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能的原因与解释

如果上面的观察是正确的话，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汉语语气词的使用为什么以春秋为界？是语体的原因吗？当然可以说因为甲骨文是占卜体，故而有语体的特殊性：占卜不用疑问句，所以甲文不见疑问语气词。但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其他类型的句末语气词甲骨文也不存在的事实。是方言的原因吗？似乎也不像，因为后代并没有整个方言都没有句末语气词的情况。是殷、周语言的类型不同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那时的语言机制有何不同呢？最明显的现象是殷周的语言和英文一样，有感叹词而无句末语气词。为什么呢？

句末语气词由何而来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用Labov拉波夫“以今释古use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英文的语调往往与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相互对应。美国学者Perry Link曾告诉笔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打了几局网球后，他问球友们：“要不要再打一局？”两位的回答都是“good”。但一个同意，一个拒绝。怎么可能一个词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呢？是语调的作用。Link教授说：

（7）“The word good in ‘I’m good’ is pronounced in first tone plus second tone（） , they mean ‘yes’； when good is pronounced in two fourth tones（） , it means ‘no’ .”²

就是说，同样一句“I am good”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个是yes，一个是no。显然，这是语调的作用。问题不止于此，更有趣的是汉语（北京话）很难用一个“我好”来完成英文这两个语调的作用，硬要对应英文的语调功能的话，非用句末语气词才更顺口。亦即：

（8）I am Good! = 好哇！（高升调）

I am Good! = 我好啦！（低降调）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英文用语调完成的工作，汉语用句末语气词。就是不用语气词，也像赵元任说的：英文“It’s good（but）”汉语得说“好是好”（which structurally mean‘As for being good,（it）is good’）³——英文里的语调，汉语里变成了词汇。下面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当笔者问及如何用英文来表达北京话里表达“警示”语气的“啊”（“再哭我走了啊！”）的时候，Cornelius Kubler教授告诉我说：英文只能用语调（或者外加词语）⁴，亦即：

（9）你再哭，我走了啊！ {Don’t cry, or I am leaving.}

{Don’t cry, I am leaving}

上面的事实让我们进而看出英语和汉语有关语调和句末语气词两者之间的对应性。这里我们根据W.R. Lee（1958）提出的十种语调功能清单（a List of Distinct Functions of Intonation）以及Wells（2006）和Couper-Kuhlen（1986）归纳的五种功能，对比中文的语气词，简述如下：

（10）

A. 态度和感情 Attitudinal function（for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attitudes）

规则-I 高调 High Pitch → ［亢奋 excitement］

“good morning”（a fall from a high pitch on the ‘mor’ suggests more excitement than a fall from a low pitch）

早上好啊！

油饼儿啊！

B. 语法功能 Grammatical function（to identify grammatical structure）

规则-II 调域运动 Pitch Movements（或升、或降 falling or rising）

i ［］PM → ［陈述 statement］⁵ 也古代、啊当代

ii ［］PM → ［疑问 question］Y-N 乎古代、吗当代

C. 焦点 Focusing（to show what information in the utterance is new and what is already known）

规则-III 降调 Pitch Falling → ［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

Whom did you see/What happened? I saw a man in the garden.

Did you hear a man in the garden? I saw a man in the garden.

你知道吗？他考上大学了哎［ei］ 

D. 话语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话语功能指句与句如何接连起来的语音表现。譬如下面括号内的，包孕句一般都比主句的语调低、速度快，调域窄。

规则-IV 调低/快/窄 Lower/Faster/Narrower Pitch → ［话语功能标记 Discourse Functor］

“The Red Planet ［as it’s known］ is fourth from the sun.”

火星 ［你知道］ 就是太阳旁边的第四颗啦/嘛。

E. 心理功能 Psychological function

心理功能指把话语片段组织成单位，以便于人的理解、记忆和使用。

规则-V 声调+停顿 Rising+pause → ［清单系列 A List of XP］

You can have it in red | blue | green | yellow | or black.

i. A呀、B呀、C呀……

ii. X的、Y的、Z的……

当然，上面五点“语调—语气词”（简化为“语调—助词”）之间的对应功能（1）还远远没有穷尽所有的语调功能；（2）其间“形式—功能”的对应性也并非总是固定的；更何况（3）某两个（或几个）语言之间的“语调—助词”的对应情况不一定适应其他的语言。但是，语调和语气词有相当的对应性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对应性不是偶然而是有一定内在关系的，尽管这种关系可能很复杂，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使之一一就位。

如果暂时抛开细节的问题（留待将来深入研究），我们在“语调—助词”对应的事实基础之上，还观察到另一个非常重要对应律：语调与声调都是基频F0的结果。下面是英文语调的基本要素。⁶

（11）

I Rising Intonation means the pitch of the voice rises over time ［↗］;

II Falling Intonation means that the pitch falls with time ［↘］;

III Dipping or Fall-rise Intonation falls and then rises ［↘ ↗］;

IV Peaking or Rise-fall Intonation rises and then falls ［↗ ↘］.

就是说，“语调”与“声调”都是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 F0的语音效应。譬如赵元任在谈到英文“基本调群调节”的时候说：“基本调群的调节—音高可以升降，音高域可以增减，调头重音的曲拱可能由平变升/降，下降的调核可能变成升降调，上声的调核可能变成曲折调，终因可能弱化而消失，时长也可能改变……。”（Chao 1932，吴宗济译）当然，现实中语调的语音实现可能不只是F0一种作用的结果⁷，而声调的实现也不仅仅是F0的作用⁸。换言之，语调和声调之间的对应性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如何精确、细密地揭示它们彼此之间一致性和差异性，尚需大量的研究。尽管如此，它们彼此之间的对应和互补分布的关系也是非常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因如此，所以造成二者之间互补分布的原理和机制，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上面的两种对应性（语调和助词、语调和声调）可能就是我们解释汉语句末语气词来源的根蒂所在。首先，如果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相互对应（用语调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句末语气词来承当），那么我们猜想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的来源就可能是语调转换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解释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语调要（会）转换成句末语气词的问题，这个谜需要由另外一种理论假设来完成，亦即：如果语调和声调主要都靠F0来实现的话（不是说语调的全部语音实现都是F0），那么声调就成了语调的“天敌”。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汉语是具有（参Wang F. 2006）或已开始具有声调的语言，因此，我们解释句末语气词来源的“可能原因”就可迎刃而解：词语的声调迫使句子的语调转化为句末语气词。换言之，句末语气词和语调可能就是一张纸的两个面，亦即：语气词是语调的一种变体。如下所示：

（12）语调 → 语气词/Tonal System. ⁹

上面的假设（hypothesis）马上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大波浪（语调）和小波浪（声调）的同现（Chao 1932）。如果大、小波浪（语调—声调）同时共存的话，那么就无所谓取代和转换。这里，我们的解释是：大、小波浪之间的存在不是以各自独立不变的形式的共现，而是更像赵元任所比喻的“橡皮带”的情况：

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因为特别说重的字，音高的上下极很会伸长，特别轻的时候会缩小。用图画的言语说，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的变度就小了。（赵元任 1922）

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语调（橡皮带）对声调的影响和作用。注意：如果二者是在相互调节或让步的情况下才能共存的话，那么它们的共存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存，而是协调、让步甚至征服和取代¹⁰（参看曹文 2007）。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有可能是在大波浪征服、压制或融合了小波浪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其可能的类型至少有如下几种（“+”表示正值；“-”表示负值）¹¹：

（13） Type-I  Type-II  Type-III   *Type-IV  Type-V

大波浪    +F0     ++F0       -F0            +F0       （F0） +X

小波浪    -F0      +F0        +F0            +F0        +Y （+F0）

第一种情况（Type-I）是征服（或取代）；第二种是部分重合（部分借用、部分独立）；第三种是让步（语调无法实现）¹²；第四种（互不让步）类型则不可能（见下文）¹³；第五种情况是用其他（仍有待发掘和证明）的语音手段来实现二者各自的独立（参沈炯 1998有关“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实现声调和语调的主要手段是F0这一事实不变，就不能否认声调和语调在基本实现方式（F0）上的相互排斥（亦即*Type-IV）¹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压制了声调的F0，才有可能自由地实现语调的F0。这个结论的反命题是：声调实现得越充分越复杂，语调受到的限制就越大。因为声调占用了语调赖以实现的F0，于是语调的功能就有可能转换成句末语气词—选用音段（而不再是超音段F0）的手段来实现。

上面的推想并非毫无根据。赵元任早就指出：“事实上大多数的情况是，英语的语调相当于汉语语法中语助词的作用。”（Chao 1932）司马翎（Sybesma and Li 2007）也说：“Schubiger（1965）在德语和英文两种非声调语言的比较研究中首次提出语气词（particles）和语调（intonation）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最好注意到：句末语气词并不构成声调语的所有属性。”换言之，语调和语气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为声调语言所独有；只要条件具备，结果就会发生，不管在哪种语言里。问题是“什么是条件”、“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条件无法避免”等。在这点上，Yau（1980：51）的建议很值得重视。他说：“很多证据支持下面这一预设的普遍性（implication universal）：句子语气词和语调类型之间是相互补偿的。”¹⁵为什么呢？Yip（2002：Chapter 9）明确地指出：尽管声调语言也有语调，但是“声调负载着高强度的功能负荷”（2002：272）。因此，“句末语气词就发挥了一种其它语言里纯语调的作用”（Sybesma and Li 2007）。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尤其为Yip（2002：272）指出的“无调语气词”所证实：“如果句末语气本身没有声调，那么它们就可以看作一种‘不带声调的语调负载体（toneless carriers for intonation）’”。当然，无声语调词并非所有的超音段助词（non-segmental particle）都具有同样的语调调值，有的语气词的语调值可能高些，有的可能低一些，但无论如何，正如Wakefield（2010）所概括的：“广东话的声调严重地限制了它控制（语调）音高的能力，其结果，很多类似英文用语调表达的对话体中的话语语义（speaker-oriented discourse meanings），都用句末语气词来表达了。”¹⁶

综合上述种种意见，我们可以从“调pitch”的本质属性上提出下面三项一般性的原则。

（14）超音段语音原则

a. 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F0）功能的单一性

基频要么用作“声调素（toneme）”，要么用作“语调素（intona- tioneme）”，而不倾向于两兼。

b. 音段和超音段的相互转化律（Suprasegmental↔segmental）

（a）音段音位（辅音）转变为超音段音位（声调）

i.e., segment > suprasegmental：

*-s > Tone-4; *-ʔ > Tone-3（Haudricourt 1954）

（b）超音段音位（语调）转变为音段音位（元音）

i.e., suprasegmental > segment:

Intonation > particle

c. 语调 intonation（或语调素Intonationeme）是句标短语核心词C0 的一种句法属性（EPP feature）;

（a）*C0Intonation

（b）C0Intonation >{intonationeme1, intonationeme2,... intonationemeN} ¹⁷

i.e., 语调是句标短语CP核心词C0的句法属性的实现（EPP feature，参Rizzi 1997, Cinque 1999，Tang 2006），句子根据不同的语力要求（illocutionary force）选取不同的语调素（语气）。

原则（14a）可以理解为“一个形式一个功能one form one meaning”原理的典型表现¹⁸；（14b）则是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结果。有了（14a）和（14b），如果再给定（14c），那么我们则可以对人类语言的“语调类型”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科学预测（称之为Intonationeme Typology语调语素类型），如（15）所示：

（15）①有声调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

②非声调语言没有句末语气词（除非该语言其他因素造成类似于语调和声调的冲突，才产生语气词）；

③声调越多越复杂,句末语气词也越多越复杂；

④句末语气词越多越复杂，语调就越简单越贫乏（如闽南语）；

⑤某一语言从非声调语变成声调语，将无可避免地带来“从无句末语气词变为有句末语气词”的平行发展。

当然，这五点并非上述三项原则的所有（或穷尽性）推演，将来的研究可能还会发现更多、更深刻的事实和现象。但仅就目前的问题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五点预测的真实性。曹文（2007）的研究告诉我们：

通常情况下，汉语语调需要“照顾”字调，字调虽受语调的影响，但还能保持声调的区别性；比如“我姓叶，你姓王。”（赵元任，1929），比如“去重庆？去重庆。”（林茂灿，2006）等等。这种情况较为常见，研究者们也提得较多（Kratochvil, 1968: 35—47；吴宗济，1982；沈炯，1985；Garding，1987；胡明扬，1987：154—155；曹剑芬，2002；林茂灿，2006）。然而有时候，在语调的大浪下，字调的小浪也会被完全吞没，失去“自我”；比如“好耗家货伙!”（赵元任，1929），比如“向右看齐！”（路继伦，2006）等等。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一些感叹句、命令句中。

这里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语调怎样“照顾”（或“让步”于）字调（=声调），同时也看到语调是如何“吞没”声调的情况。这种“二一结果”（二选一的结果）说明声调与语调不能充分绝对地共现，因为它们都靠F0来现身。如下文所示，（15）中所预期的正是现实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