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宗族：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

《歙风俗礼教考》云：“地僻难免藏奸。徽居万山中，而俗称易治，缘族居之善也。一乡数千百户大都一姓，他姓非姻娅无由附居，且必别之曰客姓，若不使混焉。苟非面目素识，则群起而讶之矣。故奸匪无所容身，而勾捕最易。”^注241不论是一乡千百户大多一姓的同姓村，抑或是少数的异姓村，宗族都是徽州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徽州宗族有着严密的组织性和持续性，保持了汉唐士族宗族的遗风。这一方面是徽州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南迁的士族宗族得以保持其原生态。另一方面则是宋以来宗族历史沿革所致。朱熹《家礼》提出了加强宗族凝聚力的设计方案，其中有建祠堂、明世系、墓祭始祖和先祖以及置祭田等等。朱熹的方案，一方面对宋以后宗族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徽州望族（即南迁士族）实际宗族生活的客观反映。祭祀南迁始祖，是徽州宗族强化凝聚力的重要环节。《歙县志·舆地志·风土》描述了徽州的墓祭：“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俗重墓祭，往往始迁祖墓自唐宋迄今，犹守护祭扫惟谨。因之坟地迷信受病亦深，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亦其一敝矣。”墓者慕也，墓地乃追慕士族祖先的所在，也是收族、强化宗族凝聚力的所在。

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其先亦徽州望族，乃忠壮公程元潭之后。程氏一支后迁河南，即颢、颐家族。程氏兄弟对宗族理论的建树亦多。他们有“士大夫必建家庙”^注242的主张，并大胆提出庙祭始祖的方案，这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僭礼的行为。但是在宋代的徽州，这种僭礼行为已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前揭“世望河南”的方氏，在宋政和七年（1117），借着徽宗赐方储以“真应庙”额，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的结集场所、方氏认同的标识。祭祀始祖的合法化是在明代嘉靖十五年“诏天下臣民祀始祖”之后，宋、元时代徽州庙祭始祖的现象（尽管有时不得不通过神化先祖以取得庙祭始祖的合法权）正是南迁士族追念显赫家世、强化族人门第观念以及群体意识的举措。

透过徽州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徽州理学家的宗族理论在徽州实践的情况。徽州宗族在诸多方面保持了士族宗族的遗风。

首先，徽州宗族严密的组织性和持久性与士族宗族可谓一脉相承。赵吉士之《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休宁县志》在介绍该县宗族严密的组织性和持久性时，亦指出朱熹在士族向望族流变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抔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率皆通都名郡所不能有，此岂非谈道讲学，沐浴紫阳之所遗欤?”

其次，徽州宗族通过累世持续地墓祭、祠祭、修谱，维系并强化群体的认同和组织性。在徽州，有宗族就必有祠堂，祠堂之多是难以计数的。笔者曾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村唐川村考察，该村是方氏聚居地，人口仅百来户，居然有4个祠堂，其中3个分祠规模不大，1个支祠则规模可观。汪道昆在《溪南吴氏敦本祠碑记》中描述了吴氏祠堂之大：“中祠为堂，堂后为寝，皆五达。旁为左右翼，亦如是。改承祠务，为敦本祠署。其堂曰敦本。左偏为居室二区，举家之无居者。其后为塾。最后为处士祠……右偏为书室二区，召举宗之廪者。其后为廪，以廪粢盛。最后为厨，以共鼎赂。”有人说歙县的祠堂有6000座，有人说还不止此数。祠堂是宗族祭祖、聚会、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也是宗族组织控制族人的执法场所。庞大的祠堂群把徽州罗织成森严的宗族世界。

祠堂是宗族组织控制族人的执法场所。宗子、族长、祠首在祠堂代表祖先对犯规族人加以罚处。族规、家法、家典是宗族社会的行为规范。祁门《方氏宗谱》族规条说：“大凡家法不立，则事条难成；义方不训，则子孙罔淑。余族自始祖以来，家敦孝弟，族尚淳良，而忠厚之遗历久弗替。第恐族繁人众则心志难齐行履乖违，爰集其有禆于人伦、关于风化者，分列条规宗，俾通族子孙有所持循，庶几祖宗之流风永存也。如不遵者，男则罚银，女则罚布，顽则鸣公究治，决不宽恕。”由此阐明了族规的作用。族规家法则载之于族谱。

以下是歙县瞻淇汪氏敦睦堂的一通碑文，对族人的行为作出规范，共十条：

一孝弟宜讲明也。凡我族众有不爱其亲不敬其长者，族房尊长宜时加训饬，以杜忤逆之渐。有不悛者，集同族开祠斥逐，永远不得入祠。

一污俗宜革除也。乡俗之坏莫大于淫风，乡里之害莫甚于作贼聚赌，不肖子弟游手好闲蹈此习者，除送官严究外，邀族房长开祠逐出，虽身后不准入祠。

一族簿宜修整也。族中人丁繁衍，支派易于混淆，有非我族内而妄以伯叔兄弟呼者，亟宜会集斯文，共襄此举。

一婚姻宜慎择也。族中许聘之家，须于是日到祠内下书一封，其有门户不相匹配，玷辱家声，即行逐出，不许入祠。书仪定为二则：彩轿一千文，青轿五百文。隐瞒不举者查出倍罚。

一司年宜公忠也。凡十甲轮当，其账目同上下次头，而算余则封交下首，以备歉岁补偿。至弃伐坟山，更当会议。

一祠产宜慎守也。凡遇荒歉之岁，祠租该让若干，须会众公议。每年收清后，尤须会议，时价粜出。每当私匿违者，议罚。其小买交易，凭大买业主居中。

一轻生宜杜绝也。乡里恶俗有子挟其父，妇挟其姑，以及寻仇作命者，往往抛一死以害人。此后如有犯者，男主不入宗祠，女主不入支祠。若夫殉义，妇殉节者，不在此例。

一祠宇宜洁净也。头门封锁，无事不得擅开。如纵放杂人混扰以及堆放什物，定当议罚。

一簿籍宜永守也。祠内归户签簿，残失日久，今新立签簿，定其租额，存祠轮交，庶免产业侵占，而钱粮宜得肃清。

一衣冠宜整齐也。凡与祭宴饮，俱要冠丁各穿公服入祠。若衣冠不整以及未出动者，与祭宴一体议可。

解读这通书写于清同治八年（1869）的碑文，可以看到汪氏宗族实为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其中，轮值的甲长，担任宗族的司年，其行为要受到宗族会议、族房长、族众的制约。可见，保甲制度与宗族组织是相结合的。“会集斯文”一项，显示了士绅在族内的崇高地位；“集同族”、“会众公议”则说明族内有着民主的讨论。宗族组织的管理涉及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碑文还涉及宗族作为乡村组织形式的物质载体祠产、族簿、簿籍、祠宇等。宗族对违规族人的处分，最严重的是“开祠斥逐，永远不得入祠”、“开祠逐出，虽身后不准入祠”等。关于徽州宗族组织的具体运作，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