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总结

“许”在中古时是处所语素“所”的变体，用于“所”的部分用法，包括由空间义引出的数量义。主要见于南方文献。北部吴语“许”的规则读音跟共同语接近，为［ɕy］类读音，也是当地人见到“许”字时的唯一读法。相对于一些白读，此读可被视为文读音。

吴语中存在一些实为白读的“许”的词或语素，但通常并不被当地人觉察为“许”¹⁰。

一个是表示许诺义的动词“许”，念白读I［^⊂hɛ］或［^⊂hᴇ］，是白读“许”作为独立实词使用的唯一用法，见于上海、苏州等地老派方言。在新派方言中已经衰落。

另一个是处所词“许”，也念白读I［_⊂hɛ］［^⊂hᴇ］一类音，其中［_⊂hɛ］在上海、临平等方言中实际是鼻音儿化形式并入寒山摄后随寒山摄字的鼻音声母脱落而成的读音，有些念［hᴇ］的则尚未有鼻化的证据，如苏州话、吴江话。这个处所成分的声调，或保留阴上调，或改读阴平。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用作处所后置词或后置词内语素，如上海话、吴江话“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余杭临平话“里海、外海”、上海话“床海、浜海”、“娘舅海头”“我海头”等。二是跟在存在动词兼处所前置词“辣/勒”之后组成PPC复合词“辣海”“勒海”等，做存在动词、介词和体标记等。在另一些方言中，这个处所词或后置词语素“许”又以儿化形式表现为［haŋ］［hən］等（写作“亨”“哼”等）。处所用法在少数方言中发展出指示词用法，如绍兴话“亨”。此外，上海“许”的早期儿化式“壗”［han］还从空间义发展出时间义的“小壗里”（小时候），其读音后来分化为［haʔ］，与处所“许”的各种形式更是完全裂化。

同为“辣X”PPC的后字，“许”在有些方言中念历史层次更早的白读II［ho］（写作“化”等）或其促化形式［hoʔ］（写作“霍”）。白读II又是“场许”（地方。写作“场化”等）一词中后字的读音。如果说PPC“辣海”源自“辣NP海（头）”的NP脱落，“辣化”当源自“辣NP场化”的NP脱落。有些方言有“场化”一词，但相应的PPC却是“勒海”，如苏州话。因此，“许”的这两种白读，语音历史层次不同，PPC成词的具体来历也不同，虽然所构成的是内部结构一致的复合词。

无论是“辣海”类、“来亨”类还是“辣化/霍”类，都能发展为体标记（动词前的进行体和动词后或句末的持续体），并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句末语气词的用法。在动词后体标记或句末语气词的阶段，PPC常由“许”一个字代替，“许”在降格为词内语素后，又在语法化过程中重新成为独立虚词，同时在语感上与处所用法失去联系，越发裂变，与“许”字的规则读音（文读）更是完全裂变。

“许”的白读还有表量语素用法，见于白读II或III的疑问数词“几许”（多少）、定语位置表数词“多许”（很多）两词及白读I的吴江话表多形容词［hᴇ uᴇ］中。这个“许”也许继承了“许”在中古近代文献中表约数的“许”，但也可能是吴语自身从处所义引申而来的，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读音层次，而且语义上与约数也有一定距离。

总之，虽然以上“许”的所有读音和用法（除了许诺义）都来自古代“所”的变体“许”的演化发展，但是在当地人语感中，这些不同的读音和不同的语义都彼此无关，被用“许”以外的各种同音字来记录，已经失去了语感语源方面的联系，被感知为语言库藏中互不相同的成分，亦即被裂化了。因此，从库藏类型学和显赫范畴的角度看，不但要看到显赫范畴扩张带来的语法库藏多功能现象，特别是原型功能与扩张功能的相关性，而且要看到扩张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语音变异和语义引申同样较大的情况下，同一来源的库藏手段完全可能裂化，各自独立为不同的句法语义手段。

因此，库藏的裂变，包括裂变的机制、语音句法语义在库藏裂变中的互动等，也是库藏中发生的值得重视的现象，而以前专门关注这一话题的文献很少。特别是裂变的测定标准等，需要细化和增强操作性。库藏成分的裂变，其实不仅是语言库藏类型学应当关注的课题。语法化理论、语义地图理论等聚焦人类语言一形多义现象的学说，目前主要关注语言单位的语义扩展。实际上语言单位不会无休止地扩展，否则将造成区别度的降低。因此，这些学说也必须关注语言单位的裂变，包括裂变的动因、机制和条件，这样才能构成更加全面的理论体系。而关注说话人对语言单位习得和感知的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也应当将库藏裂变纳入研究课题，因为裂变最终表现为说话人心理上对相关单位不同义项和功能的认同度。

附 注

1 据钱乃荣（1997），该字声调是阴平而不是上声，有别于“许”的本调。其实，这个词在上海话“海头”中确实表现为阴平，但是在吴语的其他用法中“海”主要用在连读组后字位置，如吴江话（笔者母语之一）“东海、西海、南海”（东边、西边……），本调并不都清楚。不过“勒海”（在那儿）一词中“海”在阳入后念阴上调［hᴇ42］，而阴平调在阳入后当念阴平本调44。另在作为“［hᴇ44］边”（边上）一词的前字念阴平。因此，可以认为处所义的白读“许”既有保持阴上调的，也有变异为阴平的。

2 本文在不影响讨论时注音略去声调。很多词用于不止一个方言，调值各不相同；只注调类又无法反映连读变调后的实际调值，且很多连调尤其是后字单字调不明。

3 比较徐通锵（1985）对宁波话“鸭”的［ɛ］类音的分析。

4 “囡”本身就来自“女儿”的合音，见潘悟云（1995）。

5 苏州话韵尾［n］［ŋ］不对立，是不同韵腹后的条件变体。

6 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244）“海”字条表明上海话也有此义。其义项2注：“〈名〉表示方位，边，面。有人写作‘许’”。引例：“南海，即南面，居租界者称南市为南海也。北海，即北面，居城内南市西区一带者，每称公共租界北为北海也”（《清类稗钞·上海方言》）。词典作者称“有人写作‘许’”，并未明确“许”是否为本字。

7 吴语某些PPC复合词的距离指示义也证明了PPC来自相关短语中间名词代词的脱落。刘丹青（2003b）指出，苏州话“勒里”表近指，“勒哚”表远指。从字面本身得到不解释。经过与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比较，该文发现，苏州话复数形式有处所功能，表示某某人家里。而“里”正好是早期第一人称复数“我里”的后缀（现“我里”已合音为“伲”），“哚”是第二第三人称复数“唔哚”［n31-23 toʔ5-2］、“俚哚”［li44-55 toʔ5-2］的后缀。苏州话可以说“勒唔哚”（在你家）、“勒俚哚”（在他家），去掉中间的代词就成为远指的“勒哚”（在那儿）。同样的，“勒我里”去掉中间的“我”就成为近指的“勒里”，只是因为今天的苏州话“我里”已合音为单音节词而不再能表示处所用在“勒”后了。假如PPC是前字和后字的直接组合，就无法解释近指和远指的来历。

8 “囡”在吴语区也作“媛”，“囡囡/媛媛”是女孩甚至小孩的爱称，所以“媛”也常入女性人名，但进入普通话时被当作“名媛”的“媛”而读作yuán，这其实是与“囡”（女儿合音）完全无关的语素。

9 文献中有附会作“小孩里”的，其实与“孩”［ɦᴇ］不同音，只是与普通话“孩”音近。如：侬小孩里大起来勿是靠托女人个奶奶否。‘你小时候长大不是靠女人的奶吗？’（《方言圣人行实摘录·圣女亚加大·童贞致命》，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3年）

10 徐越（2007）专设一章详论浙北吴语的文白异读，其中没有涉及“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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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in Language Inventory: A Case Study of Phonological,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Diversification of xu（许）in Wu Dialects

Liu Danqing

 

Abstract: The word or morpheme xǔ（许）， a variant of the locative word suǒ in earlier Chinese, has developed into a function word or morpheme with multipl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semantic meaning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Wu dialects, ranging from a locative noun or suffix, a demonstrative, an aspect marker to a mood particle, and even a morpheme in quantifiers. The present paper, on the basis of rich achievements in the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phonological, semantic and syntactic diversification of xǔ in the framework of Language Inventory Typolog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trata of various pronunciations of xǔ in Wu dialect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er（儿）-suffixation, which is in a nasal form in Wu dialects, and examines the pathways of its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changes. By revealing the split of native speakers’ linguistic intuition on the word, caused by its phonological, semantic and syntactical diversific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word has triggered its split from one wor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elements in language inven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ntory typology, such splits in language inventory, or, inventory splits, strengthen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nguistic elements as to help to constrain the over-expansion of mighty categories in inventory. Final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all linguistic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functional extension, such as Gra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Semantic Map. Pay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inventory split.

Keywords: Wu dialects, xǔ（许）,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diversification, inventory split, Language Inventory Typology

（10073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liudq@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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