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学术的第三个维度

我们讨论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要从当代学术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学术，也要从传统学术的角度来思考当代学术。不过，如果要更透彻地理解我们当前的关切，似乎还应增加一个维度，这就是国际学术。只有在当代学术、传统学术和国际学术的三维空间中，我们的眼光才会更加清晰。

实际上，自“西学东渐”以来，每一个时代的学者在思考当前的学术时，都离不开这种三维空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早年受了很好的传统学术的熏陶，通过出洋又熟悉西学，回国后探索自己的学术出路，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思考置于这种三维空间中。即使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如陈垣、顾颉刚和吕思勉等人，也往往参照西学来观察和评论当时的国内学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前期固然不完全一样，但并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需要取法于传统学术的地方很多，但当前更迫切的问题，似乎是如何使中国学术真正成为国际学术潮流的一部分。我们说到“国际接轨”，总感到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轨”早就在那里，是欧美学术界铺设的，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去“接”。不过，中国学术要摆脱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状况，“接轨”又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过程。“接轨”牵涉民族自尊、学术权力和话语方式，也涵盖技术性的规范和程序。前面几点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也是“卑之无甚高论”；至于技术方面的事，我觉得倒是可以先着手来解决的。

先说一件看似简单的事，就是论著后面通常要附一个参考书目；可是这个书目如何排列，大家却有不同的做法。有人主张按照所引用论著的重要性来排列。但问题是，“重要性”完全是主观的和个体的标准，作者认为重要的，读者不一定了解，也不一定认同，以致查找和核对很不方便。可见，他还没有弄清楚参考书目的作用。参考书目是作者与读者的一个“契约”，是作者向读者保证他看过这些书，用了这些材料，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去查考。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办法是，英文（也包括其他西文语种）书目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中文书目则以作者姓氏拼音字母为序，也可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总之，要有一个大家都了解、都遵循的规则，便于检索和稽核，这样参考书目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一个技术性问题，涉及文章的长短。我们的期刊论文，短的一篇五六千字，长的也不过一万来字，实际上只是加长的“论文摘要”。按照研究规范，一篇论文要先介绍论题的学术史，可是文章篇幅太短，学术史刚开个头，全文就该收尾了。一篇论文，要真正把问题讨论清楚，没有充分的篇幅是不可能的。当然，“环肥燕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硬抻篇幅也不好。但是，正规的期刊论文确实要有两三万字的篇幅，才可能讲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可谓高产，一个人发表的论文，随便就是几十篇，甚至几百篇。我查过一些美国大牌学者的著述情况，有的一辈子发表的期刊论文不过几篇，多的也就是十来篇。我们的成名学者可以少发一点文章，把刊物的篇幅让出来，让正在成长的年轻学者多发一点；同时，我们的刊物也可以一期少登几篇，使文章的篇幅长一点。《历史研究》《清华学报》和《史学月刊》都登长文章，这个头带得好，令人欣喜。篇数少一点，篇幅长一点，大家发表的数量减少了，数字化管理的市场也可能会缩小。

我还想谈谈匿名审稿的事。这是个老问题，但长期没有解决好。过去做这件事有难度，因为稿件通过邮局寄来寄去，很费事；现在有电子版，用电子邮件，就方便多了。至于审稿费，我想，知名的学者哪里会在乎这点钱呢。按照美国学术界的惯例，杂志社找一个人审稿，那是一种信任和荣誉，一般是不给报酬的。他们有一套成熟的操作方式和伦理，我们是可以学的。不把匿名审稿制度建立起来，学术质量难以保证，抄袭和剽窃总是事后才被揭发出来，于是就变成了丑闻，损害刊物的声誉，也毁坏作者的前程。匿名审稿固然不能消除学术舞弊，但肯定可以减少一些。这样一来，我们的学术界不就能干净一点、平静一点吗？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小事，但在中国学术发展中却属于基础性的工作，不把它们做好，我们学术的前景如何，还真是很让人担心。

（2009年5月据会议发言整理）