2）。

图2：台地茶园里密集而单一种植的茶树（洪伯邑摄）

大多数普洱茶其实产自台地茶园；不过，普洱茶也产自云南的古茶树。与台地茶园不同的，古茶树的树龄高达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没有台地茶园那种密集单一的人工种植管理。古茶树通常与其他乔木树种一起生长，也鲜少强烈的人为干预，因此形成了古茶林或古茶园的特殊地景（图3）。这些古茶林或古茶园的地景，标示着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云南茶叶贸易。兴盛的茶叶贸易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Yang 2009），而云南的茶业生产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Giersch 2006）。回顾历史，云南的茶从这些古茶林里产出，经由茶马古道运送至藏区与东南亚（Freeman and Ahmed2011；Yang2009）。

图3：芒景村的古茶林（园），茶树多与其他树种混着生长（洪伯邑摄）

台地茶园与古茶林造就了云南两个主要的茶地景。这两种茶地景其实隐含着“现代性”与“自然”的相对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茶地景的相对意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政策与市场更迭产生意义的转变，甚至是彼此间相对意义的翻转。

市场需求是改变台地茶园与古茶林的驱力

台地茶园的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云南省于1974年开始宣导“改造老茶园，积极发展新茶园”，此后台地茶的种植便逐渐扩增（Huang 2005）。与此同时，所谓的“老茶园”，包括古茶林，也开始渐渐被单一种植的台地茶园取代（Freeman and Ahmed 2011）。然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开发的台地茶园，其实并非为了茶叶市场的发展，而是一种让少数民族茶农迈向所谓“社会主义现代性”（socialist modernity）的手段（Sturgeon 2005）。

这种不为市场，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台地茶开发，持续到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结束。但是即使在80年代以后，一直到2000年早期为止，台地茶园的开发仍旧不以市场发展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彻底去除云南少数民族一直以来刀耕火种的土地利用方式（Sturgeon 2005）。然而，从2000年初开始，因为普洱茶市场力道强劲且快速的攀升，台地茶园的开发便明显地导向突如其来的市场需求。

根据大多数普洱茶商贩的说法，普洱茶市场价值的重新建立，其实源自于台湾。在90年代后期，台湾茶商从香港买进大量的普洱老茶。普洱老茶因为陈化而产出的独特风味，很快让普洱茶重新建构它的市场价值。一时间，普洱茶似乎等同于葡萄酒一般，越“陈”越有市场价值。这种普洱茶陈放越久价值越高的说法，带动了市场上“藏茶”的风气（Yu 2006）。无论茶商或一般的消费大众，大家纷纷开始抢购普洱茶，不为喝只为把茶囤积，等到往后茶价攀高了再转手卖出，普洱茶俨然成为一种投资商品了。因此，普洱茶价从2000年初开始就不断攀升，一直到2007年中普洱茶市场泡沫化为止。这期间的“普洱茶热”，当然改变了云南的茶地景。

因为市场上飙升的普洱茶热，普洱茶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此间关于台地茶园的开发已经不只是为了终结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更重要的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需求，政府单位开始着重茶叶生产的“效益”。台地茶园运用现代的人工管理技术，加上相对高的茶叶产量，比较能符合市场快速成长的需求；也就是说，台地茶园的开发被视为是茶叶生产现代化的进程，是着重经济效益的典范。相对于台地茶园的“高效益”，古茶林里的茶叶生产，因为古茶树采摘的难度，需要更高的人力需求；再者，由于古茶树树龄的缘故，茶叶产量比台地茶园低，在古茶的市场价值攀高前，古茶的生产是不符合所谓“经济效益”的。

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并把边疆的茶产业迈向更现代化的道路，政府开始鼓励台地茶园的开发，也将其视为振兴边疆经济的手段。普洱市茶叶办公室的官员指出，2007年云南省境内的茶叶种植面积高达4545000亩，而在1990年时才2406000亩；而这期间增加的茶园面积大多是台地茶园的开发。不过，普洱茶市场在2007年遭遇市场泡沫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茶价从最高点跌到谷底（Jacobs 2009）。一直到今天，台地茶的价格仍在谷底盘旋；相反，因为市场对普洱古树茶的重新认定，古树茶的价格虽有起落，但在泡沫化后仍然稳定成长，时至今日古树茶的价值已经比台地茶高出许多。以2011年4月在芒景村的鲜叶价为例，1公斤的台地茶鲜叶约10到12元人民币，而1公斤的古茶鲜叶可以卖到40到60元人民币不等。

吊诡的是，那些曾经被认为不符合生产经济效益的古茶林，在今天反而成为制作普洱茶的上等原料，甚至被当作是还原普洱茶“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唯一制作原料。同时，因为古茶林的“自然”环境与“有机”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的消费趋势上更显其价值。而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茶叶生产现代化的台地茶园，除了渐渐失去其市场优势，更被批评是过度使用农药化学肥料，并缺乏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方式，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代表。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台地茶园与古茶林的意义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况而变。从70年代到2000年初期，台地茶园的开发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终结边疆地区刀耕火种。而从2000年早期普洱茶市场开始腾飞后，台地茶的开发主要是为了符合茶业市场经济的需求，而此时古茶林则被认为是落后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茶叶生产。2007年在普洱茶市场泡沫化后，台地茶园渐渐被视为是破坏环境的，而古茶林则被标榜成同时兼顾“自然”与产业开发的“有机”茶叶生产。目前，因为市场对古树茶的需求增加，许多台地茶园正被改造成所谓“生态茶园”。

从相对到模棱的结合：生态茶园

因为台地茶价大幅滑落与古树茶价的渐势攀升，许多台地茶园被改造成生态茶园，目的也是把台地茶园恢复成过往的古茶林样貌。在普洱市，对台地茶园的改造是在“科学普洱”的政令下执行的。在“科学普洱”的政策指导下，所有普洱市境内的台地茶园都被改造成生态茶园；而生态茶园被当作是台地茶园与古茶林之间的一种过渡。茶农们被要求砍掉台地茶园里将近三分之二的茶树，然后在茶树之间种上五种当地的树种，包括沉香、厚朴、香樟、白花羊蹄甲、山樱桃等等（图4）。另外，任何农药与化学肥料在生态茶园里都是禁止使用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原类似古茶林那样的“自然环境”。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他们期待生态茶园在长远之后终会成为古茶林。换句话说，生态茶园把台地茶园的“现代性”去除，为的就是把“自然”的古茶林复原回来。

图4：生态茶园（洪伯邑摄）

虽然生态茶园把台地茶园的现代性元素去除，但是它以“有机”生产呈现另一形式的茶产业现代化。换句话说，生态茶园所宣称的有机生产方式，被认为是比台地茶园“更进步”的茶叶生产。也因此，生态茶园在自然与现代性之间形成一种模棱的结合：一方面，生态茶园的有机种植代表一种更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回归自然”，欲把古茶林复原的机制。

目前，台地茶园、古茶林与生态茶园三种茶地景并存在云南。台地茶园与古茶林之间相对的意义，加上生态茶园呈现对自然与现代性的模棱结合，正是中国西南边疆“模棱现代性”的体现。然而，有关自然与现代性的意义并不是直接由上而下的加诸到那些茶地景的；相反，对于茶园的改造正是一种重新定义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关自然与现代性的意义，是从茶叶生产的日常实践里产生出来的。民众对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现代性的不同感知，是从茶叶生产的日常实践中获得的。

接下来我将以芒景村的茶园改造为案例，从官方说法（official rhetoric）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讨论西南边疆的模棱现代性。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政府，在“科学普洱”的政策方向下，开始推动芒景村的茶园改造。在2011年时，所有在芒景村的台地茶园正被改造成生态茶园。这些茶园改造的背后，有政府官员的支持，当然也让“官方说法”成为重新定义云南茶地景意义的论述途径。

五、芒景村茶园改造的“官方说法”

云南省委前书记在2011年5月13日到芒景村考察。他的到访得到云南各大新闻媒体的关注，而媒体报道也直接引用省委书记的讲话。针对生态茶园的建设，书记认为是“生态生产方式后退50年，品牌科技水平前进50年”的具体实践（Shen and Li 2011）。这句话是从官方说法里重新认定了茶地景的意义。

前半段，“生态生产方式后退50年”，隐含了对所谓“现代化”台地茶园发展的批评。根据白恩培的说法，“发展绝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然而，台地茶园的开发，在芒景村，甚至整个云南，已经造成自然环境的伤害。如同一位普洱市茶业办公室的官员所说，对台地茶园的批评主要针对农药与化学肥料的使用，另外就是对森林砍伐的疑虑（另见Fuller 2008）。也因此，数十年前被认为“传统”落后的茶叶生产方式，现在反而在官方说法里成为一种“生态”的，不破坏自然的生产方式。

回到芒景村茶园改造的案例，传统上布朗族村民与古茶林的关系，在今天被重新理解成是“生态生产方式”，因此书记特别标榜把生产方式“后退”50年，恢复到台地茶园开发还未进到芒景村的时期。“后退”50年的意义，也意味着把台地茶园那些破坏环境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剔除，回归布朗族人“生态的”茶叶生产。也就是说，布朗族人“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再被视为是“落后的”，而是“生态的”；传统与生态于是在芒景村的茶园改造中重新联结在一起。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生态的”生产方式并不只意味着回归传统，同时也是往更进步的“有机”（organic）生产前进。有机生产在中国已经渐渐被视为一种更先进安全的食品生产方式。因此，在上述的官方说法里，茶叶生产不只要“后退”50年，也要“品牌科技水平前进50年”。在“前进”50年这层官方说法里，确保了在芒景村的茶园改造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更具体地说，生态茶园的建设，不只是“后退”50年的传统回归，同时是“前进”50年迈向更先进有机生产的实践。

因此，生态茶园成为一种“后退”回归传统与“前进”迈向有机的结合。这等“前进”与“后退”的同时存在，形成了芒景村茶叶生产的模棱现代性。模棱的现代性就根源于对“前进”与“后退”两者看似不相容却又同时存在的欲求（Hung 2014），进而在芒景村建构出一种“现代性中的传统”（tradition in modernity）（Hung 2013）。

“现代性中的传统”，体现在生态茶园的开发，重新组建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从台地茶园到生态茶园的改造过程，“传统”与“现代性”不再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是市场在古树茶需求的带动下，形成的“传统”与“现代性”的群聚（assemblage）。然而，在这些茶园改造的过程里，在与芒景村民的日常生活交织后，“传统”与“现代性”而成的群聚又有不同的诠释理解。

六、茶地景改造与意义在创造：对生态茶园的多层回应

当官方说法借由生态茶园来建构一种“现代性中的传统”，芒景村当地大多数布朗族人其实对茶地景的改造有不同的理解。当然，整个茶地景的改造过程，其实也是布朗族村民重新理解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在台地茶园大规模的改造成生态茶园之前，“生态”这个概念对很多村民来说是很模糊的。村民是借由亲身参与整个茶园改造过程，衍生出他们自身对“生态”这样概念的不同理解，同时也从对“生态”概念的不同理解，重新定位他们跟“现代性”与“自然”的关系。以下就芒景村民对茶园改造的不同回应作出分析。

生态茶园与经济损失

春茶生产的时节通常是芒景村的布朗族人最忙碌的时候。然而，2011年的春天，对许多拥有台地茶园的村民而言，除了例行的茶叶采摘之外，他们也正在历经茶园改造的过程。在2011年4月一个有些凉意的早晨，我跟布朗村民瓦肖一起2。瓦肖起了个大早要赶往民哎家中。瓦肖说，近日乡政府的人要来找民哎，让民哎带着他们考察芒景村的茶园改造，所以会到瓦肖的茶园里去。在往民哎家的路上，瓦肖顺道带我看了正在改造中的台地茶园。根据瓦肖的说法，台地茶园里的茶树大概被砍掉了三分之二，让茶树与茶树之间至少保留两公尺的距离。言谈之间，他索性点了根烟，开始跟我抱怨整个茶园改造过程如何让村民的收入减少，而政府对茶农的补贴不是还没拿到，就是根本不足以补足他们的损失。瓦肖说，他的茶地没有很多古茶树，所以他大多靠着台地茶的买卖来维持生计；但是现在政府把他的台地茶树砍掉那么多，让他蒙受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经济损失。

事实上，包括瓦肖在内的许多村民，都不认为台地茶园就是“不生态的”。瓦肖认为，台地茶园只要不施用农药与化学肥料，也可以很生态。许多村民都和瓦肖有类似的想法。瓦肖告诉我，所有在道路边上的台地茶园都先被改造成生态茶园，其实是因为当地政府想在芒景村发展观光，根本不是为了发展生态茶。瓦肖说，台地茶园不稀罕了，古茶树稀罕，外地人才想看！

“现代的”与“科学的”：保存自然不同的两个道德标准

虽然有许多像瓦肖那样的村民，他们因为台地茶园改造而蒙受经济损失，但是也有很多村民把茶园改造当作是自己往“科学化”生产的道路前进。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们把“科学化”的生态茶园当作是远离“现代化”台地茶园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他们把“科学化”与“现代化”当成是两个不同的茶叶种植与生产方式。

民哎，一位芒景村当地的布朗族官员，负责在芒景村推行“科学普洱”的政策方针。在芒景，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台地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因为乡政府的官员要来实地考察推行的状况，民哎把瓦肖找来，准备到时候一起陪同乡政府的人到瓦肖的茶园里，实地看看茶园改造的情况。而我和瓦肖一同前往民哎的家。

民哎一看到瓦肖和我，便起身打招呼并递烟，然后邀我们进屋，屋里民哎正用柴火烧着水，准备泡茶。瓦肖在民哎正要加些柴火的当下，用开玩笑甚至有些调侃的语调问民哎，是否需要更多的干柴烧火，因为他的茶地里很多刚砍下来茶树可以做柴火。民哎没有搭话，继续把干柴加到火堆里烧水，屋里火光伴随着时有的噼啪烧柴声。顿时，民哎起身，倏忽递来两个玻璃杯在竹编的桌上，放上些许茶叶在杯底，接着又递给瓦肖和我各一支烟。点烟的当下，水开了，滚烫的蒸汽从水壶嘴上腾腾冒出。民哎马上拎起水壶，把滚烫的水往玻璃杯里倒，一下子屋子里夹杂弥漫着烟味、烧柴味、水蒸气与杯中茶香。民哎啜一口茶，把烟轻夹在嘴角，然后对着瓦肖说：“生态的才好，生态的才是科学的！”

此刻民哎突然转向我，问我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显然，民哎并非真的要听我的意见，反而是期待我认同并背书他的话。通常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会刻意避免对村民的言谈作出对或错的价值判断。但是此次民哎似乎逼着我得具体说个看法，于是我说：“是没错，生态学在很多地方是一门科学，但是⋯⋯”；我话还没说完，民哎马上打断我，并对着瓦肖再强调了一次“生态的就是科学的”。民哎其实是借着我的话来说服瓦肖，让他能接受茶园改造这样的政策。当我想要进一步解释我的话时，另外两个村民也来到民哎的家门口。

其中一个村民一踏进民哎家门，闻到满室夹杂的烟味与柴烧味，就对民哎嚷嚷着说：“你的茶要吸烟了啦！”3瓦肖马上接着开玩笑地说，“这很不科学喔！”民哎回应说：“我们（布朗族人）没有不科学的！”民哎认为，布朗族人有“科学的传统”，是源自祖先与古茶林的关系。在民哎的认知里，“生态的”等同于“科学的”；而布朗族的祖先老早就以“生态的”方式生产利用他们的古茶林，也因此布朗族人承袭了祖先对古茶林生态的利用方式；而这些古老却生态的利用方式，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最“科学的”茶叶生产方法。“这是我们布朗族实实在在的茶文化”，民哎强调地说。

另外，在民哎以及许多村民的认知里，“现代化”的台地茶园与“科学化”的生态茶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现代化”与“科学化”被村民当作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如同民哎的想法，他认为“现代化”的很多事物其实是“不科学的”。他以台地茶园为例，台地茶作为“现代化”茶园的发展，其实是与布朗族“科学的传统”脱离的一种茶叶生产方式。事实上，许多村民都与民哎有类似的想法，也认为台地茶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实也是对布朗族以“生态”作为“传统”的破坏；因为当布朗族人开始以“现代化”的方式开垦台地茶园，包括砍伐原本的古茶林、使用农药化肥等等，都违背了布朗族祖先原本“生态的”茶叶生产方式。既然“现代化”的台地茶园是不符合“生态的”生产方式，回到“生态的”等同于“科学的”这样的逻辑思维，许多村民也就此认为“现代化”其实是“不生态”也“不科学”的。

事实上，芒景村村民从台地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的过程里，把“现代化”与“科学化”理解成两个不同对待古茶林的标准。如果把古茶林视为广义的“自然”，那么村民们已经把“现代化”与“科学化”理解成人与自然关系里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在许多村民的认知里，“科学化”是借由“生态的”方式善待并利用茶叶资源，而不是所谓使用更多“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或技术。相反，“现代化”的茶叶生产，被认为是违反善待自然的道德原则的，因为其破坏环境的结果。就如民哎说的那样，很多布朗族人都认为自己承袭了祖先“生态的”茶叶生产方式，所以布朗族人，在台地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摒弃“现代化”茶叶生产，并回归原本生态生产的“科学传统”。

吸烟是“不科学”的：布朗村民的素质

虽然芒景村布朗族人把生态茶园当作是回归族人“科学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大多数的外地人，包括政府官员与茶商，更关注的是生态茶园的“有机”生产。更具体地说，这些非布朗族的外地人，认为生态茶园需要的是一套严格的“科学化管理”，包括严格的卫生生产标准。关于这点，外地的官员与茶商时常抱怨芒景村布朗村民在制茶的过程不够卫生，以至于无法符合“更现代的”科学化有机生产。比如抽烟这件事就常常被这些外地的官员与茶商提起，他们认为布朗族人不注重卫生，制茶时常抽烟，素质不够，因而不足以提升到科学化有机生产。

这次乡政府的人来芒景村，根据民哎的说法，主要是看看芒景村台地茶园改造生态茶园的情况。更重要的，乡政府的人也为省委书记的即将来访做准备。民哎说，书记选择芒景村作为考察的行程之一，除了见证普洱市普洱茶产业的发展，也同时要了解整个“科学普洱”政策方针的具体作为。

乡政府的人来访时，我经由民哎的介绍，有幸能与大家同行。民哎准备带乡政府的人到瓦肖的茶园；先前提到，瓦肖的台地茶园才刚刚被改造成生态茶园不久。乡政府的人觉得，瓦肖等村民的茶园或许可以作为茶园改造的实际案例，待省委书记来访时能前往考察；但这之前，乡政府的人想先去看看。

临行前，一位乡政府的大哥，热情邀我跟他同车。车里，这位大哥说着在芒景村这样的“民族地区”推行生态建设是很困难的。他说，“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不能只是个政府口号；而这两年来乡政府依循着上级的领导，把整个芒景村的生态建设，借由茶园的改造彻底做到了。乡政府大哥骄傲地跟我说，现在上级领导都把芒景村当作考察的“热点”，因为芒景村已经是“科学普洱”政策推行的标杆。

民哎照着他原本的计划，领着乡政府的人到瓦肖刚改造好的生态茶园。我和乡政府的人员同车，而民哎骑摩托车在前头带路，瓦肖和另外两位布朗族村民也骑着摩托车随行。抵达茶园，乡政府的车就停在路旁，挨着瓦肖茶园的边上。坐在我身旁的乡政府大哥把车门打开下车，我随之在后；在我下车的当下，乡政府大哥就指着我看地上散着的三两烟蒂。他让开车的把车子停到路的另一边，闷不作声地站在原地。不知所以然的民哎与瓦肖一行人走过来，乡政府大哥立即指着地上的烟蒂，然后指示民哎说，别在白书记来考察时让他见到满地的烟蒂。民哎看着地上的烟蒂，诧异中带着难为情，在听完乡政府大哥的指示后，立马要求瓦肖等随行村民别在茶园里吸烟，“会搞出森林火灾的！”民哎提高音量说。此刻乡政府大哥打断民哎的话，说民哎搞错重点了；乡政府大哥说这不是什么森林火灾的问题，是茶叶生产卫生条件的问题！

回到车上，乡政府大哥又跟我提到抽烟与制茶卫生条件的问题。他说，要在像芒景村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科学普洱”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布朗族村民们的整体“素质”还不够。因为素质不够的关系，大多数村民，包括村里面的官员，都搞不清楚真正“科学普洱”的核心工作应该是什么。乡政府大哥认为，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科学普洱”最核心的工作应该包括对村民个人素质的提升；他觉得唯有村民的素质提升了，才能彻底根绝村民在采茶制茶的过程里的“不文明”行径，比如抽烟。

乡政府大哥的言论反映了一般外地官员与茶商对布朗族村民的观感。他们认为，科学化管理的茶叶生产包含对卫生条件的重视。因此，像制茶过程里抽烟这种不符合卫生的行为，就是违反科学化管理的行径。因此，在这些外地官员与茶商的认知里，实现所谓科学化茶叶生产管理，首要任务是要求布朗族村民从生产卫生的“身体实践”中，来提升整体村民的素质问题。

七、结论

以“模棱的现代性”为焦点，本文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茶叶生产提出思考，并借以重新理解现代化的进程。对边疆意义的理解，不只要探究那些在地的变动因子，也要同时讨论结构性的要素（Fold and Hirsch 2009），例如国家力量的介入与市场经济的牵动。“全球化群聚”（global assemblage）提供了一条分析的路径，让研究的视野可以同时观照变动与不变动的各种因子，理解这些不同的因子如何群聚，分化，又再次群聚的过程，并在不同的时空脉络里产生边疆上模棱的现代性。

从芒景村的台地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的过程，我们看到模棱的现代性展现在对“传统”与“进步”两者同时却又相对的欲求；而这也是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走向。从芒景村的例子看，一方面生态茶园标示着生产方式的“后退”，是一种回归“传统”兼顾自然环境保护的生产。另一方面，生态茶园也宣示了一种生产方式的“前进”，是往科学化有机生产的道路前进。于是政府推动的“科学普洱”方针，正是国家力量对边疆“现代性中的传统”（tradition in modernity）的重新建构，是与兴起中的“自然”与“有机”茶叶市场的接轨。

当国家力量以茶产业建构边疆“现代性中的传统”，芒景村以布朗族为主的村民们，也从茶叶生产的日常实践中产生对“现代性”与“科学”的不同理解。如前述，布朗族村民把“现代性”与“科学”当成是两个对待自然的不同道德标准。“现代的”，就像台地茶园，是对自然环境有害的；而“科学的”，就像生态茶园，是以科学化的生态方法来善待自然环境。因为西方对现代性定义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里，“科学”通常是定义“现代化”的要素之一（Greenhalgh and Winckler 2005；Sigley 2007；Wang 2011；Weller 2006）。然而，在芒景村大多布朗族人的经验里，“科学”与“现代性”的联结被模糊化了，也在模糊化的过程里获得新的意义。

这些“传统”、“现代性”、“科学”与“自然”持续变动中的群聚，是中国西南边疆模棱现代性的体现。边疆上的少数民族，如芒景村的主要村民布朗族，也在这些变动的群聚里重新被看待。今天，许多所谓中国的传统，正从科学的验证里获致现代的意义（Karchmer 2002）。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芒景村的茶叶生产中，因为在“科学普洱”的政府政策下，芒景村布朗村民的“传统”生产方式被重新定义成是“生态的”茶叶生产。然而，在持续变动的群聚中，布朗族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根本的变动。

“科学普洱”除了要回归传统符合生态的生产，也同时要往科学化的有机生产迈进。在这个层面上，非布朗族的外地人，包括政府官员与茶商，多以“低素质”来陈述布朗族人的茶叶生产。这些外地的政府官员与茶商大多都是所谓的“汉人”，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族群。这些以汉人为主体的外地官员与茶商，强调有机茶生产的“科学化管理”，并借此以“素质”的论述看待布朗族人。他们认为布朗族村民的素质不够，比如喜欢在制茶的过程里吸烟，因此很难进阶到科学化管理的有机茶生产。“素质”因此成为汉民族对其他特定群体“价值定化”（value coding）（Yan 2003）的指标，把布朗族人再次定位成需要不断教化、协助与训练的族群。

但是，无论是往科学管理的有机茶叶生产“前进”，或者往传统符合生态原则的生产方式“后退”，中国的西南边疆与边疆上生活的少数民族，依然不同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而是“另类中国”（other Chinas）（Litzinger 2000）。无论“现代性”如何被看待，边疆与少数民族都还是对比于中心汉民族的现代性。当现代性象征“进步”，边疆与少数民族就被当作是“落后的”，所以需要台地茶园的开发；而当现代性被理解成“破坏自然”的源头时，边疆与少数民族就被归类到“自然生态的”，所以需要回归传统生产方式的生态茶园；在现代性又被赋予有机生产的“科学化管理”时，边疆与少数民族又被说成“低素质”，是需要被教化提升的。也就是说，模棱现代性里“传统”、“现代”、“科学”与“自然”不断组合、分裂、再组合的群聚过程，并没有打破中国的结构性族群关系（structured ethnic relation），反而是更深化边疆和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主体中国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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